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福利彩票》在重庆开办豪华赌场，以对抗私彩为理由，是一大发明。依次类推，用官娼来对抗私娼，也应该是合法的了。
我国最早盛行私彩的地区是海南省。这个地区的私彩之所以屡禁不止，主要原因在于某些政府部门（例如工商，财税，公安，城管等）支持地方私彩，因为私彩给他们带来了经济利益。官彩和私彩之间的争夺，实际也反映了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争夺。
重庆这个赌场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豪华，而在于彩票发行单位暗中提高彩票的返奖率（即赌博性），以此来吸引顾客。
彩票含赌博性，反映在彩票的返奖率上。国际公认的彩票返奖率以不超过50%为度。提高彩票返奖率，就是用提高彩票赌博性的办法来提高彩票销售，增加收入，如同在咸鸭蛋里打入苏丹红，或在食品中加入过量含毒材料，只求利润，不顾是否对人体有害。
有人反驳以上观点，说是不必研究彩票的赌博性问题，只要是官方批准的，就不是赌博，就是合法，只要没有经过批准，就是赌博，就是非法。这个说法并不新鲜，我国古代就有“可以放火，不许点灯”的说法。
彩票这个东西，之所以允许垄断经营，就在于政府有责任抑制其赌博性。如果允许其恶性膨胀，不如全面开放赌博，政府收税更来得省事。
我老刘并不反对赌博，也不反对嫖娼，更不反对吸毒，但是我反对不尊重法律。
我们生活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中，维持社会正义与和谐的必要条件就是大家遵守同一个玩法规则，无人例外。据我所知，我国法律禁止赌博，禁止娼妓，禁止吸毒，只要国家法律没有改变，还是如此规定的，就必须得到全民的尊重，必须遵守。
如果政府带头违法，如何要求百姓守法？
怪不得李锐老把“宪法要执行”放在国家政治改革的第一优先地位。
2007年7月16日星期一
声言为打击地下博彩 重庆开设豪华赌场
（新加坡）新明日报 (2007-06-26)
（综合电）巨型地毯、璀璨灯饰、清新空气……，这是中国最新、最豪华的博彩厅。为打击地下博彩，重庆市一个以即开型福利彩票为主打的“赌场”日前开幕，内有投注机（类似老虎机），还以百万人民币打造赌场风格的豪华装修，有中国网民狠批：“掩耳盗铃！打造中国赌城。”“最豪华老虎机赌场开幕了。”
“官方赌博叫博彩，含蓄啊！”“赌博终于合法化了！”虽然博彩厅经理坚称，福利彩票是公益事业，该博彩厅更是引导彩民走上正轨，但中国网民异口同声指摘，名为博彩厅，实为赌场。
美国赌城澳门取经
刚于上周四开幕的“赌场”，全名为重庆“中福在线”金岛销售厅。位于渝北区龙溪镇松石大道47号的金岛厅，占地4,000平方尺，由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除了向出售“双色球”等传统福利彩票外，赌场内并设置20部中福在线（即买即开型福利彩票）的投注机（类似老虎机），场内并有四个VIP贵宾房。其中“香格里拉”的金岛厅，不仅有幽静的环境，曲径通幽的独立楼梯，璀璨的灯光，一尘不染的海蓝色地毯，还有内地首屈一指的排烟通风系统。
许多人到赌场都很怕吸二手烟，金岛厅于是引入一个价值数十万元的通风系统，它不仅可以过滤空气，将室内温度长期调整至25℃。整个赌场的装修费用上百万人民币，而装修前，福彩中心并派人到拉斯维加斯、澳门等赌场考察，令金岛厅赌场风格注入不少国际化元素，许多硬件都是从国外入口的。
出席开幕仪式的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任潘鸿滨表示，金岛销售厅将有助重庆博彩业的发展：“我们将以‘金岛’为起点，全力打造重庆‘福彩休闲娱乐一条街’，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进而形成与重庆新特区相符合的阳光博彩产业。”
中国非法赌博1600亿
中国以福利彩票、体育彩票为主的官方赌博业，去年投注总额逾818亿人民币（约164亿新币），当中福利彩票压倒体育彩票，成为中国第一官赌，全年投注额达498亿（约100亿新币）。
玩法类似角子老虎机的“中福在线”，近年异军突起，相信是带动福彩投注额节节上升的主要动力。
“中福在线”2003年开始推出，广东去年中福投注额逾亿，当中以汕头最厉害，总投注额超过3000万（600万新币）。不过，官赌不及私赌（或称非法赌博）厉害。中国合法与非法赌博比例为1:10。若以此推断，包括六合彩在内的私赌去年投注总额，可能高达1600多亿新元。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钟剑华表示，中国官赌玩法不能满足赌民要求，令大量资本流向地下赌博市场。
（综合电）巨型地毯、璀璨灯饰、清新空气……，这是中国最新、最豪华的博彩厅。为打击地下博彩，重庆市一个以即开型福利彩票为主打的“赌场”日前开幕，内有投注机（类似老虎机），还以百万人民币打造赌场风格的豪华装修，有中国网民狠批：“掩耳盗铃！打造中国赌城。”“最豪华老虎机赌场开幕了。”
“官方赌博叫博彩，含蓄啊！”“赌博终于合法化了！”虽然博彩厅经理坚称，福利彩票是公益事业，该博彩厅更是引导彩民走上正轨，但中国网民异口同声指摘，名为博彩厅，实为赌场。
美国赌城澳门取经
刚于上周四开幕的“赌场”，全名为重庆“中福在线”金岛销售厅。位于渝北区龙溪镇松石大道47号的金岛厅，占地4,000平方尺，由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除了向出售“双色球”等传统福利彩票外，赌场内并设置20部中福在线（即买即开型福利彩票）的投注机（类似老虎机），场内并有四个VIP贵宾房。其中“香格里拉”的金岛厅，不仅有幽静的环境，曲径通幽的独立楼梯，璀璨的灯光，一尘不染的海蓝色地毯，还有内地首屈一指的排烟通风系统。
许多人到赌场都很怕吸二手烟，金岛厅于是引入一个价值数十万元的通风系统，它不仅可以过滤空气，将室内温度长期调整至25℃。整个赌场的装修费用上百万人民币，而装修前，福彩中心并派人到拉斯维加斯、澳门等赌场考察，令金岛厅赌场风格注入不少国际化元素，许多硬件都是从国外入口的。
出席开幕仪式的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任潘鸿滨表示，金岛销售厅将有助重庆博彩业的发展：“我们将以‘金岛’为起点，全力打造重庆‘福彩休闲娱乐一条街’，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进而形成与重庆新特区相符合的阳光博彩产业。”
中国非法赌博1600亿
中国以福利彩票、体育彩票为主的官方赌博业，去年投注总额逾818亿人民币（约164亿新币），当中福利彩票压倒体育彩票，成为中国第一官赌，全年投注额达498亿（约100亿新币）。
玩法类似角子老虎机的“中福在线”，近年异军突起，相信是带动福彩投注额节节上升的主要动力。
“中福在线”2003年开始推出，广东去年中福投注额逾亿，当中以汕头最厉害，总投注额超过3000万（600万新币）。不过，官赌不及私赌（或称非法赌博）厉害。中国合法与非法赌博比例为1:10。若以此推断，包括六合彩在内的私赌去年投注总额，可能高达1600多亿新元。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钟剑华表示，中国官赌玩法不能满足赌民要求，令大量资本流向地下赌博市场。
2007年7月14日星期六
几点有关彩票的意见和建议
原文发表于2007年5月
我从去年5月开博，写了各类博文250多篇，其中有关彩票的50多篇，除了“发泄私愤”外，不少是给彩票提意见，不论是否正确，如果能引起大家讨论和有关方面注意，就算达到目的了。
今再次将这些意见归纳如下，供有关领导参考：
关于彩票的政策导向
彩票有赌博性，有负面影响。用刺激赌博来增加销量，是一种对社会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彩票的政策主管部门对此要严加防范。今年的彩票销量可能达到或超过1000亿，但是所提供的公益金不过350亿，只占国家财政收入不到百分之一，如果为此而刺激赌博，贻害百姓，绝对得不偿失。
改进意见有以下几条：
（1）彩票的奖金返还率应严格控制在50%以内，不得超过；
（2）禁止采用“视频博彩”设备卖彩票；
（3）禁止网上的一切彩票交易；
（4）禁止“彩票预测”等欺骗行为；
（5）禁止一切以发财暴富为宣传的彩票广告。
关于彩票的发行体制
我在去年9月3日《体制不改，弊端不止》的博文中，已经提出五点改革建议，今再归纳整理如下：
（1）合并两大彩头，结束部门彩票，一切利益归公；
（2）政企分开，主管部门制定政策，监督发行，不搞经营；
（3）彩票销售和其他相关单位全部企业化，独立核算，发牌经营，彩票主管部门公开招标竞争，降低各项费用成本；
（4）开放各种彩票玩法；
（5）一切账目公开透明，建立监督机制，接受第三方审计。
关于彩票立法和管理
彩票这块“石头”已经摸了20年，各种问题和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到了“过河”的时候了。如果彩票符合宪法精神，就应确定其合法地位，正式立法，规范发行，否则就干脆取消。
彩票立法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要体现彩票的公益属性，一切利益归公；
（2）要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对彩票赌博性的抑制作用；
（3）要体现有关体制改革方面的各项意见；
（4）坚决取缔和惩治各种私彩和赌博行为；
（5）要体现公益事业的特点，一切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
敬请各位发表意见。
我从去年5月开博，写了各类博文250多篇，其中有关彩票的50多篇，除了“发泄私愤”外，不少是给彩票提意见，不论是否正确，如果能引起大家讨论和有关方面注意，就算达到目的了。
今再次将这些意见归纳如下，供有关领导参考：
关于彩票的政策导向
彩票有赌博性，有负面影响。用刺激赌博来增加销量，是一种对社会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彩票的政策主管部门对此要严加防范。今年的彩票销量可能达到或超过1000亿，但是所提供的公益金不过350亿，只占国家财政收入不到百分之一，如果为此而刺激赌博，贻害百姓，绝对得不偿失。
改进意见有以下几条：
（1）彩票的奖金返还率应严格控制在50%以内，不得超过；
（2）禁止采用“视频博彩”设备卖彩票；
（3）禁止网上的一切彩票交易；
（4）禁止“彩票预测”等欺骗行为；
（5）禁止一切以发财暴富为宣传的彩票广告。
关于彩票的发行体制
我在去年9月3日《体制不改，弊端不止》的博文中，已经提出五点改革建议，今再归纳整理如下：
（1）合并两大彩头，结束部门彩票，一切利益归公；
（2）政企分开，主管部门制定政策，监督发行，不搞经营；
（3）彩票销售和其他相关单位全部企业化，独立核算，发牌经营，彩票主管部门公开招标竞争，降低各项费用成本；
（4）开放各种彩票玩法；
（5）一切账目公开透明，建立监督机制，接受第三方审计。
关于彩票立法和管理
彩票这块“石头”已经摸了20年，各种问题和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到了“过河”的时候了。如果彩票符合宪法精神，就应确定其合法地位，正式立法，规范发行，否则就干脆取消。
彩票立法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要体现彩票的公益属性，一切利益归公；
（2）要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对彩票赌博性的抑制作用；
（3）要体现有关体制改革方面的各项意见；
（4）坚决取缔和惩治各种私彩和赌博行为；
（5）要体现公益事业的特点，一切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
敬请各位发表意见。
法律没牙等于没法
原文发表于2007年5月
我每次到超市买啤酒，在付款时收款员必定要我出示身份证件，目的是核查我的年龄是否超过21岁。我已经69岁了，难道收款员看不出来？收款员说，您老哪像69的？我看49都未必，但我的判断不算数，法律规定必须查验证件。这说明：有法必依，否则等于没法，个人无权决定，必须照章执行，绝无例外。这就是“法治社会”。
我的那张“超速驾车”交通告票，经过莫虎律师的斡旋，对方已经答应取消控告。这次从北京回来，在积压如山的信件中，发现一张法院的“出庭通知书”，仍要我为此事出厅听审。看来法院根本没有取消控罪。我决定出厅认罪，该怎么罚就怎么罚，不再委托莫虎去麻烦对方了。
法治社会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它的建立需要很长的时间，往往从孩童时期的教育开始。尽管法律漏洞很多，但是可以随时修改法律来堵塞漏洞，这就是立法部门的责任。
“贺梅争夺案”就是一个实例。贺氏夫妇来美后，由于经济状况不允许，不得不将自己的女儿寄养在一对美国夫妇家里，七年之后，这对美国夫妇和贺氏夫妇为这个女孩的权利打起官司来了。地方法院判贺氏夫妇败诉，州的中级法院也判贺氏夫妇败诉，但是州的高等法院终审判决贺氏夫妇胜诉，贺梅发还贺家。这一轮官司打下来，大家发现有关法律对于“遗弃子女”一词的定义不明，因此立即有议员提出法案要求修改法律，该法案就叫“贺梅法案”。用中国人的姓名来命名一个美国法案，这也许是第一次。
美国政府不允许网上赌博，解决的办法不是去封杀赌博网站。大家知道封杀这个办法虽然看来简单有效，但是只要网站存在，总有办法进入。我的一个照片网站被中国网管封杀多年，但是很多人通过代理照样可以进入。美国政府对网上赌场的制裁办法是将这些在网上对美国开赌的老板列入黑名单，一旦入境，立即逮捕。其次是杯葛那些为网上赌场传送赌资的金融机构，使之不敢在美国赌民和网上赌场之间提供服务。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为例，该行由于是888.com在英国上市的承包银行之一，受到美国政府杯葛，要查他们的帐目。
由于执法严，网上赌场不得不自动停止对美国的业务。我在美国，可以自由进入888.com网上赌场，但是一旦要下载赌场软件参赌，就会遭该赌场拒绝，说是暂停对美国用户的服务。美国的法律，可以令境外的赌场自动遵守，这不简单，如果不是长足了牙齿，不可能办到。
美国有人反对禁止网上赌场，因此提出立法议案，要求合法化，这个议案一旦通过，网上赌场就可以开放。这也叫“法治”。一件事情允许不允许做，道德层面上的争议可能永远争不清，但是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举手表决。
美国的彩票由各州独立经营。网上买彩票是否允许，这要看各州法律。我没有做过严密的调查，但是从几个大洲的彩票网站来看，一律禁绝网上彩票交易，不论是买是卖。各位可以直接进入各州的彩票网站看看。
禁绝网上彩票交易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不能有效防止不满18岁者购买彩票。西安的刘亮，17岁买彩票中了一辆宝马汽车，连彩票业的职业骗子都被揭发出来送进监狱。这件事对于当时一个未成年的刘亮来说，是福是祸？我认为未必是福。刘亮长大成年后，有50%的可能成为职业赌徒。
我国虽然没有“彩票法”，有关彩票的各种“管理规定”多得很。近年来财政部监管下的两个彩票发行单位，在对彩票销量的狂热追求下，刮起一阵阵鼓励赌博发财的歪风，各种管理规定都成为摆设品了。平时不监督，不惩罚，出现问题倒好推托：我早就有规定，你为什么不执行？我也可以说：大家都违规，又不是我一人，你早为什么不出声，默许大家违规？
如果是这样，制定“彩票法”又有何用？
我每次到超市买啤酒，在付款时收款员必定要我出示身份证件，目的是核查我的年龄是否超过21岁。我已经69岁了，难道收款员看不出来？收款员说，您老哪像69的？我看49都未必，但我的判断不算数，法律规定必须查验证件。这说明：有法必依，否则等于没法，个人无权决定，必须照章执行，绝无例外。这就是“法治社会”。
我的那张“超速驾车”交通告票，经过莫虎律师的斡旋，对方已经答应取消控告。这次从北京回来，在积压如山的信件中，发现一张法院的“出庭通知书”，仍要我为此事出厅听审。看来法院根本没有取消控罪。我决定出厅认罪，该怎么罚就怎么罚，不再委托莫虎去麻烦对方了。
法治社会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它的建立需要很长的时间，往往从孩童时期的教育开始。尽管法律漏洞很多，但是可以随时修改法律来堵塞漏洞，这就是立法部门的责任。
“贺梅争夺案”就是一个实例。贺氏夫妇来美后，由于经济状况不允许，不得不将自己的女儿寄养在一对美国夫妇家里，七年之后，这对美国夫妇和贺氏夫妇为这个女孩的权利打起官司来了。地方法院判贺氏夫妇败诉，州的中级法院也判贺氏夫妇败诉，但是州的高等法院终审判决贺氏夫妇胜诉，贺梅发还贺家。这一轮官司打下来，大家发现有关法律对于“遗弃子女”一词的定义不明，因此立即有议员提出法案要求修改法律，该法案就叫“贺梅法案”。用中国人的姓名来命名一个美国法案，这也许是第一次。
美国政府不允许网上赌博，解决的办法不是去封杀赌博网站。大家知道封杀这个办法虽然看来简单有效，但是只要网站存在，总有办法进入。我的一个照片网站被中国网管封杀多年，但是很多人通过代理照样可以进入。美国政府对网上赌场的制裁办法是将这些在网上对美国开赌的老板列入黑名单，一旦入境，立即逮捕。其次是杯葛那些为网上赌场传送赌资的金融机构，使之不敢在美国赌民和网上赌场之间提供服务。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为例，该行由于是888.com在英国上市的承包银行之一，受到美国政府杯葛，要查他们的帐目。
由于执法严，网上赌场不得不自动停止对美国的业务。我在美国，可以自由进入888.com网上赌场，但是一旦要下载赌场软件参赌，就会遭该赌场拒绝，说是暂停对美国用户的服务。美国的法律，可以令境外的赌场自动遵守，这不简单，如果不是长足了牙齿，不可能办到。
美国有人反对禁止网上赌场，因此提出立法议案，要求合法化，这个议案一旦通过，网上赌场就可以开放。这也叫“法治”。一件事情允许不允许做，道德层面上的争议可能永远争不清，但是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举手表决。
美国的彩票由各州独立经营。网上买彩票是否允许，这要看各州法律。我没有做过严密的调查，但是从几个大洲的彩票网站来看，一律禁绝网上彩票交易，不论是买是卖。各位可以直接进入各州的彩票网站看看。
禁绝网上彩票交易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不能有效防止不满18岁者购买彩票。西安的刘亮，17岁买彩票中了一辆宝马汽车，连彩票业的职业骗子都被揭发出来送进监狱。这件事对于当时一个未成年的刘亮来说，是福是祸？我认为未必是福。刘亮长大成年后，有50%的可能成为职业赌徒。
我国虽然没有“彩票法”，有关彩票的各种“管理规定”多得很。近年来财政部监管下的两个彩票发行单位，在对彩票销量的狂热追求下，刮起一阵阵鼓励赌博发财的歪风，各种管理规定都成为摆设品了。平时不监督，不惩罚，出现问题倒好推托：我早就有规定，你为什么不执行？我也可以说：大家都违规，又不是我一人，你早为什么不出声，默许大家违规？
如果是这样，制定“彩票法”又有何用？
博彩业的乱象
原文发表于2007年5月
以下只是我国博彩业混乱现象的一个局部：
彩票“合买代购”
www.520cp.net
www.17500.net
www.ecp888.com
www.pinble.com
www.toto18.com
“网上赌场”
www.365-score.com
“彩票预测”
www.cp268.cn
“合买代购”业务分析：
（1）文字游戏：不是“卖”彩票，是“买”，是“代购”；
（2）无需得到彩票发行单位的批准和授权；
（3）后台是彩票销售终端机，一台和《体育》联网，一台和《福利》联网,可同时卖两种彩票；
（4）这两台终端机已经有合法销售彩票的授权和许可；
（5）注册资金100万或更少就可以干。
“网上赌场”业务分析：
（1）公司在外国注册，网站服务器设在“三不管”岛国；
（2）博采回报率比赌场还高（估计可高达98%），因为成本低；
（3）通过信用卡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合法汇款；
（4）不仅可以赌博，还可以洗钱；
（5）老板决不露脸，露脸的不是老板。
“彩票预测”业务分析：
（1）客户最好找:满街都是财迷；
（2）成本最低：每天在网上胡吹一通就可；
（3）经济效益最高；
（4）合法欺诈：不满意可以退钱；
（5）最适合想发彩票财而囊中羞涩的投资者。
三种业务的共同特点：
无人监督，可自由发挥。
以下只是我国博彩业混乱现象的一个局部：
彩票“合买代购”
www.520cp.net
www.17500.net
www.ecp888.com
www.pinble.com
www.toto18.com
“网上赌场”
www.365-score.com
“彩票预测”
www.cp268.cn
“合买代购”业务分析：
（1）文字游戏：不是“卖”彩票，是“买”，是“代购”；
（2）无需得到彩票发行单位的批准和授权；
（3）后台是彩票销售终端机，一台和《体育》联网，一台和《福利》联网,可同时卖两种彩票；
（4）这两台终端机已经有合法销售彩票的授权和许可；
（5）注册资金100万或更少就可以干。
“网上赌场”业务分析：
（1）公司在外国注册，网站服务器设在“三不管”岛国；
（2）博采回报率比赌场还高（估计可高达98%），因为成本低；
（3）通过信用卡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合法汇款；
（4）不仅可以赌博，还可以洗钱；
（5）老板决不露脸，露脸的不是老板。
“彩票预测”业务分析：
（1）客户最好找:满街都是财迷；
（2）成本最低：每天在网上胡吹一通就可；
（3）经济效益最高；
（4）合法欺诈：不满意可以退钱；
（5）最适合想发彩票财而囊中羞涩的投资者。
三种业务的共同特点：
无人监督，可自由发挥。
“保证中奖，不中退钱”
原文发表于2007年5月
一家药厂在媒体上大做广告，说吃了他们的药，保证生男孩，否则退钱。不少人买了他们的药来吃，其中有一半人生了男孩，另一半人生了女孩。生了女孩的要求退钱，这家药厂照退不误。生了男孩的当然欢天喜地，到处宣传说这药真灵，介绍大家来买。这家药厂究竟赚钱不赚钱？当然赚钱。生男生女的百分比是50-50，药的成本是1元，卖100元，即便退赔50元，还赚49元。
这只是一个故事，但是是一个经典的商业案例：合法的欺骗。这药吃了对人体无害，如果不灵可以退钱，你能说他欺骗吗？
网上有一些人使用这种手法骗彩民的钱。有一个《北京彩票预测中心》（同时又自称是《中国彩票预测中心》）说可以预测彩票是否中奖，但是郑重声明：其准确性不能达到100%，可以达到90%。
能有90%的准确性也很不错嘛。但是如果你想得到该网站的中奖信息，必须首先加入该网站为会员，每季度交费200元。如果你没中奖，不满意，可以要求退钱。我相信实际情况是：即便有90%的顾客没中奖，不满意，要求退钱，只要有10%的顾客中奖，他们满意，不要求退钱，《预测中心》就赚了，他们连制药，装瓶，邮寄的费用都省了，只是提供“中奖信息”，就会有人上套。
在声明只有“90%准确性”的同时，该网站又说：“我们会给您百分百正确的资料.请彩民放心入会；轻松中奖。我公司和一般彩票预测网站最大的区别在于：讲信用；讲良心；讲义气;有入会的彩民我们公司会给您百分百正确的资料，又有专家每期辅导投注，本站接受彩民建议，现推出“是会员者连续三期不准，不收费”，十天之内一律退还所有金额，还会赔偿您10000元的时间损失费，再加上您的下注资金，我公司全部退款给您，欢迎广大彩民监督。”
如果能百分之百准确，还用在这里招收会员吗？
这家网站自称他们的“预测专家”由以下三个单位的专家组成：《国家体彩总局》，《国家民政局》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和《彩票预测总部》。这三个单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个《预测中心》还自称是《国家彩票总局》（没听说有这个单位）的官方网站；是《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单位名称多两个字）的唯一指定网站；是《北京市公安部》（公安部归北京市管了？）授权指定独家官方网站。
就凭这个错误百出的网站首页，足以判断其欺骗性。中国的网络监管是全世界最严格的，但是这种网站没有人去干预，我相信彩票发行单位不会不知道，但是眼开眼闭，因为鼓励赌博可以增加彩票销量嘛。
如果你觉得这些还不够荒唐，还有更荒唐的事情。该网站在网页上贴出了一个不清不楚的东西，好像是《中国福利彩票》颁发给他们的“全国先进单位”奖状。不过网页头上的那个福利彩票的徽标倒像是真货。
这家网站的网址是 www.cp268.cn 大家不妨参观访问，也好见识一下我国的彩票乱到什么程度。（完）
一家药厂在媒体上大做广告，说吃了他们的药，保证生男孩，否则退钱。不少人买了他们的药来吃，其中有一半人生了男孩，另一半人生了女孩。生了女孩的要求退钱，这家药厂照退不误。生了男孩的当然欢天喜地，到处宣传说这药真灵，介绍大家来买。这家药厂究竟赚钱不赚钱？当然赚钱。生男生女的百分比是50-50，药的成本是1元，卖100元，即便退赔50元，还赚49元。
这只是一个故事，但是是一个经典的商业案例：合法的欺骗。这药吃了对人体无害，如果不灵可以退钱，你能说他欺骗吗？
网上有一些人使用这种手法骗彩民的钱。有一个《北京彩票预测中心》（同时又自称是《中国彩票预测中心》）说可以预测彩票是否中奖，但是郑重声明：其准确性不能达到100%，可以达到90%。
能有90%的准确性也很不错嘛。但是如果你想得到该网站的中奖信息，必须首先加入该网站为会员，每季度交费200元。如果你没中奖，不满意，可以要求退钱。我相信实际情况是：即便有90%的顾客没中奖，不满意，要求退钱，只要有10%的顾客中奖，他们满意，不要求退钱，《预测中心》就赚了，他们连制药，装瓶，邮寄的费用都省了，只是提供“中奖信息”，就会有人上套。
在声明只有“90%准确性”的同时，该网站又说：“我们会给您百分百正确的资料.请彩民放心入会；轻松中奖。我公司和一般彩票预测网站最大的区别在于：讲信用；讲良心；讲义气;有入会的彩民我们公司会给您百分百正确的资料，又有专家每期辅导投注，本站接受彩民建议，现推出“是会员者连续三期不准，不收费”，十天之内一律退还所有金额，还会赔偿您10000元的时间损失费，再加上您的下注资金，我公司全部退款给您，欢迎广大彩民监督。”
如果能百分之百准确，还用在这里招收会员吗？
这家网站自称他们的“预测专家”由以下三个单位的专家组成：《国家体彩总局》，《国家民政局》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和《彩票预测总部》。这三个单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个《预测中心》还自称是《国家彩票总局》（没听说有这个单位）的官方网站；是《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单位名称多两个字）的唯一指定网站；是《北京市公安部》（公安部归北京市管了？）授权指定独家官方网站。
就凭这个错误百出的网站首页，足以判断其欺骗性。中国的网络监管是全世界最严格的，但是这种网站没有人去干预，我相信彩票发行单位不会不知道，但是眼开眼闭，因为鼓励赌博可以增加彩票销量嘛。
如果你觉得这些还不够荒唐，还有更荒唐的事情。该网站在网页上贴出了一个不清不楚的东西，好像是《中国福利彩票》颁发给他们的“全国先进单位”奖状。不过网页头上的那个福利彩票的徽标倒像是真货。
这家网站的网址是 www.cp268.cn 大家不妨参观访问，也好见识一下我国的彩票乱到什么程度。（完）
“五一节”教你发财招数
原文发表于2007年5月
每次我写博客揭发彩票黑幕，未必有人出来否认，但必有人出来指责我“发泄私愤”。然而愤从何来？指责者认为我无法再赚彩票的钱，所以有愤。有这种想法的人恐怕一辈子发不了财，他们不懂做生意有“前台”和“后台”之分。当老板的有时需要在前台上阵，有时最好在后台操纵。一切看需要，看环境，会赚钱的未必要在前台露脸。现在有这么多公司和彩票业有关，谁敢说其中没有我老刘的股份？
如果你想赚彩票的钱，不妨去申请（或花点钱买下）一台彩票零售用终端投注机的经营权。投注机的销售额终究有限，受到地点和环境的影响，但是你可以自己建立网站，从事网上销售（或称“代购”服务），扩大你的客户面，通过你的投注机输入并上传彩票数据。你所经营的虽然是彩票零售业务，其收益通常只有5%（有些省市高达6%甚至7%），但它是完全合法的，又由于你在网上销售，不受门面和地点的限制，可以面向全国，营业额可以大大扩充，但是不要招惹任晓峰马向景之类的顾客。小数怕长计，晚上你在睡觉做梦时，这台终端机还在替你卖彩票赚钱，区区5%的销售代理费，累积起来就很可观了。此外，顾客把钱预先存入你的帐户，就成为你的运作资本了。据业内人士说，“华奥星空”的网上彩票“代购”业务就是属于此类，但是它没有独家权，网上的同类彩票“代购”点甚多。
这种业务在美国是被禁止的，原因有三，一是不能有效防止18岁以下未成年人买彩票；二是不能有效防止跨洲投注；三是难以防止作弊。但是在中国就不受限制，原因是中国的网上彩票业务现在几乎是“无法无天”，法律漏洞大得很，这就是发财的机会。
网上“代购”彩票的妙处在于并不需要你真正打印一张彩票交给顾客，因此顾客交给你买彩票的钱，你大可放进自己腰包，你有没有真去出票，没人知道。如果彩票不中奖，这钱就百分之百是你的了，如果中奖，你掏腰包赔他。彩票中奖面一般小于33%，返奖率（赔率）只有50%，你的机会远大于彩民。万一顾客所购彩票真中了大奖，你或许会考虑逃之夭夭，但是我劝你最好忍痛赔他，因为从长远来看，还是你赢。只要彩民利益不受损，没人告发你，你就可以长期运作下去。这个发财的绝招在于：挂“公彩”的羊头，卖“私彩”的狗肉，你闹明白了吗？
