彩票作弊“奥妙”多（1）

原文发表于2006年8月

本文所探讨的，是以彩票发行和销售单位为主体的“内部作弊”问题，不是以彩民为主体的“外部作弊”。彩票发展至今，外部作弊已经很困难，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内部作弊。本来嘛，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本文分三次写完，从即开型彩票到电脑彩票，逐一探讨。这个问题比少数几个人的贪污腐败问题更重要，这是整个彩票的腐败问题，希望引起彩票行业的注意和探讨。过去我对防止内部作弊问题多次提意见，无人重视，无人理我，现在只好拿到网上来公开讨论。

福利彩票发行初期，使用最传统的彩票方式，每票有一个不同的编号，公开开奖，凭号码中奖。这种彩票有一个特殊的麻烦：开奖前必须把剩余没有卖出的彩票收回作废，否则无法开奖。彩票的销售单位为了省事，往往不公布开奖日期，要等彩票卖完后才决定何时开奖。有时虽然公布了开奖日期，由于某领导临时来不了，还可能改期。彩民对此不胜其烦，因此彩票的销量上不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是我老刘第一个把西方的“即开型彩票”引入中国彩票市场。这种彩票中奖或不中奖，在彩票制作时就确定了，因此带来了一系列的彩票保安问题。彩票印制厂所交货的即开型彩票，哪张有奖，哪张没有奖，必须保密，彩票发行和销售单位不掌握这个机密信息。为了防止彩票制作单位作弊，每一箱彩票具体发往哪一个销售点，是彩票发行单位的机密，不让彩票制作单位知道。彩民购买这种彩票后，即买即开，无须等候开奖。“即开型彩票”是英文Instant Lottery的中文译名，这个中文名称也是我老刘创造和首先使用的。

很明显，这种彩票的保安性能要求很高，如果让人看出哪张有奖，哪张没有奖，这种彩票就没有意思了。这种情况下的作弊，是彩票质量不过关所引起的，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但是我必须承认，我所制作的即开型彩票，在早期曾经出过质量问题。一旦出现彩票的质量问题，就必须赔偿发行单位的损失。

福利彩票开始制作这种彩票时，把彩票卷成小卷，两头用缝纫机扎起来封口，很土，彩票的保安度也低。我看到其中的商机，就投资开厂，用机械化的办法生产一种比较先进的揭开式即开型彩票，后来又进一步改为刮开式，但是最主要改进是采用电脑随机打号的办法，使得中奖和不中奖的彩票在外观上一模一样，没有任何规律，难以作弊。这种彩票必须分成“奖组”，通常是一万张为一组。每组彩票中有一个一等奖，几个二等奖，和数量较多的小奖。如果每张彩票的售价是2元，每组彩票的销售收入是2万元，其中1万元用来发奖。

福利彩票采用即开型彩票后，销量明显上升，这种彩票形式在电脑彩票票出现前，就是中国彩票的主要形式。我厂在开始生产这种彩票时，福利彩票的印制处长韩战平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要我们把中奖和不中奖的彩票分开交货，而且中奖的彩票要比玩法规则上规定的数量更多印一些，由他负责把这两种彩票混合起来后销售。他提出这种要求的理由是：彩民不信彩票里面有奖，因此必须当众在有奖的彩票中进行抽检，证实有奖后，当众把有奖彩票插入不中奖的彩票，再当众“洗牌”，才能开始销售。这个理由说来很中听，中国彩票市场在启动初期，不得不考虑市场的特殊情况，我们也就同意了。但是韩战平掌握了全部中奖彩票，是否如他所说那样去做，那就不得而知了，即便他的确把有奖彩票全部插入销售，他也有可能在中奖彩票上做记号，公开作弊。他代表彩票发行单位，他怎么干我们管不着，我们只为他服务，无权干涉他在彩票发行中的细节。后来由于他的索贿行为，被我检举，法院判了刑，他除了索贿罪外，还有彩票销售中的作弊行为，我相信与此有关。

采用“规模销售”的办法来卖即开型彩票，是福利彩票首创的。发行单位首先租用一个可以容纳万人的广场，把十几辆汽车和无数电视机，电冰箱，自行车等奖品一字排开，阵容庞大。北京的彩民可能还记得：福利彩票经常在王府井南口扎台搞这种“规模销售”。彩票销售开始后，推销人员用高音喇叭促销，不断放鞭炮，宣布有人中奖。围观的群众开始持怀疑态度，眼看奖品一件一件被人领走，也红了眼，跟着也大买特买起来。在不断的“煽情”下，广场上聚集的群众越来越多，群众的购买“热情”可以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这种销售办法又称为“大奖组销售”，即把彩票的奖组扩大为十万张一组，甚至更大，但是以10万为一组的最受欢迎。这样做的目的是每组的奖金总额可以提高到10万元，就可以用一辆小汽车来做一等奖，彩票的号召力就大为提高。这种大奖组销售办法果然很见效，小汽车果然是最具吸引力的彩票奖品。但是采用大奖组后，又带来了新的问题：10万张彩票，分装10箱，一箱一箱依次销售。如果一等奖出现在第一箱内，彩民知道这组彩票中的唯一的一辆小汽车已经被人中奖开走，谁还来当傻瓜继续购买这组彩票那剩余的9万张？彩票销售单位岂不赔本？这种问题在国外不存在，因为国外即开型彩票不搞这种高度集中的“规模销售”。彩票是在无数零售点上静悄悄的分散销售，互相并不知道大奖出去了没有，即便大奖已经中出，剩余的彩票也一样继续销售，不受影响。“规模销售”就是集中销售，是分散销售的反面。