如果你胆子大，我再教你一招，那就是索性经营网上赌场，面向全世界。赌场里最受欢迎的就是“老虎机”，而传统的机械式老虎机已经淘汰，现在的“老虎机”已经“电子化”和“视频化”了，完全适用于网上博彩。如果你在网上经营真金实银的“虚拟赌场”，还可以采用最新的视频技术，“聘请”无上装小姐发牌伺候。赌客没有必要老远跑到赌场去忍受那难闻的“二手”烟味，大可在网上玩各种博彩游戏，既舒服又方便。
这就是网上博彩业为什么大行其道的原因，现在的网上赌场已经数以千计，很多有中文网页，接受人民币投注，看来是专门针对中国境内赌客。开设网上赌场要注意几点，一是你的服务器应安装在大国鞭长莫及的“三不管”岛国中，例如世界最大的网上赌场888.com就设立在英属直布罗陀岛；二是你必须隐身后台，万不可到前台露脸，以防将来去美国旅游时被联邦调查局逮捕法办；三是要解决顾客的付款渠道，因为美国政府会干涉信用卡公司和金融机构，使他们不敢和你来往。
虽然美国政府禁止网上赌博，但是有数百万美国赌民是网上赌场的常客。网上赌博的“合法化”前景看好。英国不仅开放网上赌博，还允许888.com在英国股票市场上市。澳门赌王何鴻燊也是网上赌场的积极支持者，他拥有自己设立的网上赌场。
几年前加勒比海一个人口只有7万的岛国安提瓜（Antiqua）和另一岛国巴布达（Barbuda），到WTO控告美国，说美国赌博市场禁止外国的网上赌场，不符合WTO的“自由贸易”规定，要求WTO制裁美国。美国虽然为本国的政策作了辩护，但是WTO最终判美国败诉，要求美国将本国市场开放给外国的网上赌场。美国不得不和这个小国的政府坐下来进行谈判，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今年美国民主党议员巴尼-法兰克（Barney Frank）正式向美国国会提出立法议案，为网上赌场“合法化”铺路。他认为合法的网上赌博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必须有效防止18岁以下未成年人参赌；二是必须有效防止利用网上赌博“作弊”和“洗钱”；三是必须有效辨认和制止有赌瘾的人（或称“病态赌徒”）参赌。只要符合这些条件，就应该允许合法经营，发给正式牌照，美国市场就应该开放给这些合法的网上赌场。据这位议员说，这个法案已经有11名议员和他联名。
有人已经预测：网上赌场“合法化”是大势所趋。我建议有发财梦的诸公尽快到加勒比的安提瓜岛注册网上赌场，美国的“合法化”议案一旦通过，所有WTO会员国也许都必须将本国市场开放给外国的网上赌场，不仅美国市场要开放，恐怕中国也会跟进。（完）
世界最大网上赌场《888》的中文首页
以下是《Bet365》赌场在网上的中文广告：
“Bet365为英国著名博彩公司﹐公司从1974起在英国持照合法经营博彩投注。超过600名职員竭诚为您服务﹐每星期的投注总数超过400,000 注。公司在全世界120个国家拥有50多万忠实客户。BET365除了提供体育博彩外还有网上赌场及网上扑克。体育博彩新客户首次开户有200美金的免费投注。网上赌场新客户有100%(最高200美金)的红利。BET365支持人民币借记卡存款，支持的有工商银行的（灵通卡、牡丹灵通卡、牡丹卡）。招商银行的（一卡通、支付卡、信用卡）。建设银行的（龙卡借记卡、龙卡信用卡）。农业银行的（金穗卡电子支付卡）。只需要在注册的时候选择支付方式为亚洲365，就可以用人民币借记卡存款。Bet365还是目前付款最快的赌场。”
此网站可以点击 www.365-score.com 进入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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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美国民主党议员巴尼-法兰克（Barney Frank）正式向美国国会提出立法议案，为网上赌场“合法化”铺路。他认为合法的网上赌博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必须有效防止18岁以下未成年人参赌；二是必须有效防止利用网上赌博“作弊”和“洗钱”；三是必须有效辨认和制止有赌瘾的人（或称“病态赌徒”）参赌。只要符合这些条件，就应该允许合法经营，发给正式牌照，美国市场就应该开放给这些合法的网上赌场。据这位议员说，这个法案已经有11名议员和他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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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彩票正在大步向赌博靠拢
原文发表于2007年4月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注解，“彩票”是“赌博”的一种。我一直承认彩票有“赌博性”，但是不承认彩票就是赌博。香烟含有尼古丁，但毕竟不是海洛因。
“赌博性”的具体度量办法就是“奖金返回率”，简称“返奖率”。彩票的玩法和赌场内各种赌博的玩法可以完全一样，但不论是哪一种玩法，彩票的返奖率只有50%（国外有些地方限45%），赌场的返奖率则往往高达95%。因此，对于赌徒来说，赌场内的博彩玩法更为有利。4300万元如果拿到澳门去赌，翻一番的可能性几乎是50-50，但是如果拿来买彩票，那就多数是有去无回了。这很正常，因为彩票对赌博性的“抑制”机制在这里发挥作用了。
简单说来，返奖率在90%以上的，就是典型的“赌博”，返奖率控制在50%以内的，可以说它不是赌博，但含有“赌博性”。如果返奖率是0（当然不存在这种彩票），完全没有奖，就是百分之百的捐赠了。政府主管部门在利用彩票集资效益的同时，要尽量抑制彩票的负面影响，这就必须从政策上控制彩票的“返奖率”，不能随便提高，往“赌博”那里靠拢。
“万能博士”何祚庥曾经写文章批评说，彩票的奖金返还率只有50%，太“剥削”了。哈哈，他不明白彩票是公益事业，这个公益金就出在那另一半的50%以内。如果彩票收入全部（或大部分）拿来发奖，那就不是公益事业，而是赌博了。
地下“私彩”之所以大行其道，就是因为他们不需要承担公益金方面的支出。他们的返奖率可以远高于50%。
赌场的各种玩法表面看来很公平，其实对赌场稍有倾斜。以轮盘赌为例，36个号码机会均等，中奖机率是36分之一，赔率是36倍，很公平。但是赌场老板在36个号码以外又增加了一个0号，甚至一个00号，36个号码变成37个甚至38个，中奖机率降低了，已经小于36分之一，但是赔率还是36倍不变。赌场老板就靠这玩法上的微小倾斜赚钱。
赌场返奖率高达95%，他们靠“薄利多销”来赚钱维持，因此赌场的各种玩法必须体现高“周转率”。“轮盘赌”每几分钟开一次奖，而“老虎机”每几秒钟就开一次奖，因此赌场老板更喜欢“老虎机”。
电脑彩票的开奖周期为每星期两次，买了彩票要等两三天才能知道是否中奖，开奖周期越长，奖金积累越高，表面看是在鼓励赌博，但是非常微小的中奖几率，加上这两三天的等候期，就是在抑制彩票的赌博性，从而保持彩民的“冷静”。反过来，缩短开奖周期的彩票才是在刺激赌博。彩票的玩法，从两三天开一次奖，到天天开奖，到一天开几次奖，到几分钟开一次奖，最后发展到几秒钟开一次奖，就是用增加彩票的赌博性来换取销量。即开型彩票每购买一次就开一次奖，但是要把彩票上的覆盖膜刮开，才知道是否中奖，也很费劲。如果使用“视频式”彩票投注机（VLT，Vedio Lottery Terminal）来销售即开型彩票，好赌的彩民可以不断买，不断开，赌博心理在不断激励之中，因此这种投注方式的赌博性最高。
不仅如此，还可以用提高奖金返还率的办法来刺激销售，例如将奖金返还率从50%提高到67%。表面看是使彩民受益，其实是用增加彩票的“赌博性”或其“毒性”来刺激销售。由于奖金返回多了，公益金的比率就被挤小，必须用增加销量来补偿。
有彩民反映，我国市面上已经出现了这种像赌场“老虎机”的“视频式”即开型彩票投注机，开始分布到各个角落，最大的坏处是连未成年的孩子也可以参加赌博，毒害年轻人。有些地方则将此类投注机集中起来，成为合法化的小型“赌场”。
这种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美国”也被禁止的“视频”彩票销售方式，竟开始在中国流行，其后果令人担心。在各种玩法背后，是把返奖率静悄悄地提高到67%。在美国，只有麻省等极为少数的彩票当局允许将即开型彩票的返奖率提高到67%，其他各州一般都规定彩票返奖率为50%，或更低。
中国虽然还没有“彩票法”，但是彩票返奖率公认为50%，不能超过。是谁批准他们增加到67%的？是谁批准他们用“视频式”彩票销售机来刺激销售的？据说是财政部。
我国国务院主管彩票的部门过去一直是国务院秘书局。我曾经多事，去访问一位从秘书局副秘书长职位上退下来的高官，问他中国为什么至今没有“彩票法”，他说彩票这个东西上面有争议，如果讨论“彩票法”，说不定不仅通不过，还可能“禁止彩票”。现在没有“彩票法”，你们倒是可以自由发挥，只要不出问题。如果搞得好，大家没意见，就可以通过“彩票法”了。
现在彩票频频出现问题，很多人认为是因为没有“彩票法”。但是大家也许不知道，正是因为频频出问题才造成“彩票法”的难产。这样毫无节制的发展下去，完全取消彩票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我认为财政部不应该轻易允许将彩票奖金返还率提高到67%，也不应该轻易批准推广那种类同赌场“老虎机”的“视频式”彩票销售机。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还不至于紧张到需要用增加彩票“毒性”的办法来刺激销售。（完）
附注：此文（及相关评论）将委托专人送财政部供彩票主管部门参考。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注解，“彩票”是“赌博”的一种。我一直承认彩票有“赌博性”，但是不承认彩票就是赌博。香烟含有尼古丁，但毕竟不是海洛因。
“赌博性”的具体度量办法就是“奖金返回率”，简称“返奖率”。彩票的玩法和赌场内各种赌博的玩法可以完全一样，但不论是哪一种玩法，彩票的返奖率只有50%（国外有些地方限45%），赌场的返奖率则往往高达95%。因此，对于赌徒来说，赌场内的博彩玩法更为有利。4300万元如果拿到澳门去赌，翻一番的可能性几乎是50-50，但是如果拿来买彩票，那就多数是有去无回了。这很正常，因为彩票对赌博性的“抑制”机制在这里发挥作用了。
简单说来，返奖率在90%以上的，就是典型的“赌博”，返奖率控制在50%以内的，可以说它不是赌博，但含有“赌博性”。如果返奖率是0（当然不存在这种彩票），完全没有奖，就是百分之百的捐赠了。政府主管部门在利用彩票集资效益的同时，要尽量抑制彩票的负面影响，这就必须从政策上控制彩票的“返奖率”，不能随便提高，往“赌博”那里靠拢。
“万能博士”何祚庥曾经写文章批评说，彩票的奖金返还率只有50%，太“剥削”了。哈哈，他不明白彩票是公益事业，这个公益金就出在那另一半的50%以内。如果彩票收入全部（或大部分）拿来发奖，那就不是公益事业，而是赌博了。
地下“私彩”之所以大行其道，就是因为他们不需要承担公益金方面的支出。他们的返奖率可以远高于50%。
赌场的各种玩法表面看来很公平，其实对赌场稍有倾斜。以轮盘赌为例，36个号码机会均等，中奖机率是36分之一，赔率是36倍，很公平。但是赌场老板在36个号码以外又增加了一个0号，甚至一个00号，36个号码变成37个甚至38个，中奖机率降低了，已经小于36分之一，但是赔率还是36倍不变。赌场老板就靠这玩法上的微小倾斜赚钱。
赌场返奖率高达95%，他们靠“薄利多销”来赚钱维持，因此赌场的各种玩法必须体现高“周转率”。“轮盘赌”每几分钟开一次奖，而“老虎机”每几秒钟就开一次奖，因此赌场老板更喜欢“老虎机”。
电脑彩票的开奖周期为每星期两次，买了彩票要等两三天才能知道是否中奖，开奖周期越长，奖金积累越高，表面看是在鼓励赌博，但是非常微小的中奖几率，加上这两三天的等候期，就是在抑制彩票的赌博性，从而保持彩民的“冷静”。反过来，缩短开奖周期的彩票才是在刺激赌博。彩票的玩法，从两三天开一次奖，到天天开奖，到一天开几次奖，到几分钟开一次奖，最后发展到几秒钟开一次奖，就是用增加彩票的赌博性来换取销量。即开型彩票每购买一次就开一次奖，但是要把彩票上的覆盖膜刮开，才知道是否中奖，也很费劲。如果使用“视频式”彩票投注机（VLT，Vedio Lottery Terminal）来销售即开型彩票，好赌的彩民可以不断买，不断开，赌博心理在不断激励之中，因此这种投注方式的赌博性最高。
不仅如此，还可以用提高奖金返还率的办法来刺激销售，例如将奖金返还率从50%提高到67%。表面看是使彩民受益，其实是用增加彩票的“赌博性”或其“毒性”来刺激销售。由于奖金返回多了，公益金的比率就被挤小，必须用增加销量来补偿。
有彩民反映，我国市面上已经出现了这种像赌场“老虎机”的“视频式”即开型彩票投注机，开始分布到各个角落，最大的坏处是连未成年的孩子也可以参加赌博，毒害年轻人。有些地方则将此类投注机集中起来，成为合法化的小型“赌场”。
这种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美国”也被禁止的“视频”彩票销售方式，竟开始在中国流行，其后果令人担心。在各种玩法背后，是把返奖率静悄悄地提高到67%。在美国，只有麻省等极为少数的彩票当局允许将即开型彩票的返奖率提高到67%，其他各州一般都规定彩票返奖率为50%，或更低。
中国虽然还没有“彩票法”，但是彩票返奖率公认为50%，不能超过。是谁批准他们增加到67%的？是谁批准他们用“视频式”彩票销售机来刺激销售的？据说是财政部。
我国国务院主管彩票的部门过去一直是国务院秘书局。我曾经多事，去访问一位从秘书局副秘书长职位上退下来的高官，问他中国为什么至今没有“彩票法”，他说彩票这个东西上面有争议，如果讨论“彩票法”，说不定不仅通不过，还可能“禁止彩票”。现在没有“彩票法”，你们倒是可以自由发挥，只要不出问题。如果搞得好，大家没意见，就可以通过“彩票法”了。
现在彩票频频出现问题，很多人认为是因为没有“彩票法”。但是大家也许不知道，正是因为频频出问题才造成“彩票法”的难产。这样毫无节制的发展下去，完全取消彩票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我认为财政部不应该轻易允许将彩票奖金返还率提高到67%，也不应该轻易批准推广那种类同赌场“老虎机”的“视频式”彩票销售机。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还不至于紧张到需要用增加彩票“毒性”的办法来刺激销售。（完）
附注：此文（及相关评论）将委托专人送财政部供彩票主管部门参考。
结束“内战”重建“和谐”
原文发表于2007年4月
1994年体育彩票从零开始，打破了福利彩票的垄断，到2002年体育彩票的销量赶上并超过了福利彩票，前途无量。2003年初我离开体育彩票之后，体育彩票就开始出现衰退，和福利彩票的销售差距愈来愈大，今天已经远远落在福利彩票之后。
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老刘吗？非也！
原因很简单。2000-2002这段时间内，体育彩票正处在迅速上升期内，体育总局领导没有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来巩固体育彩票在市场份额上的优势，反而开始连打三年内战，最后以挤出我老刘而告“大获全胜”。在此期间，福利彩票面对体育彩票的迅猛攻势，“韬光养晦”，从2003年起出台了一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新玩法和新策略。而体育彩票被“内战胜利”冲昏头脑，从2003年起，不断出错出问题，直到今天，还没有清醒过来。
以体育彩票最近将出台的“大乐透”为例。这套方案在孙晋芳掌权时提出，由我公司负责开发，在2002年10月份就已经开发成功，并准备投入使用。但那时孙晋芳已经先我出局，后上来的张伟华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冻结了这套方案。今天拿出这套方案来，已经晚了五年，此一时，彼一时了。
再以体育彩票的电脑软件为例。体育彩票所使用的电脑软件，是我公司负责开发的，一直运行稳定，没有出过大问题。2003年以后，我公司电脑人员在我的许可同意下，几乎全部被体彩中心录用，但是始终不获信任。也许为了彻底排除我公司的影响，他们耗费大量人力和资源去开发一套全新的软件，至今没有成功。据了解，体育彩票目前使用的软件，尽管已经被修改得面目全非了，但仍然是我公司所提供的软件，其最机密最核心的“源码”部分仍然是我公司当年所开发的。这套软件本来可以在我公司人员协助下开发得更好更完善，但是……
2003年以前，体育所使用的“即开型彩票”由我公司承印，我不敢说我公司产品质量如何高超，但是可以说满足了体育彩票当时的需要。我公司退出前，体育就已经开始建厂自印彩票。2003年后开始投产，产品质量不过关，至今已经四年。在此期间我两次建议提供技术援助，无任何反应。体彩中心现在向上海某厂购买即开票，据说质量比福利的好，但是还赶不上当年我厂的产品。最近据透露，美国《科学游戏公司》（Scientific Games，即SGI公司）和体彩中心已经签订合同，从美国进口即开型彩票，如果属实，我认为是一种倒退。
再以热敏票为例。这是一种技术要求比较简单的印刷产品，但是体彩中心的自建工厂却没有配置印制这种彩票的设备，必须委托外厂加工。我公司结束营业后，体彩中心有人建议购买我公司的闲置设备，可以立即投产使用，被张伟华所拒绝，说这是协助我公司“处理资产”，是“丧权辱国”行为。自己工厂开不了工他不着急，照样赚大钱，赚的是彩民的钱，国家的钱。
去年8月，张伟华被捕，王卫东上台，我在本博客网站上公开建议充当体彩中心的“免费顾问”，立即有人在网上公开反对，看得出来是怕我“回朝夺权”。我老刘能否提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并不重要，愿意替你当顾问至少是一种友好的表态，体育总局内一些眼光短浅人士，被“内战”和“利益”搞昏了头脑，连这也看不明白了。
2003年我公司退出体育彩票之前，完全可以以“保安”为由，在电脑软件内做一系列“手脚”和“机关”，令体育中心接管后在技术上困难重重，不得不求助于我，但是我决定不这样做。最近有已经从体彩中心辞职出来的电脑工程师告诉我，当年体彩中心自以为已经掌握我公司软件，其实根本不掌握，特别是不掌握终端机软件。如果我在退出时没有自动把软件机密交给他们，事后他们必出大乱子无疑。在某些人眼里，为了打“内战”，为了“利益”的小圈子，可以不顾一切，不计后果。
不断树敌，不断排除异己，这就是近几年来体彩中心的真实写照。体彩中心什么时候能走出“内战”的怪圈，进入“和谐”的天地，就有希望了。（完）
1994年体育彩票从零开始，打破了福利彩票的垄断，到2002年体育彩票的销量赶上并超过了福利彩票，前途无量。2003年初我离开体育彩票之后，体育彩票就开始出现衰退，和福利彩票的销售差距愈来愈大，今天已经远远落在福利彩票之后。
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老刘吗？非也！
原因很简单。2000-2002这段时间内，体育彩票正处在迅速上升期内，体育总局领导没有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来巩固体育彩票在市场份额上的优势，反而开始连打三年内战，最后以挤出我老刘而告“大获全胜”。在此期间，福利彩票面对体育彩票的迅猛攻势，“韬光养晦”，从2003年起出台了一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新玩法和新策略。而体育彩票被“内战胜利”冲昏头脑，从2003年起，不断出错出问题，直到今天，还没有清醒过来。
以体育彩票最近将出台的“大乐透”为例。这套方案在孙晋芳掌权时提出，由我公司负责开发，在2002年10月份就已经开发成功，并准备投入使用。但那时孙晋芳已经先我出局，后上来的张伟华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冻结了这套方案。今天拿出这套方案来，已经晚了五年，此一时，彼一时了。
再以体育彩票的电脑软件为例。体育彩票所使用的电脑软件，是我公司负责开发的，一直运行稳定，没有出过大问题。2003年以后，我公司电脑人员在我的许可同意下，几乎全部被体彩中心录用，但是始终不获信任。也许为了彻底排除我公司的影响，他们耗费大量人力和资源去开发一套全新的软件，至今没有成功。据了解，体育彩票目前使用的软件，尽管已经被修改得面目全非了，但仍然是我公司所提供的软件，其最机密最核心的“源码”部分仍然是我公司当年所开发的。这套软件本来可以在我公司人员协助下开发得更好更完善，但是……
2003年以前，体育所使用的“即开型彩票”由我公司承印，我不敢说我公司产品质量如何高超，但是可以说满足了体育彩票当时的需要。我公司退出前，体育就已经开始建厂自印彩票。2003年后开始投产，产品质量不过关，至今已经四年。在此期间我两次建议提供技术援助，无任何反应。体彩中心现在向上海某厂购买即开票，据说质量比福利的好，但是还赶不上当年我厂的产品。最近据透露，美国《科学游戏公司》（Scientific Games，即SGI公司）和体彩中心已经签订合同，从美国进口即开型彩票，如果属实，我认为是一种倒退。
再以热敏票为例。这是一种技术要求比较简单的印刷产品，但是体彩中心的自建工厂却没有配置印制这种彩票的设备，必须委托外厂加工。我公司结束营业后，体彩中心有人建议购买我公司的闲置设备，可以立即投产使用，被张伟华所拒绝，说这是协助我公司“处理资产”，是“丧权辱国”行为。自己工厂开不了工他不着急，照样赚大钱，赚的是彩民的钱，国家的钱。
去年8月，张伟华被捕，王卫东上台，我在本博客网站上公开建议充当体彩中心的“免费顾问”，立即有人在网上公开反对，看得出来是怕我“回朝夺权”。我老刘能否提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并不重要，愿意替你当顾问至少是一种友好的表态，体育总局内一些眼光短浅人士，被“内战”和“利益”搞昏了头脑，连这也看不明白了。
2003年我公司退出体育彩票之前，完全可以以“保安”为由，在电脑软件内做一系列“手脚”和“机关”，令体育中心接管后在技术上困难重重，不得不求助于我，但是我决定不这样做。最近有已经从体彩中心辞职出来的电脑工程师告诉我，当年体彩中心自以为已经掌握我公司软件，其实根本不掌握，特别是不掌握终端机软件。如果我在退出时没有自动把软件机密交给他们，事后他们必出大乱子无疑。在某些人眼里，为了打“内战”，为了“利益”的小圈子，可以不顾一切，不计后果。
不断树敌，不断排除异己，这就是近几年来体彩中心的真实写照。体彩中心什么时候能走出“内战”的怪圈，进入“和谐”的天地，就有希望了。（完）
屡教不改的张伟华
原文发表于2007年4月
我在去年8月26日的博文中说：张伟华从一开始就在彩票纸张的购买问题上多次作弊，已经到了“屡教不改”的地步。
我说他“屡教不改”，是有根据的。
2002年年终前后，我写了一份举报张伟华“强插中间环节”的函给“中纪委”，为了表示我“明人不做暗事”，我将此函当面交张伟华过目，好让他知道我所举报的事实内容。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来自体育总局经济司的张弛，亲眼见证。
2003年张伟华掌握体彩中心实权后，明知我已经在“设立中间环节”这个问题上举报了他，但是他变本加厉，索性公开设立“中间环节”，分流国家资金。
2004年，国家审计署对此事进行调查时，张伟华还口口声声说没有什么大问题，要别人把责任担下来。
2005年，国家审计署李金华审计长在审计报告中公开揭露体彩中心“虚设中间环节”这一事实后，张伟华继续拒绝承认错误。
一切都已经表面化到这种程度了，他还像没事一样。说他“屡教不改”，绝不过分。（完）
我在去年8月26日的博文中说：张伟华从一开始就在彩票纸张的购买问题上多次作弊，已经到了“屡教不改”的地步。
我说他“屡教不改”，是有根据的。
2002年年终前后，我写了一份举报张伟华“强插中间环节”的函给“中纪委”，为了表示我“明人不做暗事”，我将此函当面交张伟华过目，好让他知道我所举报的事实内容。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来自体育总局经济司的张弛，亲眼见证。
2003年张伟华掌握体彩中心实权后，明知我已经在“设立中间环节”这个问题上举报了他，但是他变本加厉，索性公开设立“中间环节”，分流国家资金。
2004年，国家审计署对此事进行调查时，张伟华还口口声声说没有什么大问题，要别人把责任担下来。
2005年，国家审计署李金华审计长在审计报告中公开揭露体彩中心“虚设中间环节”这一事实后，张伟华继续拒绝承认错误。
一切都已经表面化到这种程度了，他还像没事一样。说他“屡教不改”，绝不过分。（完）
支持“社会正义”人人有责
原文发表于2007年4月
本月2日，当《中国青年报》报道体育彩票“掌门人”案时，我已经离开纽约前往北京。我在离开纽约前，已经获悉检察院对张案的侦查于1月22日结束，但是还没有向法院提出公诉。检察院“侦查”部门的办案时限是6个月，因此张案在1月22日结案符合规定。
据了解，此案目前还在检察院内“侦查”和“公诉”这两个部门之间转圈，“侦查”部门可能认为案子已经查明，证据已经充分，“公诉”部门可能认为某些证据还需要复查或补充。这种反复是正常的，说明检察院办事情是慎重的。
这样反复下去，会不会没完没了？据说不会。“公诉”部门有权要求复查，但是最多两次，每次的时限为一个半月。照此计算，张案最迟应在4月22日提出公诉。但是，如果张案的侦查项目增加了，例如开始时是“滥用职权”，后来又增加了“贪污受贿”，那么侦查时限又要重新计算，但是也不会无限期地推延下去。据说有规定，检察院立案接办一个案子，时限最多一年半，必须了结。对于“嫌疑人”，检察院总不能无限期扣押下去，最后要么提出公诉，要么“无罪释放”。
在中国，检察院的操作能否“相对独立”，不受外界干扰？我不敢肯定，但是希望如此。17年前，我曾经举报福利彩票的索贿贪污，也由北京市检察院负责查案，后来该院办案人员被买通，几乎完全翻案，最后由当时刚成立不久的“最高检反贪局”出面，局长赵登举亲自出马，将北京市检察院两个办案人员逮捕起来，才使该案顺利侦结，提起公诉。赵登举后来升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详见我去年7月6日博文《反贪局长赵登举》）
中国的事情，往往在最后一分钟起变化。既然张案还没有走出检察院，一切都还可能出现反复。我回到北京后是否会被检察院请去“协助调查”？这可说不定。很多关心我的人劝我不要冒险，但是我终于决定回国。我家“政委”已经准备了我被检察院请走后“下落不明”时的“营救措施”。
回到北京后，本来以为很多朋友不敢来见，没想到从第一天起就访客不断，想见的老朋友全都见了，来不及见的也通了电话，还会见了很多新朋友。最令我们高兴的是桑兰还专门赶来，陪住了五天，这是以前没有过的。
这次回国，还接待了两家报刊的采访，一是《南方周末报》的小马，另一是《新京报》的小杨。小马今年才26岁，已经担当了不少重大案件的采访任务，在采访张伟华案之前，他采访了郑筱萸案。他在杭州足足对我参访了12小时，我到了北京后，他不断来电话，核对一些事实，并要求补充。到达北京前我已经接受《新京报》记者小杨的采访要求，但是没料到我到京后小杨要求立即采访，一天都不能等，最后是在我接待其他朋友时将小杨的采访插入，让我的四五位朋友作现场旁听。小杨过去写过有关彩票的报道，因此对彩票并不陌生。他在采访过程中忍不住发笑，他说我的模样就和我博客网站上的卡通画一模一样。
《新京报》在4月16日发表了有关张案的文章，内容比4月2日《中国青年报》对此案的报道增加了深度，但仍然以案子为主。《南方周末报》于4月19日发表的文章，更进一步对此案从体制的层面上进行分析，是至今我所见到的有关彩票的最全面和最有深度的调查分析文章。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到彩票的业内人士写出过这样有分量的分析文章来。
彩票的业外人士已经纷纷公开发表意见了，我希望彩票的业内人士也应该公开（匿名或实名）发表意见。彩票是公益事业，公益事业的一切内容都应该公开透明。如果你知道内情而不敢说，不论你出于何种考虑，最低限度你不如我这个老头子。
如果你知道内情而不愿意公开发表，也不勉强，但是你可以直接向检察院举报，或提供线索。如果你这样做，也是一种对社会公益事业负责的态度，申张了“社会正义”。检察院“张伟华专案组”组长是马军，电话是：北京8154-4301。（完）
本月2日，当《中国青年报》报道体育彩票“掌门人”案时，我已经离开纽约前往北京。我在离开纽约前，已经获悉检察院对张案的侦查于1月22日结束，但是还没有向法院提出公诉。检察院“侦查”部门的办案时限是6个月，因此张案在1月22日结案符合规定。
据了解，此案目前还在检察院内“侦查”和“公诉”这两个部门之间转圈，“侦查”部门可能认为案子已经查明，证据已经充分，“公诉”部门可能认为某些证据还需要复查或补充。这种反复是正常的，说明检察院办事情是慎重的。
这样反复下去，会不会没完没了？据说不会。“公诉”部门有权要求复查，但是最多两次，每次的时限为一个半月。照此计算，张案最迟应在4月22日提出公诉。但是，如果张案的侦查项目增加了，例如开始时是“滥用职权”，后来又增加了“贪污受贿”，那么侦查时限又要重新计算，但是也不会无限期地推延下去。据说有规定，检察院立案接办一个案子，时限最多一年半，必须了结。对于“嫌疑人”，检察院总不能无限期扣押下去，最后要么提出公诉，要么“无罪释放”。
在中国，检察院的操作能否“相对独立”，不受外界干扰？我不敢肯定，但是希望如此。17年前，我曾经举报福利彩票的索贿贪污，也由北京市检察院负责查案，后来该院办案人员被买通，几乎完全翻案，最后由当时刚成立不久的“最高检反贪局”出面，局长赵登举亲自出马，将北京市检察院两个办案人员逮捕起来，才使该案顺利侦结，提起公诉。赵登举后来升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详见我去年7月6日博文《反贪局长赵登举》）
中国的事情，往往在最后一分钟起变化。既然张案还没有走出检察院，一切都还可能出现反复。我回到北京后是否会被检察院请去“协助调查”？这可说不定。很多关心我的人劝我不要冒险，但是我终于决定回国。我家“政委”已经准备了我被检察院请走后“下落不明”时的“营救措施”。
回到北京后，本来以为很多朋友不敢来见，没想到从第一天起就访客不断，想见的老朋友全都见了，来不及见的也通了电话，还会见了很多新朋友。最令我们高兴的是桑兰还专门赶来，陪住了五天，这是以前没有过的。
这次回国，还接待了两家报刊的采访，一是《南方周末报》的小马，另一是《新京报》的小杨。小马今年才26岁，已经担当了不少重大案件的采访任务，在采访张伟华案之前，他采访了郑筱萸案。他在杭州足足对我参访了12小时，我到了北京后，他不断来电话，核对一些事实，并要求补充。到达北京前我已经接受《新京报》记者小杨的采访要求，但是没料到我到京后小杨要求立即采访，一天都不能等，最后是在我接待其他朋友时将小杨的采访插入，让我的四五位朋友作现场旁听。小杨过去写过有关彩票的报道，因此对彩票并不陌生。他在采访过程中忍不住发笑，他说我的模样就和我博客网站上的卡通画一模一样。
《新京报》在4月16日发表了有关张案的文章，内容比4月2日《中国青年报》对此案的报道增加了深度，但仍然以案子为主。《南方周末报》于4月19日发表的文章，更进一步对此案从体制的层面上进行分析，是至今我所见到的有关彩票的最全面和最有深度的调查分析文章。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到彩票的业内人士写出过这样有分量的分析文章来。
彩票的业外人士已经纷纷公开发表意见了，我希望彩票的业内人士也应该公开（匿名或实名）发表意见。彩票是公益事业，公益事业的一切内容都应该公开透明。如果你知道内情而不敢说，不论你出于何种考虑，最低限度你不如我这个老头子。
如果你知道内情而不愿意公开发表，也不勉强，但是你可以直接向检察院举报，或提供线索。如果你这样做，也是一种对社会公益事业负责的态度，申张了“社会正义”。检察院“张伟华专案组”组长是马军，电话是：北京8154-4301。（完）
“虚设中间环节”考证
原文发表于2007年4月
国家审计署李京华审计长在05年审计报告中指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属下的彩票印务公司，在购买纸张原材料的过程中，虚设“中间环节”，分流国有资金。任何生意人都力求避开中间环节，希望直接和货源交易，以求降低成本，唯独《体彩中心》却偏爱中间环节，其用心十分明显。据我了解，这个“中间环节”是一家叫做《南海阳光》的私人公司，该公司老板是某篮球名将的夫人。如果属实，看来涉案的又是一个体育系统的“自家人”。
我已经报道过：若干年前我自己也曾经遇到一个企图“强行插入”的中间人，名叫邵富阳，他自称是张伟华（当时的《体彩中心》副主任）和邱江涛（当时财政部彩票监管部门的负责人）的同学。此人当时所用的公司名称为《银富利》。据了解，这些中间人所用的公司名称经常变换，让人产生一种“多家竞争”的错觉，其实是一家。上述《南海阳光》和《银富利》是否是一家？邵富阳和《南海阳光》有无关系？这些都只能等检察院公布调查结果后才能知道。
去年我回北京和刘锋见面时，就听他抱怨说张伟华强行插入《南海阳光》这个中间环节，张的理由是这是上级领导何慧娴介绍来的，不能不接受。据刘锋说，当审计署来调查时，张伟华还要他把这件事的责任担下来，这是他和张伟华反目的原因之一。
《南海阳光》究竟是谁的关系户？插入这个中间环节究竟是谁的主意？
一说这是张伟华的上级领导何慧娴的关系和主意，张伟华明知不对，仍秉承领导意图，以插入这个中间环节来讨好领导。我认为此说有理，因为张伟华一向“胆小慎为”，如果没有领导指示，他岂敢如此明目张胆？多年前，前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的夫人郑沪英女士就曾经出面干预过我公司的纸张购买，要我们向某日本公司购买，因为该公司是郑的关系户。因此，前体育总局高层领导（或其家属）直接干预下面的正常商务操作，是有据可查的。如果说《南海阳光》的确是何慧娴的关系户，插入这一中间环节的确是何的主意，那么何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小张不应该充当“替罪羔羊”。
另一说这是张伟华自己的主意，他假借上级领导的名义，目的是压服《彩票印务公司》总经理刘锋照办不误。我认为此说也很有理，张伟华的“胆小慎为”很可能是一种伪装，其实是“胆大包天”。邵富阳的强行插入就直接打着张伟华的旗号，与何慧娴无关，与郑沪英也无关。因此，张伟华直接把自己的关系户强插进来，也有先例，也是有据可查。如果是这样，插入《南海阳光》，就是张伟华“个人行为”，何慧娴并不知情，也无关系。
两种说法都有理有据，值得搞一次“有奖竞猜”。
张伟华到底是“胆小慎为”还是“胆大包天”？想来想去，我老刘倒也一时吃不准了。
有一点是肯定的，张伟华是一个“两面派”，在我公司和前体彩中心主任孙晋芳进行谈判时，张多次向我们“通风报信”，并建议我们多多要价。张伟华一向排斥孙晋芳，他故意给谈判制造障碍，最后以孙晋芳“工作不力”为由把孙挤走，达到他自己掌权的野心。此外，他在挤走我公司的过程中，把事情抬高到“政治层面”。因为我是“外商”，他与何慧娴一唱一和，谁敢替我说话，谁不支持他们，就是“丧权辱国”。（完）
国家审计署李京华审计长在05年审计报告中指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属下的彩票印务公司，在购买纸张原材料的过程中，虚设“中间环节”，分流国有资金。任何生意人都力求避开中间环节，希望直接和货源交易，以求降低成本，唯独《体彩中心》却偏爱中间环节，其用心十分明显。据我了解，这个“中间环节”是一家叫做《南海阳光》的私人公司，该公司老板是某篮球名将的夫人。如果属实，看来涉案的又是一个体育系统的“自家人”。
我已经报道过：若干年前我自己也曾经遇到一个企图“强行插入”的中间人，名叫邵富阳，他自称是张伟华（当时的《体彩中心》副主任）和邱江涛（当时财政部彩票监管部门的负责人）的同学。此人当时所用的公司名称为《银富利》。据了解，这些中间人所用的公司名称经常变换，让人产生一种“多家竞争”的错觉，其实是一家。上述《南海阳光》和《银富利》是否是一家？邵富阳和《南海阳光》有无关系？这些都只能等检察院公布调查结果后才能知道。
去年我回北京和刘锋见面时，就听他抱怨说张伟华强行插入《南海阳光》这个中间环节，张的理由是这是上级领导何慧娴介绍来的，不能不接受。据刘锋说，当审计署来调查时，张伟华还要他把这件事的责任担下来，这是他和张伟华反目的原因之一。
《南海阳光》究竟是谁的关系户？插入这个中间环节究竟是谁的主意？
一说这是张伟华的上级领导何慧娴的关系和主意，张伟华明知不对，仍秉承领导意图，以插入这个中间环节来讨好领导。我认为此说有理，因为张伟华一向“胆小慎为”，如果没有领导指示，他岂敢如此明目张胆？多年前，前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的夫人郑沪英女士就曾经出面干预过我公司的纸张购买，要我们向某日本公司购买，因为该公司是郑的关系户。因此，前体育总局高层领导（或其家属）直接干预下面的正常商务操作，是有据可查的。如果说《南海阳光》的确是何慧娴的关系户，插入这一中间环节的确是何的主意，那么何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小张不应该充当“替罪羔羊”。
另一说这是张伟华自己的主意，他假借上级领导的名义，目的是压服《彩票印务公司》总经理刘锋照办不误。我认为此说也很有理，张伟华的“胆小慎为”很可能是一种伪装，其实是“胆大包天”。邵富阳的强行插入就直接打着张伟华的旗号，与何慧娴无关，与郑沪英也无关。因此，张伟华直接把自己的关系户强插进来，也有先例，也是有据可查。如果是这样，插入《南海阳光》，就是张伟华“个人行为”，何慧娴并不知情，也无关系。
两种说法都有理有据，值得搞一次“有奖竞猜”。
张伟华到底是“胆小慎为”还是“胆大包天”？想来想去，我老刘倒也一时吃不准了。
有一点是肯定的，张伟华是一个“两面派”，在我公司和前体彩中心主任孙晋芳进行谈判时，张多次向我们“通风报信”，并建议我们多多要价。张伟华一向排斥孙晋芳，他故意给谈判制造障碍，最后以孙晋芳“工作不力”为由把孙挤走，达到他自己掌权的野心。此外，他在挤走我公司的过程中，把事情抬高到“政治层面”。因为我是“外商”，他与何慧娴一唱一和，谁敢替我说话，谁不支持他们，就是“丧权辱国”。（完）
我所了解的陈群林
原文发表于2007年4月
今天的《南方周末》上，用了大约整整三版的面积，详细叙述了中国彩票的历史和体制，以及最近发生的体育彩票“掌门人”案。彩票腐败再次引起全国的注意，由此而引起的彩票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再次引起有关业者的思考。
在彩票体制问题上的讨论，有一个人的身影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就是前《中国社会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任陈群林。
去年6月9日，我在本搏客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悲哀遭遇》的博文，叙述我和《中国社会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第一任主任张景发之间的交往过程。因社会福利彩票内部的贪污腐败案件，张没有“保护”有关涉案人员，受民政部领导排挤出局，他的继任就是陈群林。
陈群林在位期间，正是《体育彩票》从无到有开始兴起之时，他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将体育彩票“扼杀于摇篮之中”，从而排除一个重要的市场竞争者。据我所知，他为当时的民政部长多吉才让（藏族）先后起草了两份以取消体育彩票为目的的文件，送国务院报批。在我记忆所及，他在这两份文件中的主要论点是：“彩票的属性是社会福利”，为取消体育彩票制造理论根据。为了支持他的论点，他说“世界各国都只发行社会福利彩票，不发行体育彩票”。
针对他的论点，我当时也写了反驳的文章。我认为彩票的属性是“公益”，福利事业和体育事业都属于社会公益事业，其他如“环境保护”和“文物保护”等，也都属于此类。此外，我还列举了国际彩票组织的统计资料，证明世界上半数以上的国家都发行体育彩票。陈群林为了取消体育彩票，在彩票的“属性”立论上有欠公正，关于“世界各国都不发行体育彩票”的叙述也不符合事实。
问题在于，陈群林所写的报批文件直达中央领导，我的反驳文章如石投大海，不起作用。
后来发生的事情带有强烈的戏剧性。民政部的第一次报批文件按正常程序上报，被半途否决，第二次通过“捷径”上报，获批准，但是在最后一分钟又被否决了。体育彩票终于生存下来，并且很快在彩票市场上取得了和社会福利彩票“平起平坐”的地位。
回想起这段历史，不难看出政府部门为了“部门利益”，可以搞出一套似是而非的报批文件，从表面看有理有据，实际掺杂很多不真实的东西。政府领导能否分辨是非黑白，这就要看领导的水平了。
陈群林在担任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任之前，曾经在鲍Ｘ的体制改革班子里工作过，很有文才。他在社会福利彩票“掌门人”这个位置上坐了九年，据说后来由于他在彩票发行体制上和领导意见不合，被排挤出局。虽然如此，以他的才能和经验，我认为他在彩票体制问题上有很大的发言权。
陈群林现在是“中国殡葬协会”会长。据说他有些不得志，但是我认为“殡葬”才是可以真正发大财的“冷门”生意，他坐在这个大“金矿”上何以竟不知道？（完）
今天的《南方周末》上，用了大约整整三版的面积，详细叙述了中国彩票的历史和体制，以及最近发生的体育彩票“掌门人”案。彩票腐败再次引起全国的注意，由此而引起的彩票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再次引起有关业者的思考。
在彩票体制问题上的讨论，有一个人的身影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就是前《中国社会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任陈群林。
去年6月9日，我在本搏客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悲哀遭遇》的博文，叙述我和《中国社会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第一任主任张景发之间的交往过程。因社会福利彩票内部的贪污腐败案件，张没有“保护”有关涉案人员，受民政部领导排挤出局，他的继任就是陈群林。
陈群林在位期间，正是《体育彩票》从无到有开始兴起之时，他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将体育彩票“扼杀于摇篮之中”，从而排除一个重要的市场竞争者。据我所知，他为当时的民政部长多吉才让（藏族）先后起草了两份以取消体育彩票为目的的文件，送国务院报批。在我记忆所及，他在这两份文件中的主要论点是：“彩票的属性是社会福利”，为取消体育彩票制造理论根据。为了支持他的论点，他说“世界各国都只发行社会福利彩票，不发行体育彩票”。
针对他的论点，我当时也写了反驳的文章。我认为彩票的属性是“公益”，福利事业和体育事业都属于社会公益事业，其他如“环境保护”和“文物保护”等，也都属于此类。此外，我还列举了国际彩票组织的统计资料，证明世界上半数以上的国家都发行体育彩票。陈群林为了取消体育彩票，在彩票的“属性”立论上有欠公正，关于“世界各国都不发行体育彩票”的叙述也不符合事实。
问题在于，陈群林所写的报批文件直达中央领导，我的反驳文章如石投大海，不起作用。
后来发生的事情带有强烈的戏剧性。民政部的第一次报批文件按正常程序上报，被半途否决，第二次通过“捷径”上报，获批准，但是在最后一分钟又被否决了。体育彩票终于生存下来，并且很快在彩票市场上取得了和社会福利彩票“平起平坐”的地位。
回想起这段历史，不难看出政府部门为了“部门利益”，可以搞出一套似是而非的报批文件，从表面看有理有据，实际掺杂很多不真实的东西。政府领导能否分辨是非黑白，这就要看领导的水平了。
陈群林在担任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任之前，曾经在鲍Ｘ的体制改革班子里工作过，很有文才。他在社会福利彩票“掌门人”这个位置上坐了九年，据说后来由于他在彩票发行体制上和领导意见不合，被排挤出局。虽然如此，以他的才能和经验，我认为他在彩票体制问题上有很大的发言权。
陈群林现在是“中国殡葬协会”会长。据说他有些不得志，但是我认为“殡葬”才是可以真正发大财的“冷门”生意，他坐在这个大“金矿”上何以竟不知道？（完）
《南方周末报》2007-04-19
《体彩丑闻显中国彩票运行积弊》
2007年04月19日 13:39 南方周末
http://www.jrj.com
■编者按
1987年7月27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最大的礼堂——工人文化宫，社会主义中国的第一次摇奖仪式在这里举行。
从1987年至今，20年来，中国彩票从无到有，从只做“不争论”，发展到八百多亿元规模，却也走到一个历史的关节点：它以慈善和公益为目的，但近年来却“事故频发”；它亟需社会认同，却面临身份尚未合法化的尴尬；它迫切需要体制变革，却在部门利益争夺中陷入怪圈。近日，国家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原法定代表人、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张伟华即将被提起公诉一事，更是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当然，没有人会忽视彩票业这20年来做出的巨大贡献：这20年通过发行彩票，中国共筹集公益金1219亿元。这笔巨资在发展民政福利、公共体育以及补充社保基金方面贡献良多。然而，只有解决这几年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运行了20年的中国彩票业，才能迎来一场真正的变革。
个案
张伟华案：个人“私利”与部门“均沾”
曾经声称要维护中国彩票声誉的人，如今却走向另一面。
被捕半年之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原法定代表人、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张伟华即将被北京检方提起公诉。本报记者从其律师处独家确认，检方指控的罪名包括“滥用职权”和“受贿”两项。
这是中国体育彩票最近几年内的第二次大“震动”。之前的2004年，在震惊全国的西安“宝马”体育彩票案中，曾“用人头担保体彩中心没有作假”的陕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原主任贾安庆，被同样以“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其时，作为国家体彩中心新闻发言人的张伟华曾表示要消除该事件对彩票公信力的影响，打击腐败。然而两年过后，张本人却紧跟着落马，中国彩票弊案也从地方升级到体彩最高层。
与西安“宝马”案中体彩官员几近直接参与彩票诈骗不同的是，知情人说，张伟华案所涉及的除“与私企联手造假，造成彩票专项资金流失2341.26万元”外，更大的问题则是其领导下的国家体彩中心通过自建企业，内部联手违规套取国家彩票发行费用作为部门私利。
按照国家审计署列出的审计结果，这是一个利用彩票体制漏洞“公开”操作的行为，而这一行为在发生过程中无人监管。
张伟华的奇怪要求
2005年国家审计署对于国家体育总局的审计报告，是检方注意到张伟华案的开始。
2005年6月28日，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直接以“彩票管理中心负责人”的称谓，指张伟华“与私企联手造假”，“指定所办公司将代理进口电脑彩票专用热敏纸业务，委托给不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私营企业，人为增加环节，转手高价采购，致使彩票发行费在2003年2月至2005年1月流失2341万元”。
热敏纸是印制电脑彩票的原料，在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成立了北京中体彩印务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中体印务”）负责彩票的印制。之前，美籍华人刘国生开办的“乐利达公司”一直为国家体彩中心印制彩票。
然而奇怪的是，“中体印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未印制彩票。该公司负责人、同时也是体彩中心处长的刘锋在2006年4月曾对刘国生抱怨说，张伟华不给这个由他自己一手推动创办的“中体印务”订单，使得自己无法开工。
刘国生说，此时的“中体印务”实际上成了一个“中转站”———该公司先购买印制电脑彩票的热敏纸，随后将纸提供给其他印刷厂加工，给对方加工费，最后将别人加工好的彩票卖给体彩中心。
但更奇怪的是，据刘锋说，按张伟华的要求，“中体印务”不能直接买纸而要经过一个中间商，本报记者获知，这是一个名为“××阳光”的公司。按照审计报告所说，张伟华是“委托给不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私营企业转手代理采购”———这意味着这个名为“××阳光”的公司要先从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公司手中买纸张，然后再转手卖给“中体印务”。
一个虚增的环节，使“××阳光”无故获得了2341万元的利润，而这些费用要从体育彩票法定的发行费中出，造成发行费“流失”，张的“滥用职权”由此产生。
“滥用职权”和“受贿”？
如此明显的问题自然引起了检方的注意，相关人士称，最高检将对该问题的查处委托给了北京市检察院。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2006年上半年，张伟华被要求针对审计报告写材料。知情人说，张此时为审计报告上列的问题做了检讨，称是“错误领会了领导意图”，后来张曾一度被认为“无事”，体育总局已决定让其离开体彩中心，平调到其他部门。
然而到2006年8月上旬，张突然被检方带走。上述知情人说，张被抓前，检方只通知了体育总局监察局，同时被带走的还有“中体印务”的负责人刘锋，随后警方对张伟华家进行了搜查。
刘国生的“乐利达公司”因曾在2003年之前为体彩中心印制彩票，也成为检方调查对象。该公司原会计邵洁说，北京市检察院在8月24日给其下达了通知单，上面直接标明就“犯罪嫌疑人张伟华涉嫌滥用职权一案”对“乐利达公司”进行调查。
而在检察官手写给邵洁的一个条子中，则称张伟华和刘锋两人“滥用职权”，但不久刘锋被保释。
检察机关调取了“乐利达公司”多年的财务资料。“可以看出，检察院对我们之前购买热敏纸的价格很感兴趣。”邵洁说。这被认为是跟“××阳光”所提供的纸张价格进行对比。
邵洁说，2003年“乐利达公司”撤出彩票印刷行业后，曾积存了一批热敏纸，当时就是这个叫“××阳光”的公司购买了这批纸张，至于该公司是否又将这批纸张转手卖给了“中体印务”，则不得而知。
刘国生说，关于用纸问题他在1999年就曾碰到过一桩跟张伟华有关的“麻烦”，当时有一个名为邵富阳的人找到刘国生，“他自称是张伟华的同学，要求我们今后购买纸张必须通过他的公司，否则彩票业务就会做不下去。”
刘为此直接找到张伟华，张承认邵富阳是自己同学，但是否从邵富阳处买纸“和我没关系”。
张伟华的律师对本报记者证实，张案的主要问题在于增加购买热敏纸的中间商这一环节。但该律师说，增加“××阳光”这一中间商，并不是张伟华一个人的决策，“而且具体联系也不是他联系的”，由此不能指控张是“滥用职权”。但律师说，检察院并不认同上述说法。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某体彩业人士曾在去年见到张伟华，张叹气说别人要自己拿出可证明上述说法的文字凭据，但自己没有。不过亦有知情人称，张所谓“领导意图”不过是欺骗。
事实上，整个环节中最无法解释的事实就是为什么要无端增加“××阳光”，使其获利。律师说检方对张伟华也有“受贿”的指控，但具体是否就是“××阳光”行贿，还不得而知。
张伟华曾对律师说“××阳光”曾送给自己一盒月饼，里面有一万美金，但后来张又把这些钱退了回去。而跟刘锋熟悉的知情人说，刘锋也曾说自己收到了“××阳光”装在土特产里的钱，后来也同样是退了回去。
因为检方尚未起诉，我们无法确知张案的具体细节。不过目前的结果是，刘锋获得保释，而张伟华则未能出来。
一个系统的“利益均沾”？
事实上，张伟华案具体涉及的只是其利用职权为中间商谋取私利，并让自己获得好处。而审计报告显示，张伟华领导下的体彩中心违规操作，内部联手将发行费变为部门利润的数额则更为庞大，且牵涉到了整个体彩系统。
2003年前后，除上述“中体印务”外，体育总局还成立了中体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中体科技”）负责彩票软件研发———按规定，体育彩票是由国家体彩中心统一印制，软件也是统一编制，这笔费用都算在体育彩票的发行费用中。
根据财政部的规定，中国彩票金额做如下分配：50％作为奖金返还给彩民，35％作为公益金上交财政部，15％为发行费用，其中国家体彩中心提取3％（后来降到2％）用于彩票的印制等费用。
彩票发行遵照“降低发行费用，增加彩票公益金”的精神，其发行经费缴入财政专户，按照“收支两条线”原则进行管理。“如果国家体彩中心没有花完自己提取的发行费，剩余部分要上交财政专户。”接受本报采访的彩票业内人士说。显然体彩中心不太乐意上交这些结余资金。
2003年前后，在换掉之前的供货商后，“中体印务”和“中体科技”成为了彩票技术和印刷品的提供者，而“中体印务”和“中体科技”的股东分别是体育总局下属的几家单位，董事长则是体彩中心人员。换句话说，此时供货商和购买者已是一家，体彩中心买彩票不过是从“左手倒到右手”。
本报曾联系国家体彩中心采访，但被该中心婉拒。
审计报告显示，体彩中心按规定提取的发行费，除留下0.2％作为彩票管理中心基本费用，其余全部拨付给两公司运作。2003年和2004年，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共付给两公司彩票发行费9.69亿元，但支付的发行费用超过实际需要，扣除全部成本费用，两公司获利高达5.58亿元。
“体彩中心下属的公司虚增热敏纸价格，然后体彩中心自己又同意用这一价格购买，上下联手把本来应该结余上交的发行费变成了两个公司的合法利润，留在本系统内部。”上述业内人士说。
由此产生的怪事是，2003年和2004年，虽然没有开工，但是刘锋所在的“中体印务”净利润分别为8551.84万元和1.2亿元。
之前的相关报道说，2003年12月，在“中体科技”成立周年之际，体彩中心减持股份至36％，将另外30％的股份转让给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的指定机构，每省受让1％的股份。
接受本报采访的知情人说，给地方股份，是因为各省份对国家体彩中心之前收取3％的发行费不满，国家体彩中心通过这一方式再返还给地方一部分费用。由此，整个系统都在这种公开的操作下“利益均沾”。
而国家体彩中心经体育总局批准后，让中体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出1.3亿元购买一栋综合楼，另外两公司提取个人奖酬金1.31亿元———这是一个惊人的奖酬数目。
不过这一结果最终并未发生：国家体育总局后来对审计报告的回复函称，关于公司奖酬金问题，彩票中心已责成所属两公司在编制2005年预算时，剔除审计决定前实际发生部分，将未发放的奖酬金129049966.74元作为重大调整事项，调增两公司2005年期初未分配利润。
体制
利益纠葛下的中国彩票业
利益主体的讨价还价
为什么近几年中国彩票业新闻不断？
20年前，中国发行彩票以“公益”为初衷起步，20年后，彩票业形成种种积弊，各方利益协调已成难题，不同利益和体制弊端相互纠缠，造就了中国彩票业的诸多隐患。
按规定，彩票发行收入的50％应作为奖金返给彩民，剩下的35％作为公益金上交财政，最后的15％作为发行费用，由各发行单位分配。大家争得最凶的是这个“15％”。
在这条利益链上，中央一级基本属于“旱涝保收”，以体彩为例，国家体彩中心固定提取2％作为发行费，剩下的13％由各地方分配。
但在地方，又形成了新的讨价还价局面，分配机制更为复杂。某省原体彩中心一位主任解释了通常的分配方式，市跟省会有一个“讨价”阶段，穷市拿到的比率要高，“比如12％”，但省里总会给自己留下相应固定提取比率。商定比率后，市里大多数会找承销商，“一种是给承销商10％的比率，自己留2％；一种是给7％的比率，但是承销商卖得好我给你奖励；另外一种是12％全部被承销商拿走，卖的好，承销商给市体彩中心一定赞助。”
找“承销商”的销售方式一般在所谓“大奖组”的销售中应用，就是集中销售即开型彩票。而体彩中心承包出去的目的则是为了转嫁风险———集中销售，前期宣传花费颇大而一旦销售成绩不佳，比如赶上下大雨，无法销售，前期投资无法收回就有赔钱危险。
如此状况下，企业甚至要承担一张也销售不出去的风险，在不能稳赚时，作弊成了一种选择久而久之就成惯例。西安宝马案中的承销商就是类似问题。
事实上，承销商违规获利方法很多，通行的则是让供货商提高报价，“这个东西值5块钱，你跟我说值8块，我就跟上面体彩中心报8块，多的3块钱你要给我回扣。”上述某省体彩中心原主任说。
如此状况下，少数地方彩票中心和承销商往往有利益关系，所以在过去几年的彩票弊案中，承销商和地方彩票中心人员大多共同被揪出。
自西安宝马案发，财政部从2004年5月15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暂停集中销售即开型彩票。
没有了“旱涝保收”的“大奖组”承销商之后，市级彩票中心经营风险加大，宁波市2006年的一份报告说，2005年该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电脑型彩票发行费收入提取比例为4.5％，上交中央和省3.5％，而体育彩票仅为1.2％，上交中央和省则为7.8％。
该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发行费收入全年亏损93万元，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全年亏损82万元，“彩票发行机构经营风险已开始显现”。
复杂的管理，薄弱的监督
与上述错综复杂的利益分配机制类似的，是彩票业管理体制。
福利彩票管理权主要在省一级，各省份自己安装独立的电脑系统，有各自的印刷厂印制彩票，国家福彩中心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共同领导。如此造成的弊端是，如果国家福彩中心想检查某省份的彩票销售情况，就相对困难。
更复杂的是省之下的管理体制，比如广西，在全区设立了四个管理站，分片管理下面的几个市，但这四个点只管电脑彩票，即开型彩票又是三级管理。福建每个市都有管理站管电脑票，同时又有市福彩中心管即开票。条块交错，监管自然困难。
正是因为看到了福彩的体制弊端，体彩一开始就强调“集权”。国家体彩中心和下面各省级体彩中心关系密切，且半独立于各地体育局。国家体彩中心除了建立统一的电脑系统外，还掌控彩票的印刷权力。“国家体彩中心可以随时通过电脑系统监控地方体彩中心的数据，由此防止地方对中央的‘不透明’”。刘国生说。
然而，由此造成的弊端是权限高度集中，虽然省级作弊空间小，但国家体彩中心却因要为各地统一提供彩票和电脑系统。业内人士说，统一印制彩票为国家体彩中心提供了建厂“自肥”的客观条件，而2％的高提取率为其提供了截留剩余发行费的利润空间。
此外，无论福彩还是体彩，玩法异常多样，“每个省都可以自己推出新玩法，然后以国家福彩中心或者体彩中心的名义推出销售，跟土特产一样。”《公益时报·中华彩票》编辑部主任宫微说。
与彩票复杂体制对应的，是相对薄弱的监管。
按规定，彩票监管由财政部综合司彩票处负责，“一个处级单位怎么监管国家体彩中心和福彩中心两个正司级的事业单位？而且它也没什么监管手段。”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彤说。