这又是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具体问题。为了解决集中销售带来的这个困难，彩票发行单位（这次是体育彩票了）要我告诉他们一等奖的那张彩票在哪一箱内，以便把无大奖的彩票先行卖出，把有大奖的这箱彩票留到最后才卖。我作为一个彩票制作商，立即陷于两难的境地。如果我把这个信息提供给发行单位，等于泄密，实际是向他们提供了一个作弊的机会。如果我拒绝提供，那么发行单位会认为我不合作，不协助他们解决彩票销售中的实际困难。最后我不得不和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达成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即我们同意把大奖设定在每组10箱彩票的最后三箱内，具体在这三箱中的哪一箱，由电脑随机决定，并必须保密。换句话说，在体育彩票的要求之下，我的彩票制作厂为他们生产了一种“特殊”的即开型彩票，这种彩票以10万张为一组，分装10箱，其中第1-7箱是没有大奖的，大奖只在第8-10箱内。（未完，明天续）

三位主任逐个说

原文发表于2006年8月

彩票这个行业，也许因为好处多，油水大，竟令无数英雄好汉“竞折腰”，其中还栽倒了好几个。福利的不算，只说和体育彩票有关的，有福建的倪志钦和李联友，广东的陈柳叶，陕西和西安的一大片，现在轮到体育总局，根据已经证实的消息，“进去了”两个。

但是坏人终究是少数，体育彩票发展至今，仅十二年历史，走过来的路很不容易，如果没有一大批好人在那里默默工作，哪有今天？1994年国家体育总局成立“中国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第一任主任是赵明宇。这位主任从零开始，把体育彩票搞起来，功不可没，他的最大贡献是建立了全国体育彩票的统一发行机制。

福利彩票比体育彩票早发行了六七年，已经在市场上抢占了先机。但是福利彩票的特点是省市各行其是。省市福利彩票的自主权很大，可以自己印制彩票，自己决定彩票规则等。设在北京的“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对各省市实际处于无权状态，缺乏管理力度。赵明宇在任期内，意识到要和福利争夺市场，必须全国各省市统一行动，集中力量，这条路他走对了。他上台后不久，就决定要搞电脑彩票，而且要搞全国联网。但是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电脑系统，谈何容易？需要很大的投资，很复杂的联网技术，赵明宇经总局批准同意，把开发这个系统的光荣任务交给我了。我们和体育总局的电脑人员共同努力，开发了一个成本很低又能满足需要的“非热线”系统，在很短时间内实现全国联网。福利彩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销售“即开型”彩票为主，我们协助体育开发了电脑彩票，走在福利彩票的前面了，为后来体育彩票销量的大幅上升奠定了基础。

小插曲：电脑彩票是一种以“自选”为主的“主动型”彩票。国家文件有明确规定，此类彩票是被禁止的。福利和体育的电脑彩票在初期都自称为“传统型”彩票，就是为了绕开政策上的红线。我们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主管部门明知道这是自己骗自己，也一样骗得过去。想当初不敢把彩票称为“彩票”，而称之为“有奖募捐券”，还不就是因为赌博的嫌疑太大？文件上规定不许搞“六合彩”，就改头换面，出台“五合彩”之类的玩法。政策是自己制定的，也是自己首先去违反的，但是政策不能修改，“死不认错”嘛。这种事情多不胜数。

体育彩票开始形成规模以后，伍绍祖对赵明宇不很放心，怕他钱多了在经济上出问题，就从计财司调来一个张伟华，监督体育彩票的财务。赵明宇脾气有时不太好，给人的印象是比较“霸道”。但是反过来想一想，一些大省市都想搞“独立”，不肯听指挥，统一大业不好搞，不霸道行吗？赵明宇是伍绍祖委任的，也是在伍绍祖离开体育总局前夕，决定将他调离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

赵明宇的继任者是从江苏调来的孙晋芳。孙的个性比较开朗，喜欢哈哈大笑。她上任后和赵明宇一样，也对体育彩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足球彩票”就是在她任内搞成功的。我们在很短时间内为体育彩票开发了“足球彩票”软件，但是足球彩票的整套玩法规则是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在孙晋芳领导下制订出来的。根据这套玩法，中国的足球彩票并没有和中国的足球比赛挂钩，而是借用欧洲足球的比赛结果来决定彩票是否中奖。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我当时很担心这个做法会引起“崇洋媚外”的指责。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我的顾虑是多余的。由于“足球彩票”的成功，使得体育彩票的销量大幅增长，终于在2002年赶上并超过了福利彩票。