这位研究员还认为，“行政部门监管行政部门”模式的作用有限，而在省市一级财政部门中，几乎没有专门的彩票监管机构，连“行政部门监管行政部门”都达不到，“与其说财政部在行使监管职能，不如说民政和体育部门在自我监管。”
作为“主管部门”，民政和体育部门，“他们想的是如何扩大市场，监管自然放在产业发展的后面。”
而令人无奈的是，公证———这一外在的法律约束，在西安宝马案中已被证明，作用不大———他们往往只是对开奖的某个环节进行公证，而对整个过程和结果，无法公证。
双寡头竞争的弊病
除了监管和管理上的“麻烦外”，福彩和体彩之间的纠葛也值得关注。
这种竞争从一开始就是在高度行政垄断下进行的，上述某省体彩中心原主任说，两家彩票之间曾一度关系紧张，之前搞“大奖组”时，福彩往往能占据闹市中心，而体彩则没有好的销售场地，“主管民政的领导往往比主管体育的领导要‘核心’”。
他还揭示，这种带有行政背景的寡头竞争的一个结果是，一旦出现作弊，只能更换相关负责人，却不能判罚机构出局。因此，其上级主管部门就不会真正用心监督，“对上面来说，出事的结果只是换个人干活”。
但作为事业单位的福彩中心和体彩中心，实际上是在进行企业化运作。两家在发行市场上的竞争却日趋激烈和同质化。
原国家福彩中心的一位资深人士也认为，两家彩票竞争发行不合理。他说，竞争应该在销售环节，“国外的彩票销售都是社会化的，你能卖，他能卖，这样就能降低发行成本，筹集的钱就多”，而不是在发行环节竞争。
上述资深人士说，“福彩和体彩的玩法几乎同质，惟一不同的是足彩。”“不怪两个发行部门，怪监管部门，比如这边报了一个3D，那边又批一个同类型的排列三。”他认为，两种彩票完全可以区别开来，体育彩票可以搞更多竞技性游戏。
体彩曾在一年内推出五六种玩法，而2004年的一种玩法因为推出过急，规则没设计好，“几期下来体彩赔了4000万。”上述原省体彩中心主任说。
“频繁推出新玩法会伤害市场，过去的玩法还没衰退，新的玩法又推出来了，就加速了前一个产品的衰退期，并且刺激彩民的赌博心理。”
竞争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重复建设。电脑彩票成本高昂，而为了竞争，福彩体彩两家竞相布点，也无形增加了发行成本。
上述原国家福彩中心资深人士还透露，在2000年之后，随着竞争的白热化，弊案也多了起来。“体育搞承包，福利就心痒痒，”他说，“没出现宝马案这样的大案是福彩运气好，陕西体彩的那个人黑过头了。宝马案是必然结果，不是偶然现象。”
而朱彤最担心的，是两家彩票竞争的趋势只能是各自玩法的赌性越来越重，由此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有些人说我们应该跟地下六合彩去争，可是他想过没有，地下六合彩带来的负面效果？”
多部门搅动公益金分配
一些人士认为，体彩和福彩有强烈的“部门彩票”色彩，应该合并为“国家彩票”，他们希望能对彩票业立法。但另外的一些人则说，在没有更好的方案前，立法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部门利益。
实际上，关于立法的争论已经超出了民政和体育系统。之前，中国彩票公益金的分配使用由财政部监管、调剂，有十个部委分配公益金收入，除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两部门占据公益金的50％外，其他的一半由财政部向助学、残疾、环保、社保及2008年奥运会等八大领域分配。
一段时间内，各主管部门纷纷要求扩大自己的公益金分配额度，教育、建设等众多部委也提出要从彩票收入中分一部分。
2006年，新的公益金分配格局确定，中央与地方平分彩票公益金。在中央的收益中，在社会保障基金、专项公益金、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之间，按60％、30％、5％和5％的比例分配。这也意味着，中央将有更多的公益金用于民政和体育以外的专项公益事业。
但一个尴尬的事实是，由财政部主持的起草立法又进入一个怪圈。“财政部理所当然认为自己是主管单位，但民政和体育部门认为财政部只是监管单位，国务院对财政部的授权不明确，有歧义，一字之差问题很大。”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研究所所长沈明明认为，摆平部门利益是条例要面对的问题。
上述资深人士说，是按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观念进行改革，是其中的关键。“无论是央行管还是财政部管，都是倒退，比双轨制还不如。”
在市场条件下，政府应该管，但不是当婆婆，他说，“我找工商要出生证，拿到了就开业，偷税了税务来，乱建房子土地局来管。”
“政府其实没有必要从概念上界定彩票和赌博的区别，”这位资深人士称，只要是政府允许的博彩游戏就是合法的，不允许的就是非法赌博，“就像香港，港府禁止赌博，但是赛马和彩票例外。”
具体而言，沈明明认为，既然是开个口子，那么中央也可以把权力收回来，明确了这点，那么一切操作都有现成的经验，那就是政企分离，走产业化道路———国家管，社会办。国家可以组建一个彩票总公司，任务就是筹钱，各个部门就等着分钱好了。“这个时候跟卖彩票的没关系了，顶多是你希望我多筹钱，多分点蛋糕，都希望我廉洁不出事。”
作为监管部门，该管什么？上述资深人士认为，一是设定和公布规则，不能由彩票组织公布；二是确立行业标准和规范，不符合标准不能上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钱平凡还认为，垄断行业不应该由一个政府部门来管，而是应该由有关部门组成监管委员会，就像电监会、银监会，“否则被收买了怎么办？”
流变
中国彩票蹒跚年
“偷生”的福彩？
民政部原部长崔乃夫是福利彩票的最早倡议者。1982年3月起上任的这位民政部部长面临艰巨任务：以1985年为例，全国有1.5亿安抚和救济对象，成灾人口3.16亿，残疾人口近5000万。而这一年，能用于社会福利方面的财政只有4亿元。
1984年，一位海外华人给愁于找钱的崔乃夫出了三个点子：赛马，高级酒店增加附加税，搞彩票。
从理论上较为可行的“搞彩票”在当时仍非常敏感。在1949年后，“黄赌毒”作为旧社会的“洪水猛兽”遭到禁止，彩票也不例外。
1986年4月，在三峡随同考察的崔乃夫，借机向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陈述自己的困难和想法。建议顺利获得默许。有备而来的崔乃夫之前已展开调研，民政部的报告很快就送到国务院主要领导案头，还有聋哑协会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带回来的彩票实物作为强有力的佐证。1987年初，最高层为发行彩票亮了绿灯。
据刘国生回忆，第一次与崔乃夫见面时，对方问他，大英百科全书对“彩票”的定义是什么？刘说：没查过，不知道。崔乃夫说：我查了，大英百科全书上说彩票是赌博的一种。
彩票的负面影响是决策者们最大的顾虑，崔乃夫也强调“有奖募捐”有利有弊，弊在于可能助长投机心理，变成赌博。中南海还专门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吹风。最后的定调是：只限社会福利，仅批民政一家。
1987年7月27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最大的礼堂———工人文化宫，1949年以后的第一次摇奖仪式在这里举行。在10个试点省市的火车站、公共汽车站，背着流行军绿挎包的销售人员到处兜售彩票。
出自造币厂的第一张彩票图案类似人民币，面值1块钱，有一个很长的名称，叫“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一位中国福彩界资深人士说，出国访问时，外国人不明白“为啥募捐还要有奖”，问到底是慈善组织还是博彩机构。“他们不懂，这是东方的智慧。”
这个拗口的名字，1993年更名为“中国福利奖券”，1995年起定名为“中国福利彩票”。
“超生”的体彩？
1987年至1989年，社会上对彩票反映冷淡。这三年里，彩票销售分别为0.17亿元、3.7亿元和3.8亿元，人均购票不足4毛钱。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张占斌博士称之为中国彩票的“试验期”。但在1990年，彩票的筹资功能开始显示，这一年彩票销售比上年翻了一倍。
与此同时，由于北京举办亚运会，1988年国务院批准国家体委发行“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集资奖券”，此后，体育部门又陆续获批发行民运会、城运会、农运会、东亚运动会奖券，但均属于“一事一批”。
据原福彩中心一位高层透露，国家体委曾专门找过民政部，请求支持发行亚运会专项彩票，但遭到拒绝。理由是：办亚运会不符合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宗旨。
为了突破“一事一批”的限制，国家体委从1990年到1993年开始积极争取彩票发行政策，1992年成立“国家体委体育彩票筹备组”，这让福利彩票感受到强烈危机。
“开始时还受到民政部的打压，但是到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形势急转直下。”刘国生说。
当年，江苏省体委派人找到了刘国生，向这个商人借了1000万后，率先在宜兴卖起了彩票。
自亚运会奖券发行成功，许多省市体委纷纷要求发行彩票。“觉得彩票这个东西好像很能筹集到资金。”原江苏体彩中心主任陈柏说。
而福建、江苏和河北等地亦由地方自行批准，相继成立了募捐办、奖券办，“就像地税一样，属于地方粮票”。
地方擅自发行彩票的活动让体彩的诞生增加了现实依据。1992年，国家体委起草《关于建立全国统一的体育彩票发行制度的请示》呈报国务院。
1994年4月，中国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终于成立，两家并立的格局由此形成。“这应该归功于当时国家体委的领导。”刘国生说。
衍生的私彩？
最开始，彩票销售成绩并不理想。“没有固定开奖时间，老不开奖，等卖完才能开。奖项也不大，最多几千块钱。”刘国生说。
但在1992年，形势发生了变化。开始兴起的大奖组即开型彩票，打开了彩票销售的新格局。北京牛街的福彩销售点经常被挤得水泄不通，这一年，福彩的销售收入突破十亿关口。但之后两年增长缓慢。
1993年和1994年，彩票在全国呈泛滥之势。除了地方政府擅自发行彩票外，赛马也悄然入境。广州、北京已经开赛，更多的地方准备兴建马场。外商外资亦以各种形式介入，其兴趣首先在“乐透型”彩票，1994年上半年南中国开始兴起“六合彩热”。
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研究所所长沈明明甚至认为，中国私彩是跟公彩共生的，“因为口子放开后，人们的需求产生，不去满足的话，当然有人去做啊，地下私彩就出现了。”
邻近香港的深圳市福彩中心1993年首次推出自选号码的福彩，类似香港六合彩，创造日销千万佳绩，但第二年即被叫停。人民银行认为，“技术条件不具备，社会心理不成熟”。
彩票由此进入整顿期。国务院下发了“两个通知”，禁了六合彩和万字票。
政府还要面对更严峻的犯罪问题。中办和国办为此曾专门下文要求“以免影响社会稳定”。
两家争夺
福彩和体彩，不仅要面对共同的“敌人”私彩，双方的竞争也开始白热化。两者的同质竞争也为业内人所诟病，“除了足彩是体彩独有的之外”。
《公益时报·中华彩票》编辑部主任宫微说，这只能导致两败俱伤。
1997年8月，民政部专门向中央领导报送了《关于彩票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报告》。它主张的体制可概括为：国务院直接领导，民政部门具体承办，有关部门实施监督。
体育产业化的进程，使得发行体彩的必要性开始遭到质疑。上述福彩资深人士认为，福彩是“雪中送炭”，而体彩是“锦上添花”。
为安抚体彩，民政部的意见是，将原发行的体育彩票纳入社会福利彩票体系，统一组织发行，在筹集的福利金中划一块给体育使用。
据悉，中央领导一度同意了民政部的意见。
“大家都认为体育彩票被枪毙已成定局。”刘国生透露，当时国家体委领导焦急如焚，但在当年“十五大”之后，情况又发生了逆转。
第二年，中国发生了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国家发行50亿元赈灾彩票。在此期间，其他彩票品种为其让道。舆论认为，这是中国从“部门彩票”迈向“国家彩票”的开端。
统一发行机构只发行一种彩票的建议虽没有得到实现，但部分改革已进行。2000年以后，财政部接替央行行使监管权，彩票基金划入财政部预算外资金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
2001年起，原本仅用于本部门的公益金分配出现变化。超过彩票公益金基数的部分，80％上缴中央财政。这部分钱主要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基数内的公益金，由民政和体育部门内部支配。
去年，财政部更是对2005年以后的彩票公益金分配作出重大调整：50％的彩票公益金上交中央———其中的60％补充国家社会保障基金，30％是专项公益金，而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各占5％。
“多事之秋”
从1987年至2006年，我国累计筹集彩票公益金1219亿元。这些公益金，按照国务院的规定，主要用于八个方面的公益事业：民政福利事业，公共体育事业，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2008年北京奥运会，红十字事业，残疾人事业，补助医疗救助基金和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钱平凡认为，彩票兼有博彩和慈善的性质，但应该强调它的慈善作用。沈明明说，彩票发行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筹钱。
如何管好钱、取信于民，彩票的首倡者崔乃夫就曾表态，发行部门要“手脚干净”，“准备随时接受检查‘卫生’”。
2004年对于中国彩票而言是“多事之秋”，先是福彩中心双色球被指涉嫌造假，涉案值4448万元的国内第一大案“彩世塔”案被媒体披露，爬上广告牌的陕西小伙子刘亮又揭开西安宝马案内幕。以政府信誉作担保的彩票遭遇信任危机。
这一年，审计署进驻国家体育总局，谁也没想到，此举会引发更大的风暴。
在2005年公布的审计报告中，体彩中心被查出诸多问题，2006年，被点到的“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负责人”张伟华因此被移送法办。而这一年的审计报告中，体彩又被查出新问题，而福彩中心的5500万元资产被指面临风险。
其实，早在1997年和1998年，审计署就两度披露福彩福利金沉淀过多的问题，当时的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就指出，问题的关键不是不缺钱，而是“各位民政厅（局）长老想把这些钱攒起来办点‘大事’”，这样做，资金就有被挪用挤占的风险。
审计报告曾披露，中国红十字会下属单位将财政部拨付的用于检测项目的彩票公益金63.31万元用来购置小轿车、旅行车，列支办公用房租金等。
立法“难产”
因为存在一些隐患，彩票立法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
上海市体彩中心一位人士透露，最新一稿《彩票管理条例》去年底出炉，正处于内部讨论阶段。这样的消息已经很难令人振奋。近几年，媒体多次错误预测这个中国第一部彩票法规出台。
据了解，《彩票管理条例》早于1993年初即开始起草。沈明明2003年开始关注《彩票管理条例》，在他的印象中，“一稿接一稿”，年年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但总不能达成一致。“每一稿都给国务院法制办，但法制办始终都没正式接手。只有接手后，法制办会进一步做调研征求意见。大概现在连这一步还没完成。”
上述福彩资深人士说：“我们现在是部门在表决，部门都有利益，财政部、民政部、体育总局都是有利益的，怎么能讨论清楚呢？”
沈明明说，“关键是上面怎么看，没任何表态很难办。高层有了决策后，立法只是技术问题。”
或许，只有在彩票得以正式立法之后，已经运行了20年的中国彩票业，才能迎来一场真正的变革。（杨静对本文亦有贡献。部分资料参考张占斌《博彩业与政府选择》，特此致谢）
2007年04月19日 13:39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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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87年7月27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最大的礼堂——工人文化宫，社会主义中国的第一次摇奖仪式在这里举行。
从1987年至今，20年来，中国彩票从无到有，从只做“不争论”，发展到八百多亿元规模，却也走到一个历史的关节点：它以慈善和公益为目的，但近年来却“事故频发”；它亟需社会认同，却面临身份尚未合法化的尴尬；它迫切需要体制变革，却在部门利益争夺中陷入怪圈。近日，国家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原法定代表人、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张伟华即将被提起公诉一事，更是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当然，没有人会忽视彩票业这20年来做出的巨大贡献：这20年通过发行彩票，中国共筹集公益金1219亿元。这笔巨资在发展民政福利、公共体育以及补充社保基金方面贡献良多。然而，只有解决这几年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运行了20年的中国彩票业，才能迎来一场真正的变革。
个案
张伟华案：个人“私利”与部门“均沾”
曾经声称要维护中国彩票声誉的人，如今却走向另一面。
被捕半年之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原法定代表人、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张伟华即将被北京检方提起公诉。本报记者从其律师处独家确认，检方指控的罪名包括“滥用职权”和“受贿”两项。
这是中国体育彩票最近几年内的第二次大“震动”。之前的2004年，在震惊全国的西安“宝马”体育彩票案中，曾“用人头担保体彩中心没有作假”的陕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原主任贾安庆，被同样以“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其时，作为国家体彩中心新闻发言人的张伟华曾表示要消除该事件对彩票公信力的影响，打击腐败。然而两年过后，张本人却紧跟着落马，中国彩票弊案也从地方升级到体彩最高层。
与西安“宝马”案中体彩官员几近直接参与彩票诈骗不同的是，知情人说，张伟华案所涉及的除“与私企联手造假，造成彩票专项资金流失2341.26万元”外，更大的问题则是其领导下的国家体彩中心通过自建企业，内部联手违规套取国家彩票发行费用作为部门私利。
按照国家审计署列出的审计结果，这是一个利用彩票体制漏洞“公开”操作的行为，而这一行为在发生过程中无人监管。
张伟华的奇怪要求
2005年国家审计署对于国家体育总局的审计报告，是检方注意到张伟华案的开始。
2005年6月28日，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直接以“彩票管理中心负责人”的称谓，指张伟华“与私企联手造假”，“指定所办公司将代理进口电脑彩票专用热敏纸业务，委托给不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私营企业，人为增加环节，转手高价采购，致使彩票发行费在2003年2月至2005年1月流失2341万元”。
热敏纸是印制电脑彩票的原料，在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成立了北京中体彩印务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中体印务”）负责彩票的印制。之前，美籍华人刘国生开办的“乐利达公司”一直为国家体彩中心印制彩票。
然而奇怪的是，“中体印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未印制彩票。该公司负责人、同时也是体彩中心处长的刘锋在2006年4月曾对刘国生抱怨说，张伟华不给这个由他自己一手推动创办的“中体印务”订单，使得自己无法开工。
刘国生说，此时的“中体印务”实际上成了一个“中转站”———该公司先购买印制电脑彩票的热敏纸，随后将纸提供给其他印刷厂加工，给对方加工费，最后将别人加工好的彩票卖给体彩中心。
但更奇怪的是，据刘锋说，按张伟华的要求，“中体印务”不能直接买纸而要经过一个中间商，本报记者获知，这是一个名为“××阳光”的公司。按照审计报告所说，张伟华是“委托给不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私营企业转手代理采购”———这意味着这个名为“××阳光”的公司要先从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公司手中买纸张，然后再转手卖给“中体印务”。
一个虚增的环节，使“××阳光”无故获得了2341万元的利润，而这些费用要从体育彩票法定的发行费中出，造成发行费“流失”，张的“滥用职权”由此产生。
“滥用职权”和“受贿”？
如此明显的问题自然引起了检方的注意，相关人士称，最高检将对该问题的查处委托给了北京市检察院。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2006年上半年，张伟华被要求针对审计报告写材料。知情人说，张此时为审计报告上列的问题做了检讨，称是“错误领会了领导意图”，后来张曾一度被认为“无事”，体育总局已决定让其离开体彩中心，平调到其他部门。
然而到2006年8月上旬，张突然被检方带走。上述知情人说，张被抓前，检方只通知了体育总局监察局，同时被带走的还有“中体印务”的负责人刘锋，随后警方对张伟华家进行了搜查。
刘国生的“乐利达公司”因曾在2003年之前为体彩中心印制彩票，也成为检方调查对象。该公司原会计邵洁说，北京市检察院在8月24日给其下达了通知单，上面直接标明就“犯罪嫌疑人张伟华涉嫌滥用职权一案”对“乐利达公司”进行调查。
而在检察官手写给邵洁的一个条子中，则称张伟华和刘锋两人“滥用职权”，但不久刘锋被保释。
检察机关调取了“乐利达公司”多年的财务资料。“可以看出，检察院对我们之前购买热敏纸的价格很感兴趣。”邵洁说。这被认为是跟“××阳光”所提供的纸张价格进行对比。
邵洁说，2003年“乐利达公司”撤出彩票印刷行业后，曾积存了一批热敏纸，当时就是这个叫“××阳光”的公司购买了这批纸张，至于该公司是否又将这批纸张转手卖给了“中体印务”，则不得而知。
刘国生说，关于用纸问题他在1999年就曾碰到过一桩跟张伟华有关的“麻烦”，当时有一个名为邵富阳的人找到刘国生，“他自称是张伟华的同学，要求我们今后购买纸张必须通过他的公司，否则彩票业务就会做不下去。”
刘为此直接找到张伟华，张承认邵富阳是自己同学，但是否从邵富阳处买纸“和我没关系”。
张伟华的律师对本报记者证实，张案的主要问题在于增加购买热敏纸的中间商这一环节。但该律师说，增加“××阳光”这一中间商，并不是张伟华一个人的决策，“而且具体联系也不是他联系的”，由此不能指控张是“滥用职权”。但律师说，检察院并不认同上述说法。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某体彩业人士曾在去年见到张伟华，张叹气说别人要自己拿出可证明上述说法的文字凭据，但自己没有。不过亦有知情人称，张所谓“领导意图”不过是欺骗。
事实上，整个环节中最无法解释的事实就是为什么要无端增加“××阳光”，使其获利。律师说检方对张伟华也有“受贿”的指控，但具体是否就是“××阳光”行贿，还不得而知。
张伟华曾对律师说“××阳光”曾送给自己一盒月饼，里面有一万美金，但后来张又把这些钱退了回去。而跟刘锋熟悉的知情人说，刘锋也曾说自己收到了“××阳光”装在土特产里的钱，后来也同样是退了回去。
因为检方尚未起诉，我们无法确知张案的具体细节。不过目前的结果是，刘锋获得保释，而张伟华则未能出来。
一个系统的“利益均沾”？
事实上，张伟华案具体涉及的只是其利用职权为中间商谋取私利，并让自己获得好处。而审计报告显示，张伟华领导下的体彩中心违规操作，内部联手将发行费变为部门利润的数额则更为庞大，且牵涉到了整个体彩系统。
2003年前后，除上述“中体印务”外，体育总局还成立了中体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中体科技”）负责彩票软件研发———按规定，体育彩票是由国家体彩中心统一印制，软件也是统一编制，这笔费用都算在体育彩票的发行费用中。
根据财政部的规定，中国彩票金额做如下分配：50％作为奖金返还给彩民，35％作为公益金上交财政部，15％为发行费用，其中国家体彩中心提取3％（后来降到2％）用于彩票的印制等费用。
彩票发行遵照“降低发行费用，增加彩票公益金”的精神，其发行经费缴入财政专户，按照“收支两条线”原则进行管理。“如果国家体彩中心没有花完自己提取的发行费，剩余部分要上交财政专户。”接受本报采访的彩票业内人士说。显然体彩中心不太乐意上交这些结余资金。
2003年前后，在换掉之前的供货商后，“中体印务”和“中体科技”成为了彩票技术和印刷品的提供者，而“中体印务”和“中体科技”的股东分别是体育总局下属的几家单位，董事长则是体彩中心人员。换句话说，此时供货商和购买者已是一家，体彩中心买彩票不过是从“左手倒到右手”。
本报曾联系国家体彩中心采访，但被该中心婉拒。
审计报告显示，体彩中心按规定提取的发行费，除留下0.2％作为彩票管理中心基本费用，其余全部拨付给两公司运作。2003年和2004年，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共付给两公司彩票发行费9.69亿元，但支付的发行费用超过实际需要，扣除全部成本费用，两公司获利高达5.58亿元。
“体彩中心下属的公司虚增热敏纸价格，然后体彩中心自己又同意用这一价格购买，上下联手把本来应该结余上交的发行费变成了两个公司的合法利润，留在本系统内部。”上述业内人士说。
由此产生的怪事是，2003年和2004年，虽然没有开工，但是刘锋所在的“中体印务”净利润分别为8551.84万元和1.2亿元。
之前的相关报道说，2003年12月，在“中体科技”成立周年之际，体彩中心减持股份至36％，将另外30％的股份转让给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的指定机构，每省受让1％的股份。
接受本报采访的知情人说，给地方股份，是因为各省份对国家体彩中心之前收取3％的发行费不满，国家体彩中心通过这一方式再返还给地方一部分费用。由此，整个系统都在这种公开的操作下“利益均沾”。
而国家体彩中心经体育总局批准后，让中体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出1.3亿元购买一栋综合楼，另外两公司提取个人奖酬金1.31亿元———这是一个惊人的奖酬数目。
不过这一结果最终并未发生：国家体育总局后来对审计报告的回复函称，关于公司奖酬金问题，彩票中心已责成所属两公司在编制2005年预算时，剔除审计决定前实际发生部分，将未发放的奖酬金129049966.74元作为重大调整事项，调增两公司2005年期初未分配利润。
体制
利益纠葛下的中国彩票业
利益主体的讨价还价
为什么近几年中国彩票业新闻不断？
20年前，中国发行彩票以“公益”为初衷起步，20年后，彩票业形成种种积弊，各方利益协调已成难题，不同利益和体制弊端相互纠缠，造就了中国彩票业的诸多隐患。
按规定，彩票发行收入的50％应作为奖金返给彩民，剩下的35％作为公益金上交财政，最后的15％作为发行费用，由各发行单位分配。大家争得最凶的是这个“15％”。
在这条利益链上，中央一级基本属于“旱涝保收”，以体彩为例，国家体彩中心固定提取2％作为发行费，剩下的13％由各地方分配。
但在地方，又形成了新的讨价还价局面，分配机制更为复杂。某省原体彩中心一位主任解释了通常的分配方式，市跟省会有一个“讨价”阶段，穷市拿到的比率要高，“比如12％”，但省里总会给自己留下相应固定提取比率。商定比率后，市里大多数会找承销商，“一种是给承销商10％的比率，自己留2％；一种是给7％的比率，但是承销商卖得好我给你奖励；另外一种是12％全部被承销商拿走，卖的好，承销商给市体彩中心一定赞助。”
找“承销商”的销售方式一般在所谓“大奖组”的销售中应用，就是集中销售即开型彩票。而体彩中心承包出去的目的则是为了转嫁风险———集中销售，前期宣传花费颇大而一旦销售成绩不佳，比如赶上下大雨，无法销售，前期投资无法收回就有赔钱危险。
如此状况下，企业甚至要承担一张也销售不出去的风险，在不能稳赚时，作弊成了一种选择久而久之就成惯例。西安宝马案中的承销商就是类似问题。
事实上，承销商违规获利方法很多，通行的则是让供货商提高报价，“这个东西值5块钱，你跟我说值8块，我就跟上面体彩中心报8块，多的3块钱你要给我回扣。”上述某省体彩中心原主任说。
如此状况下，少数地方彩票中心和承销商往往有利益关系，所以在过去几年的彩票弊案中，承销商和地方彩票中心人员大多共同被揪出。
自西安宝马案发，财政部从2004年5月15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暂停集中销售即开型彩票。