体育彩票销量的上升，并没有使当时的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对孙晋芳感到满意，因为孙晋芳有一件事没有办好，那就是她上任后，没有完全按照袁伟民的心意立即把刘国生赶走。当时分管体育彩票的副局长是于再清，他为人正派，给我的印象很好。于再清和孙晋芳一样，为保护彩票利益和安全，不愿意对我采取激烈的排挤措施，争取通过谈判拉近双方的差距。于再清为了接任国际奥委会的职务，去美国学英语，我和孙晋芳之间的谈判实际已经很接近，我已经准备等于再清从美国回来后拍板作决定。就在于再清回国前夕，袁伟民召开党组会，把于再清分管体育彩票的权力卸掉，转给何慧娴。消息传来，我们打电话通知主管江苏体育彩票的陈柏，他马上说：完了，孙晋芳要倒霉了。果然，何慧娴主管体育彩票没多久，就把孙晋芳调离了体育彩票。江苏的陈柏到北京来接孙晋芳回江苏休假，我们目送孙晋芳离开北京，不知说什么好。

孙晋芳离开后，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一职，由计财司司长张昊兼任，实际的管理大权落在张伟华之手。张昊和于在清一样，比较正派，他一向对体育彩票没有什么个人野心，只指望体育彩票给他增加一些经济上的来源，解决他的财政需要。张伟华表面上谨小慎微，实则个人野心极大，早就想当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主任，现在他终于搞到了主管体育彩票的实权，可以说是小人得志。他与何慧娴两个一唱一和，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找我公司电脑工程师个别谈话，搞“策反”；用“空头支票”这种乱许愿的办法来收买我公司员工，为他搞“地下工作”。不久后，我们就退出了体育彩票，迅速撤离中国。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公司的电脑工程师没有一个“叛变”，不是因为对我“忠”，而是严守电脑工程师的职业道德，都是好样的。收了张伟华“空头支票”的员工，事后发现支票不兑现，也很后悔，但是已经上当了。

张伟华主管体育彩票以后，销量出现下滑，西安出现全国性体育彩票丑闻，但是张伟华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不仅如此，本来全国统一的体育彩票，开始出现一些省市分崩离析各行其是的局面，张伟华明显缺乏统管全局的能力。2004年国家审计署李金华提出了批评国家体育总局的第一次审计报告后，何慧娴公开为体育总局辩护，张昊倒是有自知之明，提出不再兼管体育彩票，何慧娴就在党组会议上推荐升张伟华为正。有人在党组会上对张伟华的业绩表示疑问，何慧娴说她用“人格担保”张伟华没有问题。这个上海女人的人格就是如此不值钱，在党组内其它成员的反对之下，张伟华的升正梦没有实现。2005年国家审计署第二次提出批评体育总局的审计报告，而且具体指名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有“作虚弄假”行为，张伟华开始日子不好过了，不断地写交待材料，仍然是百般推卸责任，不肯认错。这个“作虚弄假”案经过一年多的沸沸扬扬，随着张伟华调离体育彩票的消息，不了了之。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体育总局党组（不知是老党组还是新党组）在这个问题上是又保又盖，替他承担了。这两天忽然听到新消息：他“进去”了。看来除了“审计报告”事，还有其他更严重的问题。最令人不解的是还搭进去一个刘锋。上次见到刘锋时，看到他腰围见长，我就开他玩笑说：你的肚子尺寸已经超过资本家标准了。

赵明宇调离体育彩票之后，主管航空体育，脾气也改进很多；孙晋芳调离体育彩票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调整”后，接管网球运动。他们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都有很出色的表现。在我心目中，这两位至今仍然是我的好朋友。（完）

福利彩票应该给袁伟民发金牌奖章

原文发表于2006年8月

有人想知道我对中国体育彩票做过多少贡献，并提醒我不要自以为是“中国彩票之父”。

如果要选举“中国彩票之父”，我必选原民政部长崔乃夫无疑。改革开放以来，他是我国第一个考虑到要发行彩票的部级领导，他说服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从党中央到国务院，办妥了全部手续。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项目，但是他终于在1986年前后办成了完全合法的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福利彩票的批准手续。彩票是赌博的一种，当时的中国人刚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不久，为了避免直呼“彩票”其名，崔部长将之定名为“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这样一个怪怪的长名。直到若干年后才把“有奖募捐券”改称“彩票”。