没有了“旱涝保收”的“大奖组”承销商之后，市级彩票中心经营风险加大，宁波市2006年的一份报告说，2005年该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电脑型彩票发行费收入提取比例为4.5％，上交中央和省3.5％，而体育彩票仅为1.2％，上交中央和省则为7.8％。
该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发行费收入全年亏损93万元，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全年亏损82万元，“彩票发行机构经营风险已开始显现”。
复杂的管理，薄弱的监督
与上述错综复杂的利益分配机制类似的，是彩票业管理体制。
福利彩票管理权主要在省一级，各省份自己安装独立的电脑系统，有各自的印刷厂印制彩票，国家福彩中心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共同领导。如此造成的弊端是，如果国家福彩中心想检查某省份的彩票销售情况，就相对困难。
更复杂的是省之下的管理体制，比如广西，在全区设立了四个管理站，分片管理下面的几个市，但这四个点只管电脑彩票，即开型彩票又是三级管理。福建每个市都有管理站管电脑票，同时又有市福彩中心管即开票。条块交错，监管自然困难。
正是因为看到了福彩的体制弊端，体彩一开始就强调“集权”。国家体彩中心和下面各省级体彩中心关系密切，且半独立于各地体育局。国家体彩中心除了建立统一的电脑系统外，还掌控彩票的印刷权力。“国家体彩中心可以随时通过电脑系统监控地方体彩中心的数据，由此防止地方对中央的‘不透明’”。刘国生说。
然而，由此造成的弊端是权限高度集中，虽然省级作弊空间小，但国家体彩中心却因要为各地统一提供彩票和电脑系统。业内人士说，统一印制彩票为国家体彩中心提供了建厂“自肥”的客观条件，而2％的高提取率为其提供了截留剩余发行费的利润空间。
此外，无论福彩还是体彩，玩法异常多样，“每个省都可以自己推出新玩法，然后以国家福彩中心或者体彩中心的名义推出销售，跟土特产一样。”《公益时报·中华彩票》编辑部主任宫微说。
与彩票复杂体制对应的，是相对薄弱的监管。
按规定，彩票监管由财政部综合司彩票处负责，“一个处级单位怎么监管国家体彩中心和福彩中心两个正司级的事业单位？而且它也没什么监管手段。”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彤说。
这位研究员还认为，“行政部门监管行政部门”模式的作用有限，而在省市一级财政部门中，几乎没有专门的彩票监管机构，连“行政部门监管行政部门”都达不到，“与其说财政部在行使监管职能，不如说民政和体育部门在自我监管。”
作为“主管部门”，民政和体育部门，“他们想的是如何扩大市场，监管自然放在产业发展的后面。”
而令人无奈的是，公证———这一外在的法律约束，在西安宝马案中已被证明，作用不大———他们往往只是对开奖的某个环节进行公证，而对整个过程和结果，无法公证。
双寡头竞争的弊病
除了监管和管理上的“麻烦外”，福彩和体彩之间的纠葛也值得关注。
这种竞争从一开始就是在高度行政垄断下进行的，上述某省体彩中心原主任说，两家彩票之间曾一度关系紧张，之前搞“大奖组”时，福彩往往能占据闹市中心，而体彩则没有好的销售场地，“主管民政的领导往往比主管体育的领导要‘核心’”。
他还揭示，这种带有行政背景的寡头竞争的一个结果是，一旦出现作弊，只能更换相关负责人，却不能判罚机构出局。因此，其上级主管部门就不会真正用心监督，“对上面来说，出事的结果只是换个人干活”。
但作为事业单位的福彩中心和体彩中心，实际上是在进行企业化运作。两家在发行市场上的竞争却日趋激烈和同质化。
原国家福彩中心的一位资深人士也认为，两家彩票竞争发行不合理。他说，竞争应该在销售环节，“国外的彩票销售都是社会化的，你能卖，他能卖，这样就能降低发行成本，筹集的钱就多”，而不是在发行环节竞争。
上述资深人士说，“福彩和体彩的玩法几乎同质，惟一不同的是足彩。”“不怪两个发行部门，怪监管部门，比如这边报了一个3D，那边又批一个同类型的排列三。”他认为，两种彩票完全可以区别开来，体育彩票可以搞更多竞技性游戏。
体彩曾在一年内推出五六种玩法，而2004年的一种玩法因为推出过急，规则没设计好，“几期下来体彩赔了4000万。”上述原省体彩中心主任说。
“频繁推出新玩法会伤害市场，过去的玩法还没衰退，新的玩法又推出来了，就加速了前一个产品的衰退期，并且刺激彩民的赌博心理。”
竞争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重复建设。电脑彩票成本高昂，而为了竞争，福彩体彩两家竞相布点，也无形增加了发行成本。
上述原国家福彩中心资深人士还透露，在2000年之后，随着竞争的白热化，弊案也多了起来。“体育搞承包，福利就心痒痒，”他说，“没出现宝马案这样的大案是福彩运气好，陕西体彩的那个人黑过头了。宝马案是必然结果，不是偶然现象。”
而朱彤最担心的，是两家彩票竞争的趋势只能是各自玩法的赌性越来越重，由此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有些人说我们应该跟地下六合彩去争，可是他想过没有，地下六合彩带来的负面效果？”
多部门搅动公益金分配
一些人士认为，体彩和福彩有强烈的“部门彩票”色彩，应该合并为“国家彩票”，他们希望能对彩票业立法。但另外的一些人则说，在没有更好的方案前，立法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部门利益。
实际上，关于立法的争论已经超出了民政和体育系统。之前，中国彩票公益金的分配使用由财政部监管、调剂，有十个部委分配公益金收入，除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两部门占据公益金的50％外，其他的一半由财政部向助学、残疾、环保、社保及2008年奥运会等八大领域分配。
一段时间内，各主管部门纷纷要求扩大自己的公益金分配额度，教育、建设等众多部委也提出要从彩票收入中分一部分。
2006年，新的公益金分配格局确定，中央与地方平分彩票公益金。在中央的收益中，在社会保障基金、专项公益金、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之间，按60％、30％、5％和5％的比例分配。这也意味着，中央将有更多的公益金用于民政和体育以外的专项公益事业。
但一个尴尬的事实是，由财政部主持的起草立法又进入一个怪圈。“财政部理所当然认为自己是主管单位，但民政和体育部门认为财政部只是监管单位，国务院对财政部的授权不明确，有歧义，一字之差问题很大。”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研究所所长沈明明认为，摆平部门利益是条例要面对的问题。
上述资深人士说，是按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观念进行改革，是其中的关键。“无论是央行管还是财政部管，都是倒退，比双轨制还不如。”
在市场条件下，政府应该管，但不是当婆婆，他说，“我找工商要出生证，拿到了就开业，偷税了税务来，乱建房子土地局来管。”
“政府其实没有必要从概念上界定彩票和赌博的区别，”这位资深人士称，只要是政府允许的博彩游戏就是合法的，不允许的就是非法赌博，“就像香港，港府禁止赌博，但是赛马和彩票例外。”
具体而言，沈明明认为，既然是开个口子，那么中央也可以把权力收回来，明确了这点，那么一切操作都有现成的经验，那就是政企分离，走产业化道路———国家管，社会办。国家可以组建一个彩票总公司，任务就是筹钱，各个部门就等着分钱好了。“这个时候跟卖彩票的没关系了，顶多是你希望我多筹钱，多分点蛋糕，都希望我廉洁不出事。”
作为监管部门，该管什么？上述资深人士认为，一是设定和公布规则，不能由彩票组织公布；二是确立行业标准和规范，不符合标准不能上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钱平凡还认为，垄断行业不应该由一个政府部门来管，而是应该由有关部门组成监管委员会，就像电监会、银监会，“否则被收买了怎么办？”
流变
中国彩票蹒跚年
“偷生”的福彩？
民政部原部长崔乃夫是福利彩票的最早倡议者。1982年3月起上任的这位民政部部长面临艰巨任务：以1985年为例，全国有1.5亿安抚和救济对象，成灾人口3.16亿，残疾人口近5000万。而这一年，能用于社会福利方面的财政只有4亿元。
1984年，一位海外华人给愁于找钱的崔乃夫出了三个点子：赛马，高级酒店增加附加税，搞彩票。
从理论上较为可行的“搞彩票”在当时仍非常敏感。在1949年后，“黄赌毒”作为旧社会的“洪水猛兽”遭到禁止，彩票也不例外。
1986年4月，在三峡随同考察的崔乃夫，借机向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陈述自己的困难和想法。建议顺利获得默许。有备而来的崔乃夫之前已展开调研，民政部的报告很快就送到国务院主要领导案头，还有聋哑协会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带回来的彩票实物作为强有力的佐证。1987年初，最高层为发行彩票亮了绿灯。
据刘国生回忆，第一次与崔乃夫见面时，对方问他，大英百科全书对“彩票”的定义是什么？刘说：没查过，不知道。崔乃夫说：我查了，大英百科全书上说彩票是赌博的一种。
彩票的负面影响是决策者们最大的顾虑，崔乃夫也强调“有奖募捐”有利有弊，弊在于可能助长投机心理，变成赌博。中南海还专门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吹风。最后的定调是：只限社会福利，仅批民政一家。
1987年7月27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最大的礼堂———工人文化宫，1949年以后的第一次摇奖仪式在这里举行。在10个试点省市的火车站、公共汽车站，背着流行军绿挎包的销售人员到处兜售彩票。
出自造币厂的第一张彩票图案类似人民币，面值1块钱，有一个很长的名称，叫“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一位中国福彩界资深人士说，出国访问时，外国人不明白“为啥募捐还要有奖”，问到底是慈善组织还是博彩机构。“他们不懂，这是东方的智慧。”
这个拗口的名字，1993年更名为“中国福利奖券”，1995年起定名为“中国福利彩票”。
“超生”的体彩？
1987年至1989年，社会上对彩票反映冷淡。这三年里，彩票销售分别为0.17亿元、3.7亿元和3.8亿元，人均购票不足4毛钱。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张占斌博士称之为中国彩票的“试验期”。但在1990年，彩票的筹资功能开始显示，这一年彩票销售比上年翻了一倍。
与此同时，由于北京举办亚运会，1988年国务院批准国家体委发行“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集资奖券”，此后，体育部门又陆续获批发行民运会、城运会、农运会、东亚运动会奖券，但均属于“一事一批”。
据原福彩中心一位高层透露，国家体委曾专门找过民政部，请求支持发行亚运会专项彩票，但遭到拒绝。理由是：办亚运会不符合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宗旨。
为了突破“一事一批”的限制，国家体委从1990年到1993年开始积极争取彩票发行政策，1992年成立“国家体委体育彩票筹备组”，这让福利彩票感受到强烈危机。
“开始时还受到民政部的打压，但是到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形势急转直下。”刘国生说。
当年，江苏省体委派人找到了刘国生，向这个商人借了1000万后，率先在宜兴卖起了彩票。
自亚运会奖券发行成功，许多省市体委纷纷要求发行彩票。“觉得彩票这个东西好像很能筹集到资金。”原江苏体彩中心主任陈柏说。
而福建、江苏和河北等地亦由地方自行批准，相继成立了募捐办、奖券办，“就像地税一样，属于地方粮票”。
地方擅自发行彩票的活动让体彩的诞生增加了现实依据。1992年，国家体委起草《关于建立全国统一的体育彩票发行制度的请示》呈报国务院。
1994年4月，中国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终于成立，两家并立的格局由此形成。“这应该归功于当时国家体委的领导。”刘国生说。
衍生的私彩？
最开始，彩票销售成绩并不理想。“没有固定开奖时间，老不开奖，等卖完才能开。奖项也不大，最多几千块钱。”刘国生说。
但在1992年，形势发生了变化。开始兴起的大奖组即开型彩票，打开了彩票销售的新格局。北京牛街的福彩销售点经常被挤得水泄不通，这一年，福彩的销售收入突破十亿关口。但之后两年增长缓慢。
1993年和1994年，彩票在全国呈泛滥之势。除了地方政府擅自发行彩票外，赛马也悄然入境。广州、北京已经开赛，更多的地方准备兴建马场。外商外资亦以各种形式介入，其兴趣首先在“乐透型”彩票，1994年上半年南中国开始兴起“六合彩热”。
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研究所所长沈明明甚至认为，中国私彩是跟公彩共生的，“因为口子放开后，人们的需求产生，不去满足的话，当然有人去做啊，地下私彩就出现了。”
邻近香港的深圳市福彩中心1993年首次推出自选号码的福彩，类似香港六合彩，创造日销千万佳绩，但第二年即被叫停。人民银行认为，“技术条件不具备，社会心理不成熟”。
彩票由此进入整顿期。国务院下发了“两个通知”，禁了六合彩和万字票。
政府还要面对更严峻的犯罪问题。中办和国办为此曾专门下文要求“以免影响社会稳定”。
两家争夺
福彩和体彩，不仅要面对共同的“敌人”私彩，双方的竞争也开始白热化。两者的同质竞争也为业内人所诟病，“除了足彩是体彩独有的之外”。
《公益时报·中华彩票》编辑部主任宫微说，这只能导致两败俱伤。
1997年8月，民政部专门向中央领导报送了《关于彩票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报告》。它主张的体制可概括为：国务院直接领导，民政部门具体承办，有关部门实施监督。
体育产业化的进程，使得发行体彩的必要性开始遭到质疑。上述福彩资深人士认为，福彩是“雪中送炭”，而体彩是“锦上添花”。
为安抚体彩，民政部的意见是，将原发行的体育彩票纳入社会福利彩票体系，统一组织发行，在筹集的福利金中划一块给体育使用。
据悉，中央领导一度同意了民政部的意见。
“大家都认为体育彩票被枪毙已成定局。”刘国生透露，当时国家体委领导焦急如焚，但在当年“十五大”之后，情况又发生了逆转。
第二年，中国发生了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国家发行50亿元赈灾彩票。在此期间，其他彩票品种为其让道。舆论认为，这是中国从“部门彩票”迈向“国家彩票”的开端。
统一发行机构只发行一种彩票的建议虽没有得到实现，但部分改革已进行。2000年以后，财政部接替央行行使监管权，彩票基金划入财政部预算外资金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
2001年起，原本仅用于本部门的公益金分配出现变化。超过彩票公益金基数的部分，80％上缴中央财政。这部分钱主要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基数内的公益金，由民政和体育部门内部支配。
去年，财政部更是对2005年以后的彩票公益金分配作出重大调整：50％的彩票公益金上交中央———其中的60％补充国家社会保障基金，30％是专项公益金，而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各占5％。
“多事之秋”
从1987年至2006年，我国累计筹集彩票公益金1219亿元。这些公益金，按照国务院的规定，主要用于八个方面的公益事业：民政福利事业，公共体育事业，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2008年北京奥运会，红十字事业，残疾人事业，补助医疗救助基金和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钱平凡认为，彩票兼有博彩和慈善的性质，但应该强调它的慈善作用。沈明明说，彩票发行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筹钱。
如何管好钱、取信于民，彩票的首倡者崔乃夫就曾表态，发行部门要“手脚干净”，“准备随时接受检查‘卫生’”。
2004年对于中国彩票而言是“多事之秋”，先是福彩中心双色球被指涉嫌造假，涉案值4448万元的国内第一大案“彩世塔”案被媒体披露，爬上广告牌的陕西小伙子刘亮又揭开西安宝马案内幕。以政府信誉作担保的彩票遭遇信任危机。
这一年，审计署进驻国家体育总局，谁也没想到，此举会引发更大的风暴。
在2005年公布的审计报告中，体彩中心被查出诸多问题，2006年，被点到的“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负责人”张伟华因此被移送法办。而这一年的审计报告中，体彩又被查出新问题，而福彩中心的5500万元资产被指面临风险。
其实，早在1997年和1998年，审计署就两度披露福彩福利金沉淀过多的问题，当时的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就指出，问题的关键不是不缺钱，而是“各位民政厅（局）长老想把这些钱攒起来办点‘大事’”，这样做，资金就有被挪用挤占的风险。
审计报告曾披露，中国红十字会下属单位将财政部拨付的用于检测项目的彩票公益金63.31万元用来购置小轿车、旅行车，列支办公用房租金等。
立法“难产”
因为存在一些隐患，彩票立法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
上海市体彩中心一位人士透露，最新一稿《彩票管理条例》去年底出炉，正处于内部讨论阶段。这样的消息已经很难令人振奋。近几年，媒体多次错误预测这个中国第一部彩票法规出台。
据了解，《彩票管理条例》早于1993年初即开始起草。沈明明2003年开始关注《彩票管理条例》，在他的印象中，“一稿接一稿”，年年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但总不能达成一致。“每一稿都给国务院法制办，但法制办始终都没正式接手。只有接手后，法制办会进一步做调研征求意见。大概现在连这一步还没完成。”
上述福彩资深人士说：“我们现在是部门在表决，部门都有利益，财政部、民政部、体育总局都是有利益的，怎么能讨论清楚呢？”
沈明明说，“关键是上面怎么看，没任何表态很难办。高层有了决策后，立法只是技术问题。”
或许，只有在彩票得以正式立法之后，已经运行了20年的中国彩票业，才能迎来一场真正的变革。（杨静对本文亦有贡献。部分资料参考张占斌《博彩业与政府选择》，特此致谢）
体育彩票把“话语权”让给我了
原文发表于2007年4月
今天《新京报》又以彩票“掌门人”为题登载了长篇文章。
媒体对这个题目有兴趣，当然和“掌门人”被捕有关，但是记者要求采访体育彩票管理部门的主管人，往往被拒于门外，不得不盯上我们这些已经离开了这一部门或已经退休了的人。我们正好闲着没事，又不怕说话，就成为记者的采访对象了。
这次我在回北京途中，在杭州被某南方报刊记者盯上，对我实行“疲劳审讯”达12小时（分两次）之久。我上次到杭州，是25年前，那时这位记者才1岁，现在他却环绕“彩票”这么大一个题目，向我问长问短。看到这位年轻人的采访热情和敬业精神，我觉得无法拒绝提供协助。彩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确实很复杂，连我自己也常常搞不清楚，很容易误解。这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彩票行业的透明度太低。
我对彩票问题的了解，其实早已发表在我自己的搏客网点上了，前后写了50多篇文章，虽然未必概括全貌，但都力求准确属实，绝不炒作。我接受记者采访，允许录音，文章发表时允许其使用实名，不是因为我有何“牛气”，而是因为我所知道的那点东西，早已经在自己的博客网点上实名发表了。我离开彩票业已经四年，很多新情况并不了解，这方面需要记者去采访现在的业内人士，但是看看媒体发表的文章，找不到一个彩票部门负责人的话语。
现在各政府部门都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答复问题，增加透明度。彩票发行单位拒新闻记者于门外，缺乏与时俱进的精神。如果我是彩票管理中心主任，只要记者有兴趣，我会天天接受记者采访，天天向彩民公布有关彩票的全部活动内容，天天答复彩民心中的疑问。彩票的灵魂就是它的“公信力”，只有靠“高度透明”才能做到。有问题就承认有问题，是什么就是什么。你越公开坦诚，彩民就越信你，越支持你，彩票的销量就会上去。既然是公益事业，没有什么不可见光的；如果不能见光，就不像是公益事业。
该接受采访的却拒绝接受采访，就把“话语权”让给别人了。
从记者那里了解到几点：一是写“搏客”是年轻人的玩意儿，像我这样的老头子竟然也写搏客，绝无仅有；二是我写的博客已经成为业内人士必读，令我感到荣幸；三是已经产生实际影响，例如彩票印刷厂三年不开工，现在开工了，据说是受我博客影响。（完）
今天《新京报》又以彩票“掌门人”为题登载了长篇文章。
媒体对这个题目有兴趣，当然和“掌门人”被捕有关，但是记者要求采访体育彩票管理部门的主管人，往往被拒于门外，不得不盯上我们这些已经离开了这一部门或已经退休了的人。我们正好闲着没事，又不怕说话，就成为记者的采访对象了。
这次我在回北京途中，在杭州被某南方报刊记者盯上，对我实行“疲劳审讯”达12小时（分两次）之久。我上次到杭州，是25年前，那时这位记者才1岁，现在他却环绕“彩票”这么大一个题目，向我问长问短。看到这位年轻人的采访热情和敬业精神，我觉得无法拒绝提供协助。彩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确实很复杂，连我自己也常常搞不清楚，很容易误解。这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彩票行业的透明度太低。
我对彩票问题的了解，其实早已发表在我自己的搏客网点上了，前后写了50多篇文章，虽然未必概括全貌，但都力求准确属实，绝不炒作。我接受记者采访，允许录音，文章发表时允许其使用实名，不是因为我有何“牛气”，而是因为我所知道的那点东西，早已经在自己的博客网点上实名发表了。我离开彩票业已经四年，很多新情况并不了解，这方面需要记者去采访现在的业内人士，但是看看媒体发表的文章，找不到一个彩票部门负责人的话语。
现在各政府部门都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答复问题，增加透明度。彩票发行单位拒新闻记者于门外，缺乏与时俱进的精神。如果我是彩票管理中心主任，只要记者有兴趣，我会天天接受记者采访，天天向彩民公布有关彩票的全部活动内容，天天答复彩民心中的疑问。彩票的灵魂就是它的“公信力”，只有靠“高度透明”才能做到。有问题就承认有问题，是什么就是什么。你越公开坦诚，彩民就越信你，越支持你，彩票的销量就会上去。既然是公益事业，没有什么不可见光的；如果不能见光，就不像是公益事业。
该接受采访的却拒绝接受采访，就把“话语权”让给别人了。
从记者那里了解到几点：一是写“搏客”是年轻人的玩意儿，像我这样的老头子竟然也写搏客，绝无仅有；二是我写的博客已经成为业内人士必读，令我感到荣幸；三是已经产生实际影响，例如彩票印刷厂三年不开工，现在开工了，据说是受我博客影响。（完）
《新京报》2007-04-16
2007-04-16 《新京报》：
《体彩中心原副主任案暴露体彩管理漏洞》
国家体彩中心原掌门涉嫌联手私企造假采购，截留数亿发行费，彩票亟待立法、规范监管
■核心提示
4月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家体彩中心原副主任张伟华涉嫌滥用职权一案侦查终结，将向法院提起公诉。
北京市检察院专案组一位检察官向记者证实，张除滥用职权外，还有经济问题。
在张伟华案件的背后，是多年存在于体与彩票系统的“自肥”黑洞和监管缺位，而体彩中心正式利用发行管理漏洞，垄断电脑彩票热敏纸采购和彩票印刷，并通过两公司自行截取数亿发行费用。
□本报记者 杨继斌 北京报道
进入4月份，张伟华落马的消息再次浮出水面。
4月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这位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原法定代表人、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涉嫌滥用职权一案侦查终结，向法院提起公诉。
来自国家体育总局的消息称，北京市检察院历经约半年侦查，已于元月22日移交法院。4月11日，检方负责此案的专案组一位检察官向记者证实，张除滥用职权外，还有经济问题。记者联系国家体彩中心，国家体彩中心拒绝接受采访。
刘国生，第一位将彩票引入中国的外商，旗下的“乐达利”和“电彩”两家公司一直为中国体育彩票提供技术支持，他本人也和体彩管理中心多任负责人及体育总局高层均甚熟，4月11日，这位有着“中国体育彩票之父”美称的69岁老人介绍，他了解到，“张除了涉嫌滥用职权罪外，也发现了贪污索贿罪。”
在刘国生看来，1998年，张伟华被调任体育彩票中心，体育总局的用意就是利用张的专业背景预防体彩中心的经济问题，但没想张自己却栽在了这上面，而随着张案的暴露，隐藏其后的体彩“自肥”黑洞和监管漏洞也日渐明晰。
“小心谨慎，好求政绩”
张伟华同事说，一年之出台五六种新玩法，过于急功近利，这些失败玩法造成很大损失，也打击了彩民信心。
“刚开始我真不相信张伟华会出事。”4月11日，刘国生说张伟华给他的印象是，一直谨慎小心，开始看上去是个很清廉的好干部。
张伟华，江西上饶人，1983年从江西财经大学毕业后即在国家体育总局监察处工作，刘国生和张相识已有9年。
刘国生对国家体育总局系统比较了解。他除了曾为中国体育彩票提供技术、印刷支持外，他本人曾任中国游泳协会副主席，其妻谢晓虹曾任中国体操协会副主席，二人也是桑兰在美国治疗时的监护人。
刘国生介绍，1994年，体育彩票在中国兴起，经过四年的发展，慢慢形成了规模。1998年的时候，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当时对体育彩票中心的财务不是很放心，怕钱多了在经济上出问题，就调张伟华担任副主任，监督体育彩票的财务。
张伟华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当时体彩中心下属的一些公司进行了清理，关闭、注销了一些和体育彩票不沾边的公司，这些举动获得了同事和国家体育总局高层的认可。
一位在彩票业内工作多年的人士透露，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一直在发行上存在竞争。但是因为福利彩票的发行比体育彩票早了整整8年，所以体育彩票一直处于劣势。
但是，在张伟华担任副主任期间，体彩中心开发的“足球彩票”发行成功，使得体育彩票的销量大幅增长，终于在2002年赶超了福利彩票。
“足球彩票”的成功，使张伟华发现了用新的玩法吸引彩民的重要性。在2004年间，体育彩票中心在一年之内出台了五六种新玩法，但频遭失败。
《北京晚报》在“2004体彩大盘点”的报道中，用《金银彩创造短命纪录》、《进球彩赔了夫人又折兵》等6篇文章总结了体彩疯狂新增玩法的弊病。
2005年9月16日，亚太彩票会议上，张伟华所作的《中国体育彩票的成长与创新》的发言中，呼吁开发更多的游戏品种，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
“他过于追求政绩。”张伟华的同事说，一年之内竟出台五六种新的玩法，过于急功近利，这些失败玩法的随意进入与退出，不仅给体育彩票中心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也打击了彩民的信心。
“听说他还经常喊穷，家庭负担重。”在刘国生看来，张伟华在生活方面还是很小心谨慎的，从来不参加陌生人的吃请，即使一些熟人参加的、躲不过的饭局，张往往也会在吃到一半的时候便走。
刘国生介绍，去年，随着审计报告对体育彩票管理的披露，张并未被双规，而是直接由检察院“铐走”。
坊间流传的张伟华被捕的细节是，去年八月上旬的一天，体育总局一副局长以谈工作为名，将张伟华和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另一高层刘锋，诱至办公室，二人随即被检察机关“铐起来带走。”
与此同时，两辆警车驶进北京天坛附近的一家单位宿舍大院，警方在二人的家里搜查了3个小时之久。
8月25日，张被检察机关正式批捕。
与私企合作垄断采购
自称张伟华同学的邵富阳要求彩票制作公司购买纸张必须通过他的公司，否则就做不下去了。
参与调查此案的一位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关于张“滥用职权”的调查是从“采购热敏感纸”开始的。
在刘国生的记忆里，张伟华染指热敏感纸的采购始于1999年。是年，原体彩中心主任赵明宇被调离，两年后，由江苏调来的原女排明星孙晋芳就任。
“当时出现了权力真空，副主任张伟华一直掌握实际管理权。”刘国生说，在张伟华主持工作期间，有一个名为邵富阳的人，忽然“垄断”了体育彩票制作的采购环节。
“此人气焰十分嚣张，自称是张伟华的同学。”业内人士介绍，邵富阳要求彩票制作公司今后购买纸张必须通过他的公司，否则彩票制作业务就会做不下去了。
“如果不从我这里买，我就扶植别的印刷公司跟你竞争。”刘国生回忆当时邵富阳的言语一直觉得奇怪，在中国体育彩票诞生时，刘国生创办的北京乐达利实业公司一直是中国体育彩票的定点制作单位，“印彩票又不是印传单，我已经跟体育彩票中心签订了合同，你怎么扶植别的公司跟我竞争？”
刘国生找到了张伟华。
“他是我同学，”张伟华回复刘国生，“但是，纸你要不要从他那里买，你自己看着办，这和我没有关系。”
“他的回答让我摸不着头脑，”刘国生说，但是心里已开始忐忑。
一个事实是，多年来，刘国生印制彩票所用的都是日本产的两个牌子的热敏纸，可以由企业直接联系日本厂商，但自从邵富阳横插一杠之后，纸张进口渠道变得复杂起来。
据当年北京乐达利实业公司会计邵杰测算，通过邵富阳后纸张的价格比原来平均高出15％，一年的总用纸成本比以往高出数百万元。
因刘旗下的公司每年的税后净收入可达1亿元人民币，他不想失去此收益。2000年，刘再次找到张伟华，“他却对我讲，邵富阳是一个骗子，不是他的同学，让我不要理他了。”
但之后，张伟华口中的“骗子”邵富阳并没有从中国体育彩票热敏纸购买的渠道中退出。
2005年9月，审计署发布的审计公告披露，彩票管理中心负责人在担任原体育总局体育彩票协调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负责人及北京彩印公司董事长期间，与私企联手造假，指定无资质私营企业转手代理采购，高价购进电脑彩票热敏纸，2003年2月至2005年1月造成国家彩票专项资金流失2341.26万元。
“自肥”秘密
审计公告显示，由体彩中心向所办的两家公司超额支付发行费，使其获利高达5.58亿元。
事实上，张伟华治下的体彩中心利益乱局，并非单单表现在垄断纸张购买。
2003年，刘国生开办的负责印制彩票的“乐利达公司”和负责彩票软件开发的“电彩公司”全部退出了中国的体育彩票市场，这两家公司的业务，被体育总局新成立的中体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科技公司）和北京中体彩印务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印务公司”）替代。
京城东南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栋白色四层小楼里，科技公司和印务公司坐落于此。
工商资料显示，科技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注册资本2000万元，发起股东有三：体彩中心占股66％，北京华体实业总公司占股33％，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基础基金管理中心占股1％。
印务公司成立于2003年1月，注册资本1000万元。第一大股东正是科技公司，持股40％；北京华体实业总公司、中国体育报业总社为并列第二大股东，两者均为国家体育总局全资所有。
科技和印务公司与体彩中心的紧密关联不仅表现在股权投资上，还包括人事。科技公司首任董事长便是时任体彩中心主任的孙晋芳。
来自体育总局内部的消息称，这两家公司创立之初，经总局有关领导指定，当时的彩票中心主任孙晋芳任两公司法人，但是她不同意违规把彩票的节余资金调到两公司，为此，孙晋芳被从体育彩票中心调走。但这一说法未经证实。
“孙晋芳离开后，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一职，由计财司司长张昊兼任，实际的管理大权落在张伟华之手。”刘国生说。
而就是在张伟华实际操控体彩票中心的阶段，通过公司运作，体育彩票发行产生的巨额收益，以公司利润的形式名正言顺地留在两家公司手中，再以股东分红的形式在体育总局系统内分配。
按照财政部《彩票发行与销售机构财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彩票公益金和发行经费缴入财政专户，按照‘收支两条线’原则进行管理，专款专用”，彩票发行单位对于节余资金的使用，采用“收支两条线”的办法：收入要上缴；而日常的开支如彩票印刷、发行等费用，则要经过申请获得批准。
但在熟悉此行业和有关内部人士介绍，正是有了彩票科技公司和彩票印务公司，体育总局得以把彩票发行节余资金转移到本单位。
“两公司说自己花了多少印刷费，就是花了多少。”刘国生说，以印刷费为例，按照规定，印制公司用了多少钱，彩票管理中心就应该向上级申请多少钱，但国家体育总局自己开公司，就由两公司来支付印刷费用，达到自肥的目的。
2005年6月28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关于200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和之后9月发布的审计公告显示，2003年至2004年，国家体育总局决定，由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向所办的两家公司支付体育彩票发行费9.69亿元，用于彩票印制、发行，但支付的发行费超过实际需要，在扣除全部成本费用后，两公司获利高达5.58亿元。
照此计算，两年股本收益率为2149％，这个收益率相当于一个彩民花了2元钱，却买中了4298元的大奖。区别在于，彩民只有很低的中奖率；而这两家公司，却是买一次，中一次。
不开工也赚大钱
这家“豪华”印刷厂一直没有生产体育彩票，但连续三年赢得巨额利润，其将订单发包后加价卖给体彩中心。
但一个事实是，具有高投资回报的中体彩印务公司，其下属的印刷厂却一直没有开工。
2003年，在刘国生的乐利达公司退出之后，体育总局投资上亿元从瑞士引入了最先进的彩票印刷设备，在北京亦庄开发区建造了一个现代化的彩票印刷厂，由乐利达的垄断进入体彩中心自身的垄断。
印刷厂的负责人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刘锋。刘曾在去年8月初和张伟华同时被检察机关批捕，后被保释。
刘国生和刘锋关系不错，2006年4月份见到刘锋时，看到他腰围见长，就开他玩笑说：“你的肚子尺寸已经超过资本家标准了。”刘锋当时笑笑，向刘国生抱怨起自己彩票印刷厂的经营问题：“张伟华不给我任何订单，所以工厂一直没有开工。”
《中国青年报》报道披露，这家“豪华”印刷厂于2005年9月竣工，的确一直没有生产体育彩票。
而本报记者调查发现，更大的疑问在于，印刷厂一直没有开工，但是所属的印务公司却连续三年赢得了巨额利润。
北京市工商局的年检报告显示：2003年、2004年，刘锋的印刷厂所在的印务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8551.84万元、1.2亿元。
“根据我的了解，体彩中心给外厂的订单是通过北京彩印公司，用来料加工形式发出去的，再把外厂印成的彩票，作为印务公司的产品，加价卖给体育彩票中心。”刘国生说。
刘锋也曾多次向刘国生抱怨，“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有自己的印刷厂，仍有订单不断流到北京金华印刷厂等外厂。”
在有关专家看来，投资过亿的印刷厂，建成不印彩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管理上的混乱，并造成国有资产的浪费。
另外一方面，体彩中心负责的这两个暴利公司，成为调整中央和各省市彩票中心利益关系的工具。
2003年12月，在科技公司成立周年之际，体彩中心减持股份至36％，将另外30％的股份以每股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全国30个省区市的体育局的指定机构，每省受让1％的股份。由此，科技公司股东增至33个，从国家体育总局到各省体育局，利益均沾的格局开始形成。
一则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彩票的年销售额自2000年起进入狂飙突进的增长期。当年彩票销售收入181亿元，2001年为288.87亿元，2002年为385.72亿元，2003年是401.4亿元，2004年则为380.57亿元。
亟待彩票管理立法
“办法”规定体彩“管发分离”，但如何委托发行，是否必须引进公开招投标机制，仍是法律空白。
在去年张伟华落马之前，刘国生就从网上开博客直陈中国体育彩票管理漏洞，并取栏目“闲话彩票”，里面多涉及体彩系统内部问题，而在张伟华被捕之后，还多有办案人员多次依据其博客中提到的线索向他核实证据。
刘国生不否认体彩曾给他带来的巨额利润，但他表示“这辈子假话说得多了，想说几句真话，总是前怕狼，后怕虎，下不了决心”，这次要“赶在死之前把想说的话说完”，旨在呼吁改变中国彩票业积弊。
按照刘国生等业内专家的介绍，目前中国彩票业至少存在三大问题，第一，彩票无法可循，政策代替法律，对策压倒政策，人治高于一切；第二，内部管理混乱，省市不服从中央，领导只关心自己的彩票销量和收益，多浑水摸鱼；第三，缺乏外部监督，自己监督自己，等于没有监督。
“彩票有政策做保证，就是交给‘白痴’去发行，也能赚钱。”刘国生说，这是原民政部部长崔乃夫亲口对他讲过的一句“名言”，和国外相比，中国彩票业滞后之处在于没有法制化。正是因为法律的空白，为体育彩票的监管者和张伟华本人，提供了“自肥”的机会。
《中国青年报》报道称，2001年年底2002年年初，财政部相继制定了《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彩票发行与销售机构财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明确规定，彩票公益金、发行费用必须实施“收支两条线”管理，纳入财政专户管理。
具体到体育彩票，《办法》中规定必须实行“管发分离”体制，即管理工作由体彩中心负责，发行销售委托给公司操作。
但如何委托，委托给谁，是否必须引进公开招投标机制，《办法》中缺乏操作细则，法律至今仍是空白，成为彩票管理体制最大的硬伤之一。
而正是这一巨大的空白，使得体彩中心在《办法》出台后组建了两家公司———“中体彩”和“北京彩印”。表面上看是“管发分离”了，但实际上为审计报告中所曝光的体彩中心虚增成本、向两家公司转移巨额发行成本费用于发个人奖金、购买高档办公场所等，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在2002年以前，彩票发行费占彩票销售收入比例一度高达20％，2002年后调整为15％。以此测算，中国两大彩票发行机构的发行经费，2000年至2004年分别为36.2亿元、57.77亿元、57.85亿元、60.21亿元和57.1亿元。
但在国外，此发行费仅为10%左右，《财经》杂志报道指出，彩票发行费用已经成为发行单位的重要收入，滋生“自肥”等现象。
国家行政学院张占斌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要规范彩票发行机制，最重要的是依法治理，建立有效的监管体制。
《体彩中心原副主任案暴露体彩管理漏洞》
国家体彩中心原掌门涉嫌联手私企造假采购，截留数亿发行费，彩票亟待立法、规范监管
■核心提示
4月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家体彩中心原副主任张伟华涉嫌滥用职权一案侦查终结，将向法院提起公诉。
北京市检察院专案组一位检察官向记者证实，张除滥用职权外，还有经济问题。
在张伟华案件的背后，是多年存在于体与彩票系统的“自肥”黑洞和监管缺位，而体彩中心正式利用发行管理漏洞，垄断电脑彩票热敏纸采购和彩票印刷，并通过两公司自行截取数亿发行费用。
□本报记者 杨继斌 北京报道
进入4月份，张伟华落马的消息再次浮出水面。
4月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这位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原法定代表人、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涉嫌滥用职权一案侦查终结，向法院提起公诉。
来自国家体育总局的消息称，北京市检察院历经约半年侦查，已于元月22日移交法院。4月11日，检方负责此案的专案组一位检察官向记者证实，张除滥用职权外，还有经济问题。记者联系国家体彩中心，国家体彩中心拒绝接受采访。
刘国生，第一位将彩票引入中国的外商，旗下的“乐达利”和“电彩”两家公司一直为中国体育彩票提供技术支持，他本人也和体彩管理中心多任负责人及体育总局高层均甚熟，4月11日，这位有着“中国体育彩票之父”美称的69岁老人介绍，他了解到，“张除了涉嫌滥用职权罪外，也发现了贪污索贿罪。”
在刘国生看来，1998年，张伟华被调任体育彩票中心，体育总局的用意就是利用张的专业背景预防体彩中心的经济问题，但没想张自己却栽在了这上面，而随着张案的暴露，隐藏其后的体彩“自肥”黑洞和监管漏洞也日渐明晰。
“小心谨慎，好求政绩”
张伟华同事说，一年之出台五六种新玩法，过于急功近利，这些失败玩法造成很大损失，也打击了彩民信心。
“刚开始我真不相信张伟华会出事。”4月11日，刘国生说张伟华给他的印象是，一直谨慎小心，开始看上去是个很清廉的好干部。
张伟华，江西上饶人，1983年从江西财经大学毕业后即在国家体育总局监察处工作，刘国生和张相识已有9年。
刘国生对国家体育总局系统比较了解。他除了曾为中国体育彩票提供技术、印刷支持外，他本人曾任中国游泳协会副主席，其妻谢晓虹曾任中国体操协会副主席，二人也是桑兰在美国治疗时的监护人。
刘国生介绍，1994年，体育彩票在中国兴起，经过四年的发展，慢慢形成了规模。1998年的时候，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当时对体育彩票中心的财务不是很放心，怕钱多了在经济上出问题，就调张伟华担任副主任，监督体育彩票的财务。
张伟华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当时体彩中心下属的一些公司进行了清理，关闭、注销了一些和体育彩票不沾边的公司，这些举动获得了同事和国家体育总局高层的认可。
一位在彩票业内工作多年的人士透露，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一直在发行上存在竞争。但是因为福利彩票的发行比体育彩票早了整整8年，所以体育彩票一直处于劣势。
但是，在张伟华担任副主任期间，体彩中心开发的“足球彩票”发行成功，使得体育彩票的销量大幅增长，终于在2002年赶超了福利彩票。
“足球彩票”的成功，使张伟华发现了用新的玩法吸引彩民的重要性。在2004年间，体育彩票中心在一年之内出台了五六种新玩法，但频遭失败。
《北京晚报》在“2004体彩大盘点”的报道中，用《金银彩创造短命纪录》、《进球彩赔了夫人又折兵》等6篇文章总结了体彩疯狂新增玩法的弊病。
2005年9月16日，亚太彩票会议上，张伟华所作的《中国体育彩票的成长与创新》的发言中，呼吁开发更多的游戏品种，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
“他过于追求政绩。”张伟华的同事说，一年之内竟出台五六种新的玩法，过于急功近利，这些失败玩法的随意进入与退出，不仅给体育彩票中心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也打击了彩民的信心。
“听说他还经常喊穷，家庭负担重。”在刘国生看来，张伟华在生活方面还是很小心谨慎的，从来不参加陌生人的吃请，即使一些熟人参加的、躲不过的饭局，张往往也会在吃到一半的时候便走。
刘国生介绍，去年，随着审计报告对体育彩票管理的披露，张并未被双规，而是直接由检察院“铐走”。
坊间流传的张伟华被捕的细节是，去年八月上旬的一天，体育总局一副局长以谈工作为名，将张伟华和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另一高层刘锋，诱至办公室，二人随即被检察机关“铐起来带走。”
与此同时，两辆警车驶进北京天坛附近的一家单位宿舍大院，警方在二人的家里搜查了3个小时之久。
8月25日，张被检察机关正式批捕。
与私企合作垄断采购
自称张伟华同学的邵富阳要求彩票制作公司购买纸张必须通过他的公司，否则就做不下去了。
参与调查此案的一位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关于张“滥用职权”的调查是从“采购热敏感纸”开始的。
在刘国生的记忆里，张伟华染指热敏感纸的采购始于1999年。是年，原体彩中心主任赵明宇被调离，两年后，由江苏调来的原女排明星孙晋芳就任。
“当时出现了权力真空，副主任张伟华一直掌握实际管理权。”刘国生说，在张伟华主持工作期间，有一个名为邵富阳的人，忽然“垄断”了体育彩票制作的采购环节。
“此人气焰十分嚣张，自称是张伟华的同学。”业内人士介绍，邵富阳要求彩票制作公司今后购买纸张必须通过他的公司，否则彩票制作业务就会做不下去了。
“如果不从我这里买，我就扶植别的印刷公司跟你竞争。”刘国生回忆当时邵富阳的言语一直觉得奇怪，在中国体育彩票诞生时，刘国生创办的北京乐达利实业公司一直是中国体育彩票的定点制作单位，“印彩票又不是印传单，我已经跟体育彩票中心签订了合同，你怎么扶植别的公司跟我竞争？”
刘国生找到了张伟华。
“他是我同学，”张伟华回复刘国生，“但是，纸你要不要从他那里买，你自己看着办，这和我没有关系。”
“他的回答让我摸不着头脑，”刘国生说，但是心里已开始忐忑。
一个事实是，多年来，刘国生印制彩票所用的都是日本产的两个牌子的热敏纸，可以由企业直接联系日本厂商，但自从邵富阳横插一杠之后，纸张进口渠道变得复杂起来。
据当年北京乐达利实业公司会计邵杰测算，通过邵富阳后纸张的价格比原来平均高出15％，一年的总用纸成本比以往高出数百万元。
因刘旗下的公司每年的税后净收入可达1亿元人民币，他不想失去此收益。2000年，刘再次找到张伟华，“他却对我讲，邵富阳是一个骗子，不是他的同学，让我不要理他了。”
但之后，张伟华口中的“骗子”邵富阳并没有从中国体育彩票热敏纸购买的渠道中退出。
2005年9月，审计署发布的审计公告披露，彩票管理中心负责人在担任原体育总局体育彩票协调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负责人及北京彩印公司董事长期间，与私企联手造假，指定无资质私营企业转手代理采购，高价购进电脑彩票热敏纸，2003年2月至2005年1月造成国家彩票专项资金流失2341.26万元。
“自肥”秘密
审计公告显示，由体彩中心向所办的两家公司超额支付发行费，使其获利高达5.58亿元。
事实上，张伟华治下的体彩中心利益乱局，并非单单表现在垄断纸张购买。
2003年，刘国生开办的负责印制彩票的“乐利达公司”和负责彩票软件开发的“电彩公司”全部退出了中国的体育彩票市场，这两家公司的业务，被体育总局新成立的中体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科技公司）和北京中体彩印务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印务公司”）替代。
京城东南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栋白色四层小楼里，科技公司和印务公司坐落于此。
工商资料显示，科技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注册资本2000万元，发起股东有三：体彩中心占股66％，北京华体实业总公司占股33％，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基础基金管理中心占股1％。
印务公司成立于2003年1月，注册资本1000万元。第一大股东正是科技公司，持股40％；北京华体实业总公司、中国体育报业总社为并列第二大股东，两者均为国家体育总局全资所有。
科技和印务公司与体彩中心的紧密关联不仅表现在股权投资上，还包括人事。科技公司首任董事长便是时任体彩中心主任的孙晋芳。
来自体育总局内部的消息称，这两家公司创立之初，经总局有关领导指定，当时的彩票中心主任孙晋芳任两公司法人，但是她不同意违规把彩票的节余资金调到两公司，为此，孙晋芳被从体育彩票中心调走。但这一说法未经证实。
“孙晋芳离开后，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一职，由计财司司长张昊兼任，实际的管理大权落在张伟华之手。”刘国生说。
而就是在张伟华实际操控体彩票中心的阶段，通过公司运作，体育彩票发行产生的巨额收益，以公司利润的形式名正言顺地留在两家公司手中，再以股东分红的形式在体育总局系统内分配。
按照财政部《彩票发行与销售机构财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彩票公益金和发行经费缴入财政专户，按照‘收支两条线’原则进行管理，专款专用”，彩票发行单位对于节余资金的使用，采用“收支两条线”的办法：收入要上缴；而日常的开支如彩票印刷、发行等费用，则要经过申请获得批准。
但在熟悉此行业和有关内部人士介绍，正是有了彩票科技公司和彩票印务公司，体育总局得以把彩票发行节余资金转移到本单位。
“两公司说自己花了多少印刷费，就是花了多少。”刘国生说，以印刷费为例，按照规定，印制公司用了多少钱，彩票管理中心就应该向上级申请多少钱，但国家体育总局自己开公司，就由两公司来支付印刷费用，达到自肥的目的。
2005年6月28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关于200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和之后9月发布的审计公告显示，2003年至2004年，国家体育总局决定，由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向所办的两家公司支付体育彩票发行费9.69亿元，用于彩票印制、发行，但支付的发行费超过实际需要，在扣除全部成本费用后，两公司获利高达5.58亿元。
照此计算，两年股本收益率为2149％，这个收益率相当于一个彩民花了2元钱，却买中了4298元的大奖。区别在于，彩民只有很低的中奖率；而这两家公司，却是买一次，中一次。
不开工也赚大钱
这家“豪华”印刷厂一直没有生产体育彩票，但连续三年赢得巨额利润，其将订单发包后加价卖给体彩中心。
但一个事实是，具有高投资回报的中体彩印务公司，其下属的印刷厂却一直没有开工。
2003年，在刘国生的乐利达公司退出之后，体育总局投资上亿元从瑞士引入了最先进的彩票印刷设备，在北京亦庄开发区建造了一个现代化的彩票印刷厂，由乐利达的垄断进入体彩中心自身的垄断。
印刷厂的负责人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刘锋。刘曾在去年8月初和张伟华同时被检察机关批捕，后被保释。
刘国生和刘锋关系不错，2006年4月份见到刘锋时，看到他腰围见长，就开他玩笑说：“你的肚子尺寸已经超过资本家标准了。”刘锋当时笑笑，向刘国生抱怨起自己彩票印刷厂的经营问题：“张伟华不给我任何订单，所以工厂一直没有开工。”
《中国青年报》报道披露，这家“豪华”印刷厂于2005年9月竣工，的确一直没有生产体育彩票。
而本报记者调查发现，更大的疑问在于，印刷厂一直没有开工，但是所属的印务公司却连续三年赢得了巨额利润。
北京市工商局的年检报告显示：2003年、2004年，刘锋的印刷厂所在的印务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8551.84万元、1.2亿元。
“根据我的了解，体彩中心给外厂的订单是通过北京彩印公司，用来料加工形式发出去的，再把外厂印成的彩票，作为印务公司的产品，加价卖给体育彩票中心。”刘国生说。
刘锋也曾多次向刘国生抱怨，“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有自己的印刷厂，仍有订单不断流到北京金华印刷厂等外厂。”
在有关专家看来，投资过亿的印刷厂，建成不印彩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管理上的混乱，并造成国有资产的浪费。
另外一方面，体彩中心负责的这两个暴利公司，成为调整中央和各省市彩票中心利益关系的工具。
2003年12月，在科技公司成立周年之际，体彩中心减持股份至36％，将另外30％的股份以每股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全国30个省区市的体育局的指定机构，每省受让1％的股份。由此，科技公司股东增至33个，从国家体育总局到各省体育局，利益均沾的格局开始形成。
一则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彩票的年销售额自2000年起进入狂飙突进的增长期。当年彩票销售收入181亿元，2001年为288.87亿元，2002年为385.72亿元，2003年是401.4亿元，2004年则为380.57亿元。
亟待彩票管理立法
“办法”规定体彩“管发分离”，但如何委托发行，是否必须引进公开招投标机制，仍是法律空白。
在去年张伟华落马之前，刘国生就从网上开博客直陈中国体育彩票管理漏洞，并取栏目“闲话彩票”，里面多涉及体彩系统内部问题，而在张伟华被捕之后，还多有办案人员多次依据其博客中提到的线索向他核实证据。
刘国生不否认体彩曾给他带来的巨额利润，但他表示“这辈子假话说得多了，想说几句真话，总是前怕狼，后怕虎，下不了决心”，这次要“赶在死之前把想说的话说完”，旨在呼吁改变中国彩票业积弊。
按照刘国生等业内专家的介绍，目前中国彩票业至少存在三大问题，第一，彩票无法可循，政策代替法律，对策压倒政策，人治高于一切；第二，内部管理混乱，省市不服从中央，领导只关心自己的彩票销量和收益，多浑水摸鱼；第三，缺乏外部监督，自己监督自己，等于没有监督。
“彩票有政策做保证，就是交给‘白痴’去发行，也能赚钱。”刘国生说，这是原民政部部长崔乃夫亲口对他讲过的一句“名言”，和国外相比，中国彩票业滞后之处在于没有法制化。正是因为法律的空白，为体育彩票的监管者和张伟华本人，提供了“自肥”的机会。
《中国青年报》报道称，2001年年底2002年年初，财政部相继制定了《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彩票发行与销售机构财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明确规定，彩票公益金、发行费用必须实施“收支两条线”管理，纳入财政专户管理。
具体到体育彩票，《办法》中规定必须实行“管发分离”体制，即管理工作由体彩中心负责，发行销售委托给公司操作。
但如何委托，委托给谁，是否必须引进公开招投标机制，《办法》中缺乏操作细则，法律至今仍是空白，成为彩票管理体制最大的硬伤之一。
而正是这一巨大的空白，使得体彩中心在《办法》出台后组建了两家公司———“中体彩”和“北京彩印”。表面上看是“管发分离”了，但实际上为审计报告中所曝光的体彩中心虚增成本、向两家公司转移巨额发行成本费用于发个人奖金、购买高档办公场所等，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在2002年以前，彩票发行费占彩票销售收入比例一度高达20％，2002年后调整为15％。以此测算，中国两大彩票发行机构的发行经费，2000年至2004年分别为36.2亿元、57.77亿元、57.85亿元、60.21亿元和57.1亿元。
但在国外，此发行费仅为10%左右，《财经》杂志报道指出，彩票发行费用已经成为发行单位的重要收入，滋生“自肥”等现象。
国家行政学院张占斌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要规范彩票发行机制，最重要的是依法治理，建立有效的监管体制。
当家的不能逃避责任
原文发表于2007年4月
大凡在政府当官或在企业任职的，都有上级领导。如果你的顶头上司要你干违规犯法的事，你干不干？如果不干，势必得罪上司，对自己不利，但是如果干了，将来责任可能就是你的。
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深思。
作为上级领导，最喜欢的下级办事人员，就是那种主动为上级承担错误责任的人。有一个笑话：某领导在酒席中途放了一个响屁，同席的客人都知道是该领导放的，都假装听不见；领导也知道大家都听见了，十分尴尬。此时他的秘书小张突然站起来，向大家作揖道：刚才这个屁是我放的，多有得罪，请大家原谅！小张当场获得领导赏识，回去就升官了。
花果山上下来的“孙悟空”就比较聪明。“玉皇大帝”要它干违规违法的事情，它首先表示不同意，说这事干不得；如果“玉皇大帝”一意孤行，非要它干不可，它就要求“玉皇大帝”给它一个书面指示，否则坚决不干。我看这就是“玉皇大帝”后来把它挪走的主要原因。
张伟华并不笨，凡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为人一向胆小慎为。但是他“聪明过头”，领导要他干违规违法的事，他却以为是讨好领导的大好机会，以为可以借此继续升官，以为一旦出问题，领导会替他担责任。
2005年国家审计署指名揭发“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有“作假弄虚”行为后，张的领导确实给他“保护过关”了。据说在他的“检讨”中，他承认“错误理解领导意图”，没有承认任何“作假弄虚”行为。领导对于他的处理，是把他平调到财务部门，继续管钱。如此说来，倒是李金华审计长在冤枉小张了。
张伟华的罪名是“滥用职权”，为什么他的本单位不知道他在“滥用职权 ”？为什么他的直属上级领导不知道他在“滥用职权”？为什么要有劳外单位来抓人，才查出是在“滥用职权”？
据说小张“滥用职权”的证据，就是他所签署的一些违规违法的行政文件，这些文件都他一个人签发的。法院讲证据，既然是他一人签发的，当然就只追究他一人的责任，但是我不相信这都是他的“个人行为”。
现在小张面临刑事控罪，如果罪名成立，就要判刑，就要坐监。他的家庭面临破碎，他的子女将来如何在社会上做人？
如果小张的上级领导对他的行为负有责任，此时此刻，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为小张承担罪名，或分担罪名，这才是大丈夫之所为。小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他自己当然有责任，不值得同情，但是如果当时是在上级指使下犯的罪，这个上级应该明白是你害了他。
中国和日本在历史上都有过很长时间的封建社会，盛行“家长制”，但是其表现有所不同。在日本，如果家里出事，家长往往主动承担全部责任，保护小辈；在中国，家里如果出事，小辈承担责任，家长推得一干二净，这很不好。