彩票在中国出现后，我是全世界第一个到中国参与彩票业的外商，并且通过我带入了一大批外国的彩票公司。如果你一定要称我为“狼”，那肯定是一头嗅觉比较灵敏动作比较敏捷的狼。其实我哪里有这个本事？真正的原因是1980年以前，我在泰国投资经商近二十年，在社交场合认识了一位美国驻泰国大使馆的副大使阿诺德先生（Arnold），他打从认识我的第一天起，就自我介绍说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泰国的负责人，倒是不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回到美国后不久就退休，在美国最大的综合性彩票服务公司（Gtech奇泰克公司）担任顾问。1985年他从那里获得信息，知道中国政府就要批准发行彩票了。奇泰克公司需要开发中国彩票市场，阿诺德先生就把我推荐给奇泰克公司，因此我最初是受奇泰克公司委派，到中国和福利彩票建立接触的。只是由于当时政府的彩票政策不稳定，外国公司认为风险太大，没有一个敢投资，这才引起我自己投资自担风险的决心。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个赌注押对了。

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和体育有关的彩票，是1990年全国发行的“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集资奖券”，由北京市负责发行。由于这个彩票发行成功，各省市体委纷纷要求发行彩票。开始时还受到民政部的打压，但是到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形势急转直下，各省市开始自行批准发行地方性的体育彩票。那个时期，由于我举报了福利彩票的贪污案，已经被民政部所排挤，只能全力支持体育彩票，并且积极协助当时的国家体委（现国家体育总局前身）说服国务院领导，批准发行全国性体育彩票。1994年前，体育彩票终于获得国务院的批准，开始发行。当时的国务院批准文件对体育彩票限制甚严，每年都有销售的限额，我记得第一和第二年的额度只有每年五亿元。体育彩票获得国务院的批准，应首先归功于当时国家体委的领导伍绍祖和袁伟民。体育彩票后来的发展，和先后两位主管体育彩票的主任赵明宇和孙晋芳分不开，他们的贡献都很大。

对于体育彩票的批准发行，我当然有贡献。我是商人，我的兴趣是利润，但是我既然投身彩票，当然知道如果没有彩票，哪来的利润？从我涉足彩票的第一天起，我就明白这一点。但是把这种关系比喻为“狼和羊”是很不贴切的。这应该是一个“养鸡生蛋”的关系，没有鸡哪来的蛋？首先要把彩票这只母鸡养大，使之生蛋，而且要把母鸡繁殖成群，使蛋越生越多，才有可能考虑“母鸡”生下来的蛋如何分配。这里面不仅有一个明确的主次关系，也有一个明确的分配比例问题。彩票所得，首先要归体育基金，其次才是彩票的发行费用和彩票的印制成本等。我印制彩票，只是从彩票的印制费用中赚取利润，并不是小杨所说的那样，把彩票的利润空间全部占去了。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保护彩票这只能生蛋的母鸡，万万不能把它拿来宰了吃了。

有一点我不否认，那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是体育彩票的独家制作商，有人想当然，以为这是伍绍祖特殊照顾我。他们不知道彩票是特种产品，彩票的印制厂商需要具备政府批准的专业执照。在很长时间内，有这种批准证书的厂商都忙着去印制福利彩票，他们合伙排挤体育彩票，使之没有彩票货源。福利彩票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把我排挤出去，无形中给体育彩票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货源，而且在很长时间内几乎是唯一的合法货源。说我“和体育彩票共同成长”，这话一点没错，正是如此。我的彩票印制执照是哪里来的？是福利彩票协助我办的，因此我还要感谢福利彩票。最初在北京办的彩票印制执照，有很多限制，主要是不允许搞印刷，只能做彩票的后期制作，因此在很长时间内我们的彩票需要委托外厂印刷。为此我们决定把厂迁到天津。在天津我们才领到了完整的含印刷许可的彩票制作牌照。

做生意要提倡“双赢”，大家共同把彩票这只“母鸡”饲养好，都有蛋吃。袁伟民就不接受这个道理。也难怪，他这辈子在体育竞赛场上，不是你输，就是我赢，如果平手，还要再决，直到出现最后的赢家为止。他这辈子哪见过“双赢”的事？伍绍祖主政期间，体育总局党组通过决议，和我们组合资公司，分享利润。袁伟民在党组会上举手赞成，背后却通知下属拖延不办。我怎么知道的？体育总局计财司长张昊亲口告诉我袁要他拖延不办！袁伟民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撕毁党组决议，搞掉刘国生。他哪来这么大的气？因为我太靠拢伍绍祖了？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气鬼。

我协助体育彩票成为福利彩票的强有力竞争对手，在彩票销量上赶上甚至超过了福利彩票，使得福利彩票对我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他们多次挑拨离间，把我说成是陷害他们干部的“毒蛇猛兽”，希望体育彩票也排挤我，但是国家体育总局领导伍绍祖不为所动。伍绍祖离开体育总局后，他的接任者袁伟民多次教育体育总局的干部，用我当年揭发福利彩票贪污腐败行为来说事，把我说成是陷害好人的“坏人”，要他们小心。袁伟民终于干了福利彩票所想干而干不了的事：排挤刘国生。我离开体育之时，正是体育彩票年销量首次超过福利彩票之时。此后体育彩票丑闻频频，年销量直线下降，远远落在福利彩票之后。我建议民政部的福利彩票给袁伟民发一个金牌大奖章。（完）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原文发表于2006年8月