人都有错，出错时勇于认错，勇于承担责任，这就是“社会正义”。我希望小张的上级领导（在职的或已退休的）具有这种“社会正义感”。（完）
大凡在政府当官或在企业任职的，都有上级领导。如果你的顶头上司要你干违规犯法的事，你干不干？如果不干，势必得罪上司，对自己不利，但是如果干了，将来责任可能就是你的。
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深思。
作为上级领导，最喜欢的下级办事人员，就是那种主动为上级承担错误责任的人。有一个笑话：某领导在酒席中途放了一个响屁，同席的客人都知道是该领导放的，都假装听不见；领导也知道大家都听见了，十分尴尬。此时他的秘书小张突然站起来，向大家作揖道：刚才这个屁是我放的，多有得罪，请大家原谅！小张当场获得领导赏识，回去就升官了。
花果山上下来的“孙悟空”就比较聪明。“玉皇大帝”要它干违规违法的事情，它首先表示不同意，说这事干不得；如果“玉皇大帝”一意孤行，非要它干不可，它就要求“玉皇大帝”给它一个书面指示，否则坚决不干。我看这就是“玉皇大帝”后来把它挪走的主要原因。
张伟华并不笨，凡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为人一向胆小慎为。但是他“聪明过头”，领导要他干违规违法的事，他却以为是讨好领导的大好机会，以为可以借此继续升官，以为一旦出问题，领导会替他担责任。
2005年国家审计署指名揭发“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有“作假弄虚”行为后，张的领导确实给他“保护过关”了。据说在他的“检讨”中，他承认“错误理解领导意图”，没有承认任何“作假弄虚”行为。领导对于他的处理，是把他平调到财务部门，继续管钱。如此说来，倒是李金华审计长在冤枉小张了。
张伟华的罪名是“滥用职权”，为什么他的本单位不知道他在“滥用职权 ”？为什么他的直属上级领导不知道他在“滥用职权”？为什么要有劳外单位来抓人，才查出是在“滥用职权”？
据说小张“滥用职权”的证据，就是他所签署的一些违规违法的行政文件，这些文件都他一个人签发的。法院讲证据，既然是他一人签发的，当然就只追究他一人的责任，但是我不相信这都是他的“个人行为”。
现在小张面临刑事控罪，如果罪名成立，就要判刑，就要坐监。他的家庭面临破碎，他的子女将来如何在社会上做人？
如果小张的上级领导对他的行为负有责任，此时此刻，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为小张承担罪名，或分担罪名，这才是大丈夫之所为。小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他自己当然有责任，不值得同情，但是如果当时是在上级指使下犯的罪，这个上级应该明白是你害了他。
中国和日本在历史上都有过很长时间的封建社会，盛行“家长制”，但是其表现有所不同。在日本，如果家里出事，家长往往主动承担全部责任，保护小辈；在中国，家里如果出事，小辈承担责任，家长推得一干二净，这很不好。
人都有错，出错时勇于认错，勇于承担责任，这就是“社会正义”。我希望小张的上级领导（在职的或已退休的）具有这种“社会正义感”。（完）
《中国青年报》2007-04-02
国家体彩中心原掌门人涉嫌滥用职权落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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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4月02日 09时57分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黄勇
国家体彩中心掌门人易人前掌门人将被诉
经过半年多的等待，天津一家印刷企业的刘女士（化名）在3月初的一天，终于从检察机关获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原法定代表人、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张伟华涉嫌滥用职权一案侦查终结，将向法院提起公诉。
去年8月上旬的一天，北京天坛附近的一家单位宿舍大院内，突然开进了两辆警车，随后是警方奉命到两个家庭进行长达3个小时的搜查。很快，细心的人们发现，过去经常由张伟华领头的一个晚饭后的“散步队伍”，从那以后基本消失了。知情者透露，在警方搜查之前，张伟华和他的一名同事被通知到单位开会，纪律检查部门的工作人员当场宣布对其实施“双规”。
张伟华“出事”了，开始只是小道消息。但不久人们在网上注意到这样一个事业单位公告栏：“单位名称：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变更事项：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由：张伟华变更为：王卫东批准时间：2006－09－04”。
检察机关透露的准确信息是，去年8月上旬张伟华因涉嫌滥用职权被“双规”，同年8月25日被检察机关正式批捕，同时被拘的还有同案的刘某。后来人们看到，刘某回家了。
2006年秋，王卫东悄然成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新任主任，体彩中心主任一职空缺多年后终于有了结果。此事被一网站评为2006年中国彩票十大新闻之一。
记者经查询得知，王卫东是中国奥委会控股的企业集团华体集团的总裁、国家体育总局奥运会场馆和国家队训练设施建设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设施建设和标准办公室主任。
缘起2005年“审计风暴”，他被审计长点名批评
张伟华案之所以引起社会多方的高度关注，不仅因为此案是继几年前轰动全国的西安宝马体育彩票案和尽管不为外界所知但在业内同样震动的“彩世塔”福利彩票案之后，腐败之风首次牵涉到彩票管理的最高机构，更因为两年前著名的审计风暴之后，人们一直在等待着说法，到底谁来承担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体育彩票案，过去一直集中发生在省市。除了西安宝马体彩案外，最令人瞩目的是福建体育彩票案，先后落马的有倪志钦（世界跳高冠军，福建体委原副主任，在发行体育彩票中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李联友（福建体彩中心原主任）和荆福生（福建体委原主任，落马前任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但2005年6月28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200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掀起了新一轮审计风暴。其中涉及国家体彩中心的问题首次曝光——
一是2003年至2004年，国家体育总局决定，由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向所办的两家公司支付体育彩票发行费，用于彩票印制、发行，但支付的发行费超过实际需要，在扣除全部成本费用后，两公司获利高达5．58亿元。
二是经体育总局批准，两公司已支出1．3亿元购买综合楼拟部分用于出租，按投资额125％的比例向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各省（区、市）体育局等投资单位分配2003年现金股利3750万元；另提取个人奖酬金1．31亿元。
三是在彩票印制过程中，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负责人弄虚作假，指定所办公司将代理进口电脑彩票专用热敏纸业务，委托给不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私营企业，人为增加环节，转手高价采购，致使彩票发行费在2003年2月至2005年1月流失2341万元。
据了解，审计报告中提到的两公司是中体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体彩”）和北京中体彩印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彩印”）。上述两家公司分别于2002年年底、2003年年初相继成立，均由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等几个单位共同投资持股。
同年9月26日，国家审计署发布《国家体育总局2004年度预算执行审计结果》的公告，该公告披露：对委托无资质私企转手高价购进热敏纸，造成彩票资金流失的问题，已移交监察部进一步调查处理。目前，监察部正在落实有关人员的责任。
该公告后面附有：《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落实2004年度预算执行审计决定情况的函》，其中与体彩中心问题有关的处理决定有：
1．公司购置综合楼的处理问题，彩票中心结合体育彩票实际工作和将来的发展需要，同时考虑到中体彩公司是由彩票中心控股的、纯粹国有资本的、专为体育彩票发行服务的专营性公司，综合楼装修的用途也完全是从体育彩票发行业务出发，且公司也已完成了产权登记、纳税等手续，变更产权在操作上非常复杂，也可能带来新的损失。因此，建议综合楼产权仍归公司所有，由中心和公司共同使用。中心只承担其使用部分发生的水电、物业管理等费用，不支付租金。
2．关于公司奖酬金问题，彩票中心已责成所属两公司在编制2005年预算时，剔除审计决定前实际发生部分，将未发放的奖酬金129049966.74元作为重大调整事项，调增两公司2005年期初未分配利润。两公司认真吸取教训，将进一步完善奖酬金发放制度，严格执行薪金制度的有关规定，按照有关规定和实际支出需求提取奖金。
在总结这几年工作的基础上，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调整委托中体彩公司的业务范围和具体内容，调整一些业务的定价方式，并根据目前的现实情况和公司已形成资金结余的因素，大幅度降低了定价。
3．关于采购热敏纸问题，已经终止了采购的对外委托业务。
从2005年下半年审计风暴之后到2006年上半年,上文提到的单位宿舍大院内一些细心的人发现，张伟华曾经一度在晚间的散步队伍中消失身影，知情者通报是针对审计报告写材料，很紧张，没空闲逛。但很快，张伟华又一身轻松地回归散步队中，从其看上去稳健的脚步中人们判断，“应该没事了”。但没想到，到了去年8月风云突变。
据知情人透露，此案因涉及金额巨大，体彩中心又是万民关注的热点部门，司法机关高度重视，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直接指导下，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牵头，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通州区人民检察院等抽调多名精干人员组成专案组对此案彻查。
因为从去年9月开始多次接受北京市检察官的调查，天津印刷企业的刘女士成为案件进展的知情者之一。她告诉记者，他们的企业从1994年国家批准体育彩票发行开始，就与国家体彩中心有业务往来，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负责多种玩法的体育彩票管理软件的开发调试和彩票的印制工作，因此他们的企业是这次检察机关外围调查张伟华案件的重点单位之一。检察机关调取了该企业多年的财务资料，并详细查阅了企业多年来的销售提成、公关交际费用、热敏纸销售等敏感问题的原始记录。
检察机关从天津这家企业获得的一条线索是，多年来，彩票印制所用的都是日本产的两个牌子的热敏纸，可以由企业直接联系日本厂商，从日本直接进口。但从1999年6月之后，这一简单的纸张进口渠道突然变得复杂起来，一家金融设备公司突然找到了天津这家彩票定点印制企业，要求切断与日本方面的直接联系，改为从他们那里进纸。
刘女士告诉记者，一开始天津方面感到很诧异，很快他们了解到，这家与纸张业务根本不搭界的公司是体彩中心的关系户，只能听命。其结果是纸张的价格比原来的要平均高出15％，一年的总用纸价值都在数千万元，如此一来，一年就要比过去多增成本好几百万元。纸张品质也有明显差别，印出的彩票表面看起来差不多，但懂行的人知道，根本不是一回事。
刘女士没想到的是，这种人为增加环节，转手高价采购的手段，在与该公司中止合作后，体彩中心仍在沿用。她注意到，2005年9月审计署发布的审计公告中说，彩票管理中心负责人在担任原体育总局体育彩票协调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负责人及北京彩印公司董事长期间，与私企联手造假，指定无资质私营企业转手代理采购，高价购进电脑彩票热敏纸，2003年2月至2005年1月造成国家彩票专项资金流失2341.26万元。
据一业内资深人士透露，在体彩行业的“自肥”手段中，纸张进口的猫儿腻仅是其中一种。
起步于1994年的体育彩票，加之1987年始发的福利彩票，年销售额从早年的1000余万元逐年猛增，自2000年起进入狂飙突进的增长期，当年彩票销售收入181亿元，2001 年为288.87 亿元，2002 年为 385.72亿元，2003年是401.4亿元，2004年则为380.57亿元。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和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均为事业单位编制，分别负责两大类彩票的发行销售工作，并从销售收入中提取发行费用。
彩票发行费用，是指全部彩票销售所得，刨除返回给彩民的奖金（50％）和上缴政府的公益金（35％）这两大块之后的那一块。在2002年以前，彩票发行费占彩票销售收入比例一度高达20％，2002年后调整为15％。
以此测算，中国两大彩票发行机构的发行经费，自2000年至2004年分别为36.2亿元、57.77亿元、57.85亿元、60.21亿元和57.1亿元。
《财经》杂志记者叶逗逗2005年7月在有关报道中指出，彩票发行费用已经成为发行单位的重要收入，出现“自肥”等现象。叶认为，15％的比例仍远远高于国际上彩票发行成本5％的平均比例。
但上述业内资深人士认为，说国外彩票发行费用仅5％，显然有所遗漏。发行费用内包含彩票零售点的代销费用，在国外一般也是5％，因此，总的发行费用应该说是10％比较准确。
记者日前来到位于亦庄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看到一座现代化的彩票印制厂，这就是北京彩印。在整个开发区几十家印刷企业中，这是比较豪华的一家。
一业内资深人士介绍，2006年4月在北京碰到体彩中心的刘某时，从他那里获悉彩票厂已经3年不开工。而体彩中心所办两家公司创立伊始就获利惊人。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年检报告显示：2003年,北京彩印净利润8551.84万元，中体彩净利润1．96亿元；2004年，北京彩印净利润1．2亿元，中体彩净利润7251.35万元。他提出质疑：既然如此，北京彩印的巨额利润是如何“创造”出来的？现在只能猜测：体彩中心给外厂的订单是通过北京彩印用来料加工形式发出去的，这个利润是用提高彩票印制价格产生的。
记者经查询得知，该人士说彩票厂3年不开工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北京彩印北京生产基地工程于2004年7月27日开工，2005年9月竣工。准确地说，应该是3年没有开业。
其实，审计署2005年9月发布的审计公告中就披露了上述两家公司获利惊人的秘密：2002年年底和2003年年初，国家体育总局决定，将按体育彩票年度销售额3％集中收取的发行费，留下0．2％作为彩票管理中心基本费用，其余2．8％全部拨付给两公司运作。2003年和2004年，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共付给两公司彩票发行费9．69亿元，扣除全部成本费用，两公司获利高达5．58亿元，两年股本收益率为2149％。上述做法，不符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彩票管理的通知》中“降低发行费用，增加彩票公益金”的精神和《财政部彩票发行与销售机构财务管理办法》关于“彩票公益金和发行经费缴入财政专户，按照‘收支两条线’原则进行管理，专款专用”的规定。
据该资深人士分析，除了每年高达几十亿元的巨额发行费这一蛋糕之外，彩票业还有几个明显的“肥区”。
——彩票热销之后，彩票零售点成为大家争夺的掘金宝地，这个“肥区”归各省市区彩票中心管辖。在公认的“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主导思想下，很多零售点留给“自己人”经营。此外，零售点的代销费在国外一般为5％，在我国发展彩票初期，为推广销售，零售代销费有时高达10％，而且居高不下，原因之一是“自己人”经营。零售点一年下来的彩票代销收益，有时能高达几十万元。
——彩票印制费。这个“肥区”在福利彩票是归地方管辖，在体育彩票则归体彩中心管辖。印制费中涉及印制商和纸张供应商，又是一块可供争夺的“肥肉”。有争夺就有好处费和回扣等问题，就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中间商。这里面的黑幕，在审计报告中已经有所涉及。
——电脑软件的开发、升级、支持费用，以及电脑硬件，特别是销售终端机的采购等，也是一块“肥肉”。这个“肥区”，福利彩票是归地方管辖，体育彩票则归体彩中心管辖。
——即开型彩票的一个“肥区”就是实物发奖。西安宝马彩票案丑闻发生之后，实物发奖已经被禁止。
张伟华案是否涉及到这些肥区，外界尚不得而知。
从部门彩票到国家彩票
彩票管理体制亟待改革
亲历者说：彩票招标问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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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4月02日 09时57分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黄勇
国家体彩中心掌门人易人前掌门人将被诉
经过半年多的等待，天津一家印刷企业的刘女士（化名）在3月初的一天，终于从检察机关获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原法定代表人、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张伟华涉嫌滥用职权一案侦查终结，将向法院提起公诉。
去年8月上旬的一天，北京天坛附近的一家单位宿舍大院内，突然开进了两辆警车，随后是警方奉命到两个家庭进行长达3个小时的搜查。很快，细心的人们发现，过去经常由张伟华领头的一个晚饭后的“散步队伍”，从那以后基本消失了。知情者透露，在警方搜查之前，张伟华和他的一名同事被通知到单位开会，纪律检查部门的工作人员当场宣布对其实施“双规”。
张伟华“出事”了，开始只是小道消息。但不久人们在网上注意到这样一个事业单位公告栏：“单位名称：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变更事项：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由：张伟华变更为：王卫东批准时间：2006－09－04”。
检察机关透露的准确信息是，去年8月上旬张伟华因涉嫌滥用职权被“双规”，同年8月25日被检察机关正式批捕，同时被拘的还有同案的刘某。后来人们看到，刘某回家了。
2006年秋，王卫东悄然成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新任主任，体彩中心主任一职空缺多年后终于有了结果。此事被一网站评为2006年中国彩票十大新闻之一。
记者经查询得知，王卫东是中国奥委会控股的企业集团华体集团的总裁、国家体育总局奥运会场馆和国家队训练设施建设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设施建设和标准办公室主任。
缘起2005年“审计风暴”，他被审计长点名批评
张伟华案之所以引起社会多方的高度关注，不仅因为此案是继几年前轰动全国的西安宝马体育彩票案和尽管不为外界所知但在业内同样震动的“彩世塔”福利彩票案之后，腐败之风首次牵涉到彩票管理的最高机构，更因为两年前著名的审计风暴之后，人们一直在等待着说法，到底谁来承担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体育彩票案，过去一直集中发生在省市。除了西安宝马体彩案外，最令人瞩目的是福建体育彩票案，先后落马的有倪志钦（世界跳高冠军，福建体委原副主任，在发行体育彩票中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李联友（福建体彩中心原主任）和荆福生（福建体委原主任，落马前任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但2005年6月28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200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掀起了新一轮审计风暴。其中涉及国家体彩中心的问题首次曝光——
一是2003年至2004年，国家体育总局决定，由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向所办的两家公司支付体育彩票发行费，用于彩票印制、发行，但支付的发行费超过实际需要，在扣除全部成本费用后，两公司获利高达5．58亿元。
二是经体育总局批准，两公司已支出1．3亿元购买综合楼拟部分用于出租，按投资额125％的比例向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各省（区、市）体育局等投资单位分配2003年现金股利3750万元；另提取个人奖酬金1．31亿元。
三是在彩票印制过程中，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负责人弄虚作假，指定所办公司将代理进口电脑彩票专用热敏纸业务，委托给不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私营企业，人为增加环节，转手高价采购，致使彩票发行费在2003年2月至2005年1月流失2341万元。
据了解，审计报告中提到的两公司是中体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体彩”）和北京中体彩印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彩印”）。上述两家公司分别于2002年年底、2003年年初相继成立，均由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等几个单位共同投资持股。
同年9月26日，国家审计署发布《国家体育总局2004年度预算执行审计结果》的公告，该公告披露：对委托无资质私企转手高价购进热敏纸，造成彩票资金流失的问题，已移交监察部进一步调查处理。目前，监察部正在落实有关人员的责任。
该公告后面附有：《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落实2004年度预算执行审计决定情况的函》，其中与体彩中心问题有关的处理决定有：
1．公司购置综合楼的处理问题，彩票中心结合体育彩票实际工作和将来的发展需要，同时考虑到中体彩公司是由彩票中心控股的、纯粹国有资本的、专为体育彩票发行服务的专营性公司，综合楼装修的用途也完全是从体育彩票发行业务出发，且公司也已完成了产权登记、纳税等手续，变更产权在操作上非常复杂，也可能带来新的损失。因此，建议综合楼产权仍归公司所有，由中心和公司共同使用。中心只承担其使用部分发生的水电、物业管理等费用，不支付租金。
2．关于公司奖酬金问题，彩票中心已责成所属两公司在编制2005年预算时，剔除审计决定前实际发生部分，将未发放的奖酬金129049966.74元作为重大调整事项，调增两公司2005年期初未分配利润。两公司认真吸取教训，将进一步完善奖酬金发放制度，严格执行薪金制度的有关规定，按照有关规定和实际支出需求提取奖金。
在总结这几年工作的基础上，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调整委托中体彩公司的业务范围和具体内容，调整一些业务的定价方式，并根据目前的现实情况和公司已形成资金结余的因素，大幅度降低了定价。
3．关于采购热敏纸问题，已经终止了采购的对外委托业务。
从2005年下半年审计风暴之后到2006年上半年,上文提到的单位宿舍大院内一些细心的人发现，张伟华曾经一度在晚间的散步队伍中消失身影，知情者通报是针对审计报告写材料，很紧张，没空闲逛。但很快，张伟华又一身轻松地回归散步队中，从其看上去稳健的脚步中人们判断，“应该没事了”。但没想到，到了去年8月风云突变。
据知情人透露，此案因涉及金额巨大，体彩中心又是万民关注的热点部门，司法机关高度重视，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直接指导下，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牵头，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通州区人民检察院等抽调多名精干人员组成专案组对此案彻查。
因为从去年9月开始多次接受北京市检察官的调查，天津印刷企业的刘女士成为案件进展的知情者之一。她告诉记者，他们的企业从1994年国家批准体育彩票发行开始，就与国家体彩中心有业务往来，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负责多种玩法的体育彩票管理软件的开发调试和彩票的印制工作，因此他们的企业是这次检察机关外围调查张伟华案件的重点单位之一。检察机关调取了该企业多年的财务资料，并详细查阅了企业多年来的销售提成、公关交际费用、热敏纸销售等敏感问题的原始记录。
检察机关从天津这家企业获得的一条线索是，多年来，彩票印制所用的都是日本产的两个牌子的热敏纸，可以由企业直接联系日本厂商，从日本直接进口。但从1999年6月之后，这一简单的纸张进口渠道突然变得复杂起来，一家金融设备公司突然找到了天津这家彩票定点印制企业，要求切断与日本方面的直接联系，改为从他们那里进纸。
刘女士告诉记者，一开始天津方面感到很诧异，很快他们了解到，这家与纸张业务根本不搭界的公司是体彩中心的关系户，只能听命。其结果是纸张的价格比原来的要平均高出15％，一年的总用纸价值都在数千万元，如此一来，一年就要比过去多增成本好几百万元。纸张品质也有明显差别，印出的彩票表面看起来差不多，但懂行的人知道，根本不是一回事。
刘女士没想到的是，这种人为增加环节，转手高价采购的手段，在与该公司中止合作后，体彩中心仍在沿用。她注意到，2005年9月审计署发布的审计公告中说，彩票管理中心负责人在担任原体育总局体育彩票协调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负责人及北京彩印公司董事长期间，与私企联手造假，指定无资质私营企业转手代理采购，高价购进电脑彩票热敏纸，2003年2月至2005年1月造成国家彩票专项资金流失2341.26万元。
据一业内资深人士透露，在体彩行业的“自肥”手段中，纸张进口的猫儿腻仅是其中一种。
起步于1994年的体育彩票，加之1987年始发的福利彩票，年销售额从早年的1000余万元逐年猛增，自2000年起进入狂飙突进的增长期，当年彩票销售收入181亿元，2001 年为288.87 亿元，2002 年为 385.72亿元，2003年是401.4亿元，2004年则为380.57亿元。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和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均为事业单位编制，分别负责两大类彩票的发行销售工作，并从销售收入中提取发行费用。
彩票发行费用，是指全部彩票销售所得，刨除返回给彩民的奖金（50％）和上缴政府的公益金（35％）这两大块之后的那一块。在2002年以前，彩票发行费占彩票销售收入比例一度高达20％，2002年后调整为15％。
以此测算，中国两大彩票发行机构的发行经费，自2000年至2004年分别为36.2亿元、57.77亿元、57.85亿元、60.21亿元和57.1亿元。
《财经》杂志记者叶逗逗2005年7月在有关报道中指出，彩票发行费用已经成为发行单位的重要收入，出现“自肥”等现象。叶认为，15％的比例仍远远高于国际上彩票发行成本5％的平均比例。
但上述业内资深人士认为，说国外彩票发行费用仅5％，显然有所遗漏。发行费用内包含彩票零售点的代销费用，在国外一般也是5％，因此，总的发行费用应该说是10％比较准确。
记者日前来到位于亦庄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看到一座现代化的彩票印制厂，这就是北京彩印。在整个开发区几十家印刷企业中，这是比较豪华的一家。
一业内资深人士介绍，2006年4月在北京碰到体彩中心的刘某时，从他那里获悉彩票厂已经3年不开工。而体彩中心所办两家公司创立伊始就获利惊人。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年检报告显示：2003年,北京彩印净利润8551.84万元，中体彩净利润1．96亿元；2004年，北京彩印净利润1．2亿元，中体彩净利润7251.35万元。他提出质疑：既然如此，北京彩印的巨额利润是如何“创造”出来的？现在只能猜测：体彩中心给外厂的订单是通过北京彩印用来料加工形式发出去的，这个利润是用提高彩票印制价格产生的。