今年四月份我利用回北京的机会，邀请了一些过去我属下公司的老员工，来家里聚聚，聊聊天。我退休已经三年，和这些员工三年没有见面，很想知道他们的近况。这些老员工中的很多位已经和彩票结下不解之缘，我公司解散后，他们受聘于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属下的企业，继续为体育彩票服务。其他的多数在外资或合资公司任职。他们都有很好的职业，我为他们感到高兴。

我解散公司后，允许并鼓励这些员工到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去任职，并且有意避免和他们联系，以免被人怀疑是我派去的奸细。我听说体育总局分管彩票的副局长王军，曾经追查我公司的哪些员工被体彩中心录用了，似乎有“一人斩首，株连九族”之势，要赶尽杀绝。三年过去了，他们的工作表现都不错，我觉得可以和他们见见面，叙叙旧，才请他们来。即便如此，我和他们见面时，尽量不谈彩票，也不问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任何近况，以免被人怀疑我想干什么。

有一位老员工，还是忍不住向我反映了一些无法令任何人理解的怪事。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投资了一两个亿，在北京亦庄开发区建造了一个现代化的彩票印刷厂，从瑞士引入了最先进的彩票印刷设备，已经三年了，竟然没有印出彩票来。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工厂，三年来竟然停在那里不事生产，却养了一大批人在那里坐吃。这还不要紧，最可恶的是这个厂里聘请的员工很多都是体育总局的的职工亲属，通过各种内部关系进来，他们最擅长的就是“窝里斗”，向自己在体育总局的关系人打各种小报告，使得这个厂的管理工作很难做。

一年多前，我从河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朱小明那里听说，这个彩票厂计划印制“即开型彩票”，但是有技术问题无法解决，主要是一种特殊油墨的性能掌握不好，彩票质量不过关。他们传说我有特殊配方，是保密的。我听后忍不住大笑，说我哪里有什么配方，我只是从一家好的油墨厂买到了性能优异的好油墨罢了。这个油墨厂的产品是我第一个引入国内市场的，我退出体育彩票后，他们希望保住中国市场，也知道除了体育彩票之外还有一个福利彩票，希望通过我卖油墨给福利彩票。我当时已经决定退休，就让这个油墨厂直接去联系福利彩票，后来福利彩票就改用了他们的油墨，白捡了一个便宜。我听朱小明说体育彩票由于油墨问题造成彩票质量不过关，就说只要体育彩票来找我，我一定会把这种油墨的货源告诉他们，协助他们解决质量问题。这话说了有一两年了，体育彩票没有人来向我求教。我知道他们有一个面子问题，如果向我求教就等于是“认输”，因此宁可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做不出合格的彩票，但是这个“面子”却万万不能丢。

有一位员工很感概的说：现在才知道国家的力量有多大。这种事如果发生在我的企业里，早就破产关门了，但是依靠国家的力量，他们可以无限制的支撑下去，反正是花的国家的钱。
“老领导”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话我完全赞成。

十年前，云南省投资好多个亿建造汽车轮胎厂，我的一位朋友做成了一大笔生意，卖了一整套加拿大淘汰了的旧设备给这个厂。几年过去了，这个轮胎厂一直开不了工，做不出轮胎。后来分管这个轮胎厂的副省长因为贪污问题被抓起来了。多少亿元的国家投资就此泡汤了。这些领导，为了几十万或几百万元的回扣，不惜浪费几个亿去建造一个完全没有必要建造的工厂，因为这几十万或几百万是他自己的好处，他自己的亲属子女也在这个企业里找到了好职位，至于做不出轮胎，浪费了国家几亿元的投资，关他屁事？

我看到我国驻外使领馆的一些员工，有时为了买一些私人用品省几块钱，可以坐车从城东赶到城西，再从城西赶回城东，货比三家，不厌其烦，不怕浪费宝贵的工作时间和车油，就是因为省下的钱是他自己的，浪费的工作时间和车油是国家的。这样的事太多了。

我们的国家越富，浪费也越大，特别是对一些自然资源的大规模掠夺性开采，对环境所造成的极度污染，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将来，不顾下一代，想起来就觉得其十恶不赦。浪费，往往是一种比贪污要严重很多倍的严重罪行。（完）

与“羊”共舞的“狼”

原文发表于2006年8月

我的一篇短文“作虚弄假的中国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引起了一些小风波。有一位朋友称我为“正义的老人”，使另一位朋友反感。谢谢前面这位朋友对我的夸奖，你不夸我我没事，你这一夸就夸出事来，让我挨骂啦！你真该死！

后面这位朋友反驳前面那位朋友的评论,他说：“客观的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刘国生是与体彩共同发展的，体彩初期的发展他贡献非常大，但他绝对和正义无关。刘国生是一个商人，下手够狠的商人，吃透了中国官场的商人。有２只狼，１只拼命的吃羊，照着绝种吃；另１只一边养羊一边吃，在保持羊的种群勉强能发展的平衡下，吃掉所有利润空间。他们的区别是１只是蠢狼，１只是聪明狼。狼终究是狼，不存在正义的狼。”

写这评论的人是匿名的，姑且称其为“小杨”。匿名骂人，非大丈夫也，但是小杨的气这么大，把我骂作“狼”，可能被我咬伤过，我谨此表示歉意。

首先，争论我刘某人是否“正义”或骂我是“狼”，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欢迎对我博客文章内的论点或事实进行争论。显然，我批评“中国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作虚弄假”，有人听了不舒服，要出来骂街。顺便说一句，自从国家审计署点名批评中国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作虚弄假”以来，没有看到这个中心做过任何自我批评，正是符合了我所写的“丑陋的中国人：懦弱”中“死不认错”那一条。

我家祖孙三代都经商，都是地道的商人，这并不需要小杨来给我“正名”。为商最难的就是依法经营，依法纳税，不搞歪门邪道。俗语说“无商不奸”。奇怪的是小杨没有骂我为“奸商”，没有指出我参与中国彩票这漫长的15年中，有哪些违法乱纪的事实，这不仅很不平常，简直是在表扬我了。

至于说我手段“狠”，我相信“狠”不过索罗斯。索罗斯才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狼和虎。 按照小杨的说法，我这头“狼”毕竟还养活了一批“羊”，这又是在表扬我了。我参与中国体育彩票的十年中，体育彩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短短几年内销量超过民政的“福利彩票”，这哪里是小杨所说的“勉强发展的平衡”？遗憾的是我退出体育彩票后这两三年内，体育彩票年销量已经远远落在福利彩票之后达100亿元。不知道小杨有没有从这前后对比中看出我和体育彩票的关系，并不是你所说的“狼”吃“羊”的关系吧？

“对体育彩票早期发展贡献很大”，这更是对我不折不扣的表扬了。其实这话只说出了一半，如果说完整了，应该是：刘某人“早期贡献很大，后期赚钱很多”。这后半句很重要，万万不能省略。正是这个后期的“赚钱很多”才令很多人得了“红眼病”。我们中国人所擅长的“窝里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红眼病”，妒忌心。本来是一件很好的可以双赢的事情，非要把别人说成是“狼”，把自己看作是“羊”，非要弄到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可悲之处。

“吃透了中国官场”这句话说得好。如果不是这样，我如何能写出洋洋十大篇“丑陋的中国人”？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和丑陋面，近五六十年内在我们中国的官场中被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话要说回来，如果我真正吃透了中国的官场，就应该去“踩伍绍祖，跪袁伟民”。如果我这样做，赚钱绝对不止现在这些，小杨也未必会骂我为“狼”。但是我没有这样做。“三讲”期间伍绍祖受政治迫害，我为他鸣不平。伍绍祖下台后，体育总局不许他到桥牌协会打桥牌，我又公开为他鸣不平。这就是我刘国生这个笨蛋所干的蠢事。对此我至今不悔。伍绍祖是清白的，他支持过我，我不会忘记他。

真正吃透中国官场的是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张伟华和他的后台何慧娴。体育彩票出了全国性的“西安宝马丑闻”之后，这些人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们侵吞彩票公款，拿来发奖金，盖宿舍，在国家审计署点名批评其“作虚弄假”后，百般狡赖，说什么“桥是桥，路是路”，反过来指责国家审计总署冤枉他们了。这两匹“羊”都应该进监狱，但是何慧娴当了政协委员，张伟华只是调职而已。

在“正义老人”和“狼”之间，我宁可选择做“狼”。这个世界上“正义”这两个字早就被人践踏得不像样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人实在太多，貌似“正义”的人，往往实则虚伪，是披着羊皮的狼。狼虽然表面凶恶，但是它咬人之前必先龇牙咧嘴，让你知道他想干什么。现实生活中的狼，既不披羊皮，也不卖狗肉，尤其是不搞阴谋。（完）

退休篇

原文发表于2006年6月

我一生受过三次比较重大的打击，但是每次都能逢凶化吉，变坏事为好事。我所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发生在1957年，那时我年仅十九岁，被划为“右派”，又挨批又挨斗。对我的打击虽然很大，但是我把它视为踏入社会前的洗礼，坏事变成好事。我所承受的第二次打击，则是婚姻破裂所造成的。事情发生在70年代末，由于我的过失，与我共同奋斗多年的前妻车克煦坚决要和我分手，对我打击很大，但是后来我和谢晓虹的结合，使我的后半生充满快乐，坏事又变成了好事。

1986年，一位从中央情报局退休下来的美国朋友给了我一个信息：中国就快开始发行彩票了。这在当时有些不可思议，谁都知道彩票是一种赌博，而中国宪法是禁止赌博的。但是我和晓虹还是赶到北京打探情况，发现民政部果然刚获得国务院批准，发行福利彩票（当时的全称是“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我们这么早获得如此重要的信息，在商务上占了先机。1988年，我们在北京投资创办的“北京乐达利实业公司”，成为福利彩票三个定点印制单位之一，也是全世界第一个介入中国彩票业的外商。最初发行的是传统型彩票，票上有号码，开奖后，彩票号码符合中奖号码的，就中奖了。这种彩票很不受欢迎，因为当时开奖时间不固定，为了把彩票在开奖前卖完，发行单位迟迟不开奖，即便到了公布的开奖时间，也会因故拖延改期。我们从国外引入了“即开型彩票”，购买后打开彩票，可以立即知道是否中奖，无须等候统一开奖。这种彩票搞活了福利彩票。

1989年，工厂仅开工一年，我们向检察部门举报了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工作人员向我们索贿的非法行为，民政部的三名处级干部被逮捕，其中一名被判刑。我们做了该做的事，但是民政部门把我们视为毒蛇猛兽，党组通过决议，不准下属继续和我们业务往来。就这样，刚建立起来的彩票印制业务就夭折了。

1990年，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北京市政府获得国务院批准，发行“亚运会集资奖券”，我公司中标，成为该彩票的制作单位，濒临倒闭的公司业务被救活了。这是最早期的和体育有关的彩票，从此我们和体育建立了关系。亚运会集资奖券的成功，使得全国各地的体育部门都纷纷要求发行体育彩票，福利彩票不允许为他们提供彩票的印制单位也为体育部门提供彩票，我公司就成为唯一合法的向体育部门提供彩票的制作单位。但是由于体育彩票没有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准，民政部门不断要求国务院下令取缔，我们的业务前途很不稳定，因此当时最重要的业务活动是协助体育部门获得长期合法的发行权。

在我们的不断支持，协助和活动之下，国家体育总局（当时为“国家体委”）终于获得国务院的批准，长期发行体育彩票。1994年，我们成为中国体育彩票的定点制作单位。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是伍绍祖，刚从国防科工委调来，对于我们举报福利彩票管理人员索贿贪污的过程很了解，他支持我们的举报揭发，认为我们奉公守法，可以信赖。在伍绍祖的支持下，体育彩票发展很快，到2001年，销量达到人民币200亿元，超过了福利彩票。

1998年，国家体育总局党组通过决议，和我们建立中外合资企业，长期合作下去。2000年初，伍绍祖调离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袁伟民升为总局局长。袁伟民上台前，就暗中拖延与搁置合资，他上台后不仅否定了他自己举手同意的上届党组的合资决议，还要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结束和我们的业务。多年来，袁伟民和伍绍祖不和，这是公开的秘密。袁伟民把我们看作是伍绍祖的关系户，他一旦掌握权力，就不顾一切要切断伍绍祖的旧关系。所谓“一朝君子一朝臣”，这是封建社会的惯常现象，发生在中国的政府部门，就有点古怪。现在的中国，毕竟不是从前的封建王朝，解决这类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公开投标，公平竞争。

但是袁伟民偏不这么做，只是一意孤行，要和我们断绝往来。他的主要理由是不能让外商参与彩票业务，不安全。这一点，无人能够反对，谁敢给一个外商打保票？尽管十多年来我们一向奉公守法，没有违反任何政策法规，体育彩票越做越好，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安全事故。他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利益问题：刘国生赚钱太多。这倒是事实。

2003年春节过后，我们被迫离开体育彩票。这一年，我刚好满65岁，就决定退休。我在中国彩票业翻滚了十五年，中国的彩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我是有贡献的。在我完全没有错失的情况下，只是由于袁伟民排除异己，使我被迫离开彩票业，这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十五年来我们也从中赚了不少钱，退休后可以高枕无忧，这是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地方。我们结束在中国的生意时，没有任何债务问题和税务问题。干手净脚的来，干手净脚的走。

我们离开后，国家体育总局投资一个多亿元自己设立彩票印制厂，已经三年了，没有生产出一张彩票。在此期间，体育彩票的销售出现滑坡，远远落到福利彩票之后。在此期间，国家审计署两次点名揭发国家体育总局在公共资金的使用上有违规行为，特别是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作虚弄假”，造成彩票资金大量流失。袁伟民在2004年奥运会上为中国夺得不少金牌，2008年北京奥运会已经逼近了，袁伟民完全可以破例连任一届，但是2005年初他也下台了。国内人的说法是：袁伟民退休后什么都不是。

对我来说，这个退休虽然不是我的自愿，有被迫的成分，但是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没有外力的推动似乎很难自己控制得住，有如一个人进入赌场后，输了想赢，赢了想多赢，不肯离开，无法自制。最后只有两个结果：一是输精光后被迫离开，二是在你还是赢家时有人拉你离开。

从这个意义来看，又何尝不是坏事变成好事了？甚至可以说，这原本就不是坏事。应该承认：我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这也许是凡夫俗子的通病，环顾我们的周围，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见好就收”的？（完）

一个共产党员的悲哀遭遇

原文发表于2006年6月

一个共产党员的悲哀遭遇
Monday, June 19th, 2006
1989年，福利彩票（最初的名称是“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开始发行不久，民政部长崔乃夫抽调了一位司局级干部来主管彩票，他就是原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任张景发。崔部长特别将这位新的主任介绍给我们，说张景发就是他的代表，有什么事都可以找他谈。当时我们是福利彩票的三个定点印制单位之一，又是外资企业，崔部长对我们是很看重的。当年的张景发大约四十出头，除了官气比较重之外，可以看出，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生活朴实，对人诚恳，是个正统的共产党员。

有一天，张景发主任到我厂参观，并且问我，我们和他属下工作人员接触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任何违规的行为？我说如果你不问，我不会讲，既然你问了，我必须如实向你报告，你属下的印制处长韩战平向我们索贿了。他向我询问了有关情况后，态度非常明确地向我表示，这种人和事一定要严肃处理，不能放过。那是1990年初的事，“六四动乱”刚结束不久。学生闹事的原因之一是腐败现象，政府开始承认存在腐败现象，并着手整顿。张景发的这一态度，完全符合当时共产党的政策。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张景发认为，这件事无法从民政部内部解决，原因很简单：韩战平是原兰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已去世，去世前任福建军区司令）的大儿子，崔部长是原兰州大学校长，他和韩司令的关系很密切。据张景发说，崔部长从兰州调来北京，又当上民政部长，韩先楚从中帮了很大的忙，他肯定要对韩先楚有所回报。韩的儿子韩战平在民政部当处长，崔部长要关照他，不可能公正严肃地处理韩战平的索贿行为。因此，他对于韩战平问题不得不暂时保密，不能报告上级领导，不能通过民政部内部解决。他建议我直接找公检法单位，举报韩战平。张景发甚至向我表示：将来他即便为此丢掉乌纱帽，也决不能放过这些腐败份子。

我本人在国内受过12年共产党的教育，也一向认为腐败行为只有国外才有，对于共产党内出现的腐败行为，同样是深恶痛绝。为了慎重起见，我征求了贾春旺（当时国家安全部部长）和伍绍祖（当时国防科工委政委）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应该向有关部门举报，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涉案的是军头韩先楚的儿子。

我终于向北京市检察院举报了韩战平的索贿行为。可能由于涉及军内高层的子女，案子移交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由当时新成立的反贪污贿赂局赵登举局长亲自处理。在赵登举亲自策划和我们的配合下，韩战平就在我们暂住的北京假日饭店的大门口被捕了。当时我竟敢去碰军区司令的儿子，不知道是吃了什么虎心豹子胆，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张景发的积极配合与鼓动，我是不敢这样做的。

韩战平事发后，崔部长找我谈话，我把过程向他详细报告了。他问我，除了韩战平以外，还有什么人存在这种问题。我向他直说，你属下的祝江山（处长），林建军（副处长）和骆新都（副处长）三人，有“吃回扣”的问题。崔部长一听问题这么严重，也急了，立即建议说，这三个人的问题留在内部处理，你不要到外面去揭发。我当即表示同意。

祝，林，骆这三人，听说韩战平被捕，怕自己的问题也被揭发，办了一件很愚蠢的事，居然来一个恶人先告状，写了一封举报信，捏造事实，揭发我的“贪污行为”。张景发把这封举报函拿来给我看，直把我气得火冒三丈。由于我已经向崔部长作了内部处理的保证，只能也写一些材料，一方面否认这三人对我的指控，另一方面举报了这三人的吃回扣行为。我把这些材料交给张景发之后不几天，检察院找我谈话，向我查询有关这三人的情况，我这才知道张景发自己把这些材料交给检察院了。我在检察院当场打电话给张景发，告诉他检察院查问这三人的事，问他我是否可以向他们如实交代，张景发答复说可以。这样，这三个人的问题也被检察院立案调查了。不久后，祝江山和林建军也被逮捕，只剩下一个骆新都还逍遥在外。骆新都的丈夫是李铁林（原中组部副部长，李铁映的弟弟），大概是检察院对她网开一面了。

民政部三个处级干部先后被捕，震动很大。崔部长责怪我把后面这三个人的问题公开了出去，我不得不如实告诉他这三人的问题是张景发用我所写的材料去举报的，而我写这些材料的原因是这三人指我“贪污”，我不得不为自己申辩，把全部事实说清楚。

事情弄到这个地步，虽然张景发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支持我的行动，但是民政部党组在崔乃夫把持之下，竟通过决议，把我列入黑名单，不允许民政部的工作人员今后与我接触，我和民政部的生意也做不下去了。此后不久，崔乃夫部长利用张景发因病住院的机会，把他的职务和权力也全部卸除了，实际上是把他赶出了民政系统，果然如他所预见的那样，丢了“乌纱帽”。

你可以说我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奸商，甚至可以说是我把这几个人拉下水的。但是张景发错在何处？据熟悉内情的人告诉我，张景发知情不报他的直属上级，犯了共产党内的大忌。但是“反贪污”和“反腐败”是共产党最高当局的决策，张景发效忠于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在明知道自己的上级会包庇罪犯的情况下隐瞒了实情，这也错吗？我想不明白。

张景发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他的遭遇，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共产党的悲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