记者经查询得知，该人士说彩票厂3年不开工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北京彩印北京生产基地工程于2004年7月27日开工，2005年9月竣工。准确地说，应该是3年没有开业。
其实，审计署2005年9月发布的审计公告中就披露了上述两家公司获利惊人的秘密：2002年年底和2003年年初，国家体育总局决定，将按体育彩票年度销售额3％集中收取的发行费，留下0．2％作为彩票管理中心基本费用，其余2．8％全部拨付给两公司运作。2003年和2004年，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共付给两公司彩票发行费9．69亿元，扣除全部成本费用，两公司获利高达5．58亿元，两年股本收益率为2149％。上述做法，不符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彩票管理的通知》中“降低发行费用，增加彩票公益金”的精神和《财政部彩票发行与销售机构财务管理办法》关于“彩票公益金和发行经费缴入财政专户，按照‘收支两条线’原则进行管理，专款专用”的规定。
据该资深人士分析，除了每年高达几十亿元的巨额发行费这一蛋糕之外，彩票业还有几个明显的“肥区”。
——彩票热销之后，彩票零售点成为大家争夺的掘金宝地，这个“肥区”归各省市区彩票中心管辖。在公认的“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主导思想下，很多零售点留给“自己人”经营。此外，零售点的代销费在国外一般为5％，在我国发展彩票初期，为推广销售，零售代销费有时高达10％，而且居高不下，原因之一是“自己人”经营。零售点一年下来的彩票代销收益，有时能高达几十万元。
——彩票印制费。这个“肥区”在福利彩票是归地方管辖，在体育彩票则归体彩中心管辖。印制费中涉及印制商和纸张供应商，又是一块可供争夺的“肥肉”。有争夺就有好处费和回扣等问题，就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中间商。这里面的黑幕，在审计报告中已经有所涉及。
——电脑软件的开发、升级、支持费用，以及电脑硬件，特别是销售终端机的采购等，也是一块“肥肉”。这个“肥区”，福利彩票是归地方管辖，体育彩票则归体彩中心管辖。
——即开型彩票的一个“肥区”就是实物发奖。西安宝马彩票案丑闻发生之后，实物发奖已经被禁止。
张伟华案是否涉及到这些肥区，外界尚不得而知。
从部门彩票到国家彩票
彩票管理体制亟待改革
亲历者说：彩票招标问题多
“参考消息”
原文发表于2007年4月
经网友通报提示，我在《新浪网》的《爱问新闻搜索》栏目内，键入前《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的大名“张伟华”三字，发现有关他的新闻报道突然在今天（４月２日）大量出现，铺天盖地而来。我估计最初的消息来自《中国青年报》（请参阅以下链接http://news.qq.com/a/20070402/001260.htm）的一篇报道，大家争相引用而已。
去年8月张伟华被捕，也是某网友在我的博客上留言通报我的。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张伟华当时是被“双规”了，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准确，因为“双规”应该是《中纪委》的事，据我了解，张伟华当时是被检察院带走的；其次，张伟华是被“铐起来”之后带走的，没听说过“双规”要动用手铐。因此张伟华不应该是被“双规”，是被检察院“拘留审查”。同时被带走的还有一位刘某。
据说按照有关规定，检察院的“拘留审查”不能超过两星期，因此张刘两位被带走两星期后，张伟华被正式“批准逮捕”，而刘则释放回家，“取保候审”。
两个月前我得到消息：检察院对张伟华案已于1月22日审结，移交法院继续依法审理。根据有关规定，法院必须在30天内开审，现在已经60多天了，为什么还没有开庭？有人估计，因涉及其他人和其他案件，可能需要同时审理，因此延迟了开庭日期。据了解，此案不涉及国家机密，因此开庭时允许旁听。
我在这个博客中曾经多次报道此案的有关情况，有部分网友认为国家体育总局领导层有人向我“泄密”，要追查“内奸”。我报道张伟华因“滥用职权”被捕，立即有人争议说，是“玩忽职守”。我不知道这两个不同说法有何实质或法理上的区别，但是我的信息来源是检察院向我公司人员出示的调查通知单上的立案名称，不是小道消息，当然是准确的。但是在当时，我不便公布其来源。后来的调查通知单上的立案名称，除了“滥用职权”外，还增加了“贪污受贿”这一项。
现在不妨公开：我公司也涉案，也需要协助调查。据了解，此案在最高检察院立案，委托北京市检察院协助调查。北京市检察院为此建立“专案组”，还从邻近的两个县的检察院借调人员，参加调查。
我公司早已结业，但是账本还在。这些账本在公司结业时，税务局已经审查过，不仅不需要补税，还可退税。现在检察院“专案组”人员要求查看我公司帐本，该不该给看呢？有网友在博客上提出建议说，我是外籍人士，可以拒绝此项要求。我开始也不想给，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进一步考虑后，决定提供。不仅如此，我还通知我公司掌管账本的老会计要实事求是毫无保留地向检察院提供真实情况，协助他们调查。检察院在张伟华案审结前，曾两次审阅我公司帐本。同时接受检察院调查的还有我公司原营业部主任。
在张案审结前，检察院多次通过我公司老会计向我提出问题，要求我答复。我本人从2003年起，已经完全退休，公司也早已彻底结束营业，我相信我有权拒绝答复，但是我考虑后，觉得应该提供协助，不能因为怕麻烦而推托，因此对检察院所提出的任何问题，我都用书面予以详细答复。我作为一个商人，也有犯规受罚的时候，但是我的态度是明确的，不论我持有什么国籍，也不论我身在何处，我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不能逃避。后来，检察院通过我公司老会计，对我的合作态度表示感谢。
从张被捕至今，已经半年多了，媒体一直在暗中关注，但是没有看到什么报道，也许是因为案子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媒体不便干扰之故。现在有关新闻突然出现了，是否说明此案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最近将在法院公开审理了呢？（完）
经网友通报提示，我在《新浪网》的《爱问新闻搜索》栏目内，键入前《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的大名“张伟华”三字，发现有关他的新闻报道突然在今天（４月２日）大量出现，铺天盖地而来。我估计最初的消息来自《中国青年报》（请参阅以下链接http://news.qq.com/a/20070402/001260.htm）的一篇报道，大家争相引用而已。
去年8月张伟华被捕，也是某网友在我的博客上留言通报我的。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张伟华当时是被“双规”了，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准确，因为“双规”应该是《中纪委》的事，据我了解，张伟华当时是被检察院带走的；其次，张伟华是被“铐起来”之后带走的，没听说过“双规”要动用手铐。因此张伟华不应该是被“双规”，是被检察院“拘留审查”。同时被带走的还有一位刘某。
据说按照有关规定，检察院的“拘留审查”不能超过两星期，因此张刘两位被带走两星期后，张伟华被正式“批准逮捕”，而刘则释放回家，“取保候审”。
两个月前我得到消息：检察院对张伟华案已于1月22日审结，移交法院继续依法审理。根据有关规定，法院必须在30天内开审，现在已经60多天了，为什么还没有开庭？有人估计，因涉及其他人和其他案件，可能需要同时审理，因此延迟了开庭日期。据了解，此案不涉及国家机密，因此开庭时允许旁听。
我在这个博客中曾经多次报道此案的有关情况，有部分网友认为国家体育总局领导层有人向我“泄密”，要追查“内奸”。我报道张伟华因“滥用职权”被捕，立即有人争议说，是“玩忽职守”。我不知道这两个不同说法有何实质或法理上的区别，但是我的信息来源是检察院向我公司人员出示的调查通知单上的立案名称，不是小道消息，当然是准确的。但是在当时，我不便公布其来源。后来的调查通知单上的立案名称，除了“滥用职权”外，还增加了“贪污受贿”这一项。
现在不妨公开：我公司也涉案，也需要协助调查。据了解，此案在最高检察院立案，委托北京市检察院协助调查。北京市检察院为此建立“专案组”，还从邻近的两个县的检察院借调人员，参加调查。
我公司早已结业，但是账本还在。这些账本在公司结业时，税务局已经审查过，不仅不需要补税，还可退税。现在检察院“专案组”人员要求查看我公司帐本，该不该给看呢？有网友在博客上提出建议说，我是外籍人士，可以拒绝此项要求。我开始也不想给，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进一步考虑后，决定提供。不仅如此，我还通知我公司掌管账本的老会计要实事求是毫无保留地向检察院提供真实情况，协助他们调查。检察院在张伟华案审结前，曾两次审阅我公司帐本。同时接受检察院调查的还有我公司原营业部主任。
在张案审结前，检察院多次通过我公司老会计向我提出问题，要求我答复。我本人从2003年起，已经完全退休，公司也早已彻底结束营业，我相信我有权拒绝答复，但是我考虑后，觉得应该提供协助，不能因为怕麻烦而推托，因此对检察院所提出的任何问题，我都用书面予以详细答复。我作为一个商人，也有犯规受罚的时候，但是我的态度是明确的，不论我持有什么国籍，也不论我身在何处，我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不能逃避。后来，检察院通过我公司老会计，对我的合作态度表示感谢。
从张被捕至今，已经半年多了，媒体一直在暗中关注，但是没有看到什么报道，也许是因为案子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媒体不便干扰之故。现在有关新闻突然出现了，是否说明此案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最近将在法院公开审理了呢？（完）
明知故犯，罪加一等
原文发表于2006年10月
几天前我在博客文章中提到体育彩票“西安宝马”作弊案。有人就急不及待地发表评论，为彩票业的腐败行为辩护，认为“西安宝马”难以避免，防止不了，甚至把责任推到案发四年前已经卸了任了的总局领导。既然是无法预防，案发当时的领导也就没有责任了。
这不符合事实。
很多人都知道“西安宝马”彩票作弊案，但是却不知道在此案之前一两年，曾经爆发过一个属于福利彩票的“彩世塔”案件，它是到目前为止国内案值最高、涉案人员最多、涉及省市最广的特大彩票诈骗案。他们的作案手段和宝马案一样，在彩票的销售过程中引入中间商，在开奖过程中公开作弊，蒙骗彩民，非法骗取奖金4448万元。此案于2002年11月在江苏扬州被揭发，起因是合谋作案的“托儿”事后想多要钱，因内讧才被发现的。在此之前的一年内，这批诈骗团伙已经在全国各地作案20次。此案和“宝马”案相比，要严重得多，但是由于媒体没有曝光，彩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恶性彩票诈骗事件，从而继续受骗，爆发了本来完全可以防止的“宝马”案。
在司法机关处理福利彩票“彩世塔”作弊大案的过程中，可疑之点甚多。首先，消息渠道被封闭，新闻媒体很可能已经被福利彩票“摆平”,被捂住；其次，扬州市中级法院对此案的判决为“非法经营”，竟然和“诈骗”两字无关，被告认为有代销合同，是合法经营，还要上诉；第三，既然是“非法经营”罪，何以犯罪人却只是经营合同的“乙方”？福利彩票发行单位，即经营合同的“甲方”，似乎全无责任，不仅没有贪污受贿，连渎职罪名也没有。
“西安宝马”案，也许由于体育总局反应太慢，或因刘亮小朋友爬上广告牌顶的惊人之举，终于在媒体上及时曝光。如果诈骗犯当时放弃那辆被刘亮抽中的宝马车，或者刘亮从高处掉下摔死，彩民可能至今还蒙在鼓里。根据法院的判决，犯罪人的罪行是“诈骗”和“行贿”，彩票发行单位的负责人也难逃“贪污”和“受贿”的罪责。
“彩世塔”案，由于媒体没有曝光，虽然蒙骗了广大彩民，但是瞒不了彩票业内人士。当时国家体育总局的彩票负责人张伟华，和财政部主管彩票的邱江涛处长，都知道“彩世塔”案的案情和过程。2003年9月，“彩世塔”案件在江苏扬州市中级法院提出公诉在前，2004年3月，性质完全相同的“西安宝马”案却爆发在后，一前一后，体育彩票是明知故犯。“宝马”案爆发后，国家财政部的彩票主管部门，和体育总局彩票管理中心，都无人出来承担责任，就会装傻，好像不知道发生过“彩世塔”这回事，把责任完全推给了地方。
几天前，胡锦涛在“国际反贪局联合会”年会上说：“反对腐败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关系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关系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和紧迫任务。我们反腐倡廉的战略方针是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这段话说得好。
对于“彩世塔”和“西安宝马”这两个彩票诈骗案，我有三点看法：第一，预防腐败，媒体曝光十分重要，福利彩票由于部门利益而封锁消息，让已经受骗的彩民继续受骗，是十分可耻的行为；第二，“彩世塔”案爆发后，未见福利彩票有关发行人员受到惩罚；对于这些至少犯有渎职罪的政府官员，如果不与惩治，不仅起不到预防的作用，还可能助长腐败。第三，已经有了“彩世塔”这样的诈骗先例，体育总局和财政部的彩票负责人，还要明知故犯，允许同类腐败行为继续发生，应罪加一等，他们不能推卸责任。（完）
几天前我在博客文章中提到体育彩票“西安宝马”作弊案。有人就急不及待地发表评论，为彩票业的腐败行为辩护，认为“西安宝马”难以避免，防止不了，甚至把责任推到案发四年前已经卸了任了的总局领导。既然是无法预防，案发当时的领导也就没有责任了。
这不符合事实。
很多人都知道“西安宝马”彩票作弊案，但是却不知道在此案之前一两年，曾经爆发过一个属于福利彩票的“彩世塔”案件，它是到目前为止国内案值最高、涉案人员最多、涉及省市最广的特大彩票诈骗案。他们的作案手段和宝马案一样，在彩票的销售过程中引入中间商，在开奖过程中公开作弊，蒙骗彩民，非法骗取奖金4448万元。此案于2002年11月在江苏扬州被揭发，起因是合谋作案的“托儿”事后想多要钱，因内讧才被发现的。在此之前的一年内，这批诈骗团伙已经在全国各地作案20次。此案和“宝马”案相比，要严重得多，但是由于媒体没有曝光，彩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恶性彩票诈骗事件，从而继续受骗，爆发了本来完全可以防止的“宝马”案。
在司法机关处理福利彩票“彩世塔”作弊大案的过程中，可疑之点甚多。首先，消息渠道被封闭，新闻媒体很可能已经被福利彩票“摆平”,被捂住；其次，扬州市中级法院对此案的判决为“非法经营”，竟然和“诈骗”两字无关，被告认为有代销合同，是合法经营，还要上诉；第三，既然是“非法经营”罪，何以犯罪人却只是经营合同的“乙方”？福利彩票发行单位，即经营合同的“甲方”，似乎全无责任，不仅没有贪污受贿，连渎职罪名也没有。
“西安宝马”案，也许由于体育总局反应太慢，或因刘亮小朋友爬上广告牌顶的惊人之举，终于在媒体上及时曝光。如果诈骗犯当时放弃那辆被刘亮抽中的宝马车，或者刘亮从高处掉下摔死，彩民可能至今还蒙在鼓里。根据法院的判决，犯罪人的罪行是“诈骗”和“行贿”，彩票发行单位的负责人也难逃“贪污”和“受贿”的罪责。
“彩世塔”案，由于媒体没有曝光，虽然蒙骗了广大彩民，但是瞒不了彩票业内人士。当时国家体育总局的彩票负责人张伟华，和财政部主管彩票的邱江涛处长，都知道“彩世塔”案的案情和过程。2003年9月，“彩世塔”案件在江苏扬州市中级法院提出公诉在前，2004年3月，性质完全相同的“西安宝马”案却爆发在后，一前一后，体育彩票是明知故犯。“宝马”案爆发后，国家财政部的彩票主管部门，和体育总局彩票管理中心，都无人出来承担责任，就会装傻，好像不知道发生过“彩世塔”这回事，把责任完全推给了地方。
几天前，胡锦涛在“国际反贪局联合会”年会上说：“反对腐败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关系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关系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和紧迫任务。我们反腐倡廉的战略方针是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这段话说得好。
对于“彩世塔”和“西安宝马”这两个彩票诈骗案，我有三点看法：第一，预防腐败，媒体曝光十分重要，福利彩票由于部门利益而封锁消息，让已经受骗的彩民继续受骗，是十分可耻的行为；第二，“彩世塔”案爆发后，未见福利彩票有关发行人员受到惩罚；对于这些至少犯有渎职罪的政府官员，如果不与惩治，不仅起不到预防的作用，还可能助长腐败。第三，已经有了“彩世塔”这样的诈骗先例，体育总局和财政部的彩票负责人，还要明知故犯，允许同类腐败行为继续发生，应罪加一等，他们不能推卸责任。（完）
人和人就是不一样
原文发表于2006年10月
十多年前我在北京投资设立彩票印制厂之初，遭遇很大的困难，首先，北京市发给我的牌照是“制作彩票但不含印刷”。此外，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制订了“两免三减”优惠政策，但是我向北京市税务局申请税务的减免优惠时，却碰了钉子。税务局负责人亲自接见我，说优惠政策只适用于“生产型”企业，你公司印制彩票，相当于印制名片，属于“服务性”行业，不能享受减免优惠。这种明显不讲理的归类法究竟从何而来？有人暗中告诉我：印刷属特种行业，控制很严，政府设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对此进行审核，这个机构的成员大都来自国营印刷厂，其中就有制作彩票的印刷厂，他们不愿意有外资厂进来和他们抢饭吃。
面对这种问题，怎么办？既然有人为保护自己利益而从中作梗，我绕开他们就是。走出北京100公里，就是一片新天地，我到天津市重新办理申请手续，那里特别欢迎外资，我不仅顺利获得减免优惠，连印刷牌照也同时办下来了。我把工厂从北京搬到天津，北京市损失了几百个就业机会和大笔的税务收入，当时的张百发副市长在某次会议上还以此为例，批评了北京市有关部门。在天津接待我的是当时天津市外经贸委主任王述祖，他后来升为副市长。这位王述祖对人热情，他认为我到天津去是帮助了天津，他每次来北京办事，还要给我送花送礼，令我很过意不去。我在天津这么多年，得到王述祖很多支持，但是他个人没有从中得到我任何好处。
民政部福利彩票在建立之初，很需要外商的参与，因此我在接受福利彩票的制作任务时，其合同关系是很正常的。但是好景不常，来了一位新的处长，开口要钱。换了别人，也许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可以通同作弊。但是我没有这样做，不是因为我老刘有多清高，而是我知道这种行为触犯法律，早晚出事。我之所以举报索贿行为，就是因为对当时的民政部领导还存有幻想，以为他们会支持我，如果早知道他们会打击报复，我就另想办法了。这就是我所犯的“错误”。
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这个说法。我和福利彩票的关系破裂后，就去找体育。体育没有彩票发行权，我就协助体育争取政府的批准。但是我曾经举报贪污这件事，国家体委领导中，有人和民政部领导一样，把我视为“毒蛇猛兽”，认为我这个人碰不得。幸亏原体委主任伍绍祖不是这么看的，他认为我的最大优点就是守法，可以信任。在我离开体育之前，我协助体育彩票发展壮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销量超过福利彩票，我自己也赚了钱。伍绍祖支持我，反过来我也竭尽所能支持体育彩票，这是真正的“双赢”，而获利最大的是体育彩票，伍绍祖个人并没有从我这里得到一分钱好处。我还要指出，伍绍祖并没有盲目的相信我，他在任内，不断检查我是否有违规行为，而且多次当面警告我不要犯错误。
伍绍祖离开体育，那位视我为“毒蛇猛兽”的新领导上任之后，把我当作“敌人”看待，使我最后不得不离开体育。但是奇怪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地发生了，先是爆发了震动全国的西安体彩作弊案，再就是体育彩票落后于福利彩票的销量差距越来越大，接着是政府审计报告一再揭发体育总局违规挪用公款，最后是体育彩票那位深得领导信任的负责人被捕入狱。我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如果把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放在一起来看，就知道这不是偶然的。
在我这个小小博客网站上，出现不少自以为了解中国国情的评论员，他们口口声声说在中国办事情必须走关系，必须行贿，否则就办不成事。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你碰上了像王述祖和伍绍祖这样的好人，其办事方式和结果就是完全不同。（完）
十多年前我在北京投资设立彩票印制厂之初，遭遇很大的困难，首先，北京市发给我的牌照是“制作彩票但不含印刷”。此外，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制订了“两免三减”优惠政策，但是我向北京市税务局申请税务的减免优惠时，却碰了钉子。税务局负责人亲自接见我，说优惠政策只适用于“生产型”企业，你公司印制彩票，相当于印制名片，属于“服务性”行业，不能享受减免优惠。这种明显不讲理的归类法究竟从何而来？有人暗中告诉我：印刷属特种行业，控制很严，政府设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对此进行审核，这个机构的成员大都来自国营印刷厂，其中就有制作彩票的印刷厂，他们不愿意有外资厂进来和他们抢饭吃。
面对这种问题，怎么办？既然有人为保护自己利益而从中作梗，我绕开他们就是。走出北京100公里，就是一片新天地，我到天津市重新办理申请手续，那里特别欢迎外资，我不仅顺利获得减免优惠，连印刷牌照也同时办下来了。我把工厂从北京搬到天津，北京市损失了几百个就业机会和大笔的税务收入，当时的张百发副市长在某次会议上还以此为例，批评了北京市有关部门。在天津接待我的是当时天津市外经贸委主任王述祖，他后来升为副市长。这位王述祖对人热情，他认为我到天津去是帮助了天津，他每次来北京办事，还要给我送花送礼，令我很过意不去。我在天津这么多年，得到王述祖很多支持，但是他个人没有从中得到我任何好处。
民政部福利彩票在建立之初，很需要外商的参与，因此我在接受福利彩票的制作任务时，其合同关系是很正常的。但是好景不常，来了一位新的处长，开口要钱。换了别人，也许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可以通同作弊。但是我没有这样做，不是因为我老刘有多清高，而是我知道这种行为触犯法律，早晚出事。我之所以举报索贿行为，就是因为对当时的民政部领导还存有幻想，以为他们会支持我，如果早知道他们会打击报复，我就另想办法了。这就是我所犯的“错误”。
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这个说法。我和福利彩票的关系破裂后，就去找体育。体育没有彩票发行权，我就协助体育争取政府的批准。但是我曾经举报贪污这件事，国家体委领导中，有人和民政部领导一样，把我视为“毒蛇猛兽”，认为我这个人碰不得。幸亏原体委主任伍绍祖不是这么看的，他认为我的最大优点就是守法，可以信任。在我离开体育之前，我协助体育彩票发展壮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销量超过福利彩票，我自己也赚了钱。伍绍祖支持我，反过来我也竭尽所能支持体育彩票，这是真正的“双赢”，而获利最大的是体育彩票，伍绍祖个人并没有从我这里得到一分钱好处。我还要指出，伍绍祖并没有盲目的相信我，他在任内，不断检查我是否有违规行为，而且多次当面警告我不要犯错误。
伍绍祖离开体育，那位视我为“毒蛇猛兽”的新领导上任之后，把我当作“敌人”看待，使我最后不得不离开体育。但是奇怪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地发生了，先是爆发了震动全国的西安体彩作弊案，再就是体育彩票落后于福利彩票的销量差距越来越大，接着是政府审计报告一再揭发体育总局违规挪用公款，最后是体育彩票那位深得领导信任的负责人被捕入狱。我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如果把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放在一起来看，就知道这不是偶然的。
在我这个小小博客网站上，出现不少自以为了解中国国情的评论员，他们口口声声说在中国办事情必须走关系，必须行贿，否则就办不成事。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你碰上了像王述祖和伍绍祖这样的好人，其办事方式和结果就是完全不同。（完）
“英雄”难过亲属关
原文发表于2006年10月
台湾的陈水扁，出身低微，曾经以“清廉”赢得不少台湾百姓的信任和赞许。但是最近这两年来，台湾媒体不断爆料，除了他本人卷入“机要费”案外，民间议论和传闻最多的是他老婆，女婿，亲家，秘书，亲信等人的弊案和丑闻，从而引发了整个台湾岛的“倒扁”行动。
因贪污腐败被泰国军人赶下台的泰国前总理他信，其贪腐的特点之一是在政府的人事安排上大量安插親友和同學，內舉不避親。他把政府当做私人企业来经营，很多人因为和他的私人关系而“鸡犬升天”，终于犯了众怒。泰国是我老刘的第二家乡，在我居住泰国期间，曾亲身经历多次军人政变，这次是15年来的第一次，看来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
因上海“社保基金违规案”被撤职的陈良宇，利用自己的权位为自己的父母，老婆，儿子，秘书和亲信牟取私利，在他们的违规违法行为被揭发后，陈良宇利用自己的权位袒护和包庇了他们。从国内外网站媒体的各种评论来看，“亲属和亲信”的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人们注意的重点。
对于领导人的“亲属”问题，需要具体分析。一方面政府官员要严格制约自己的亲属，不应该利用权位为自己的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亲属也是人，也要在社会上谋职谋生。我就认识一位位居高职的领导，由于对自己子女管束太严，有时不近情理，使得自己子女很有意见，他们干这个职业不可以，干那个职业也不准许，最后只好在街边开凉茶铺谋生。一个领导能够这样约束自己的亲属，的确很不容易，但是亲属子女也要吃饭，也有升职发财和事业成功的要求，这个实际问题总要解决。
我所看到更多的实际情况是：很多跨国公司和中外大企业，专门寻找和政府领导人有亲属关系的年轻人到公司任职，就是希望利用他们的关系为企业利润服务。这些年轻人中的大部分，都在国外名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确有很强的工作能力，但是也有一些好吃懒做不学无术的干部子弟，也能在大公司谋到高薪高职，就是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种交换。
有人揭发陈良宇违规挪用金额巨大的公款，为自己儿子谋得某大媒体的副总裁职位。做父母的为自己子女谋点利益，完全可以理解，可以接受。问题在于用公款来谋私利，这是社会所不能接受的。
2005年4月21日，陈良宇代表上海市委发表反腐“四项要求”，其中第三条如下：“凡是打着市委常委及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名义办事或利用领导影响牟利的，请各单位一概予以拒绝，并严肃批评，同时告诉市委常委本人。”这就更加显现陈良宇这人的虚伪。
两个星期前，我在“搜狐网”上开博，录得几条评论，如下：
网友A：人人都知道(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高尔夫球场有袁伟民的儿子袁立在里面掺和。还有体育总局科研所办公楼的问题，本来属大修基建工程，为了逃避审批程序改为装修项目，而且不经正式招标直接给了某人。给了谁？袁立！ 体育总局真不是清水衙门，里边的水深着呐！
网友B：袁立不是国家干部，做生意赚钱是合法，你们不要瞎扯。
网友C：是啊！袁立不是国家干部！但他怎么不去农业部，铁道部赚钱，偏到国家体育总局做生意。你们不要欲盖弥彰了。
这种事情，与其窃窃私语，背后议论，倒不如摊到桌面上说个清楚。既然涉及政府公款，人人有权发表意见。此外还涉及体育总局前领导，我知道他最痛恨领导人的子女利用亲属关系牟取私利。如果袁立（应为袁粒？）是无辜的，就应该还他清白。（完）
台湾的陈水扁，出身低微，曾经以“清廉”赢得不少台湾百姓的信任和赞许。但是最近这两年来，台湾媒体不断爆料，除了他本人卷入“机要费”案外，民间议论和传闻最多的是他老婆，女婿，亲家，秘书，亲信等人的弊案和丑闻，从而引发了整个台湾岛的“倒扁”行动。
因贪污腐败被泰国军人赶下台的泰国前总理他信，其贪腐的特点之一是在政府的人事安排上大量安插親友和同學，內舉不避親。他把政府当做私人企业来经营，很多人因为和他的私人关系而“鸡犬升天”，终于犯了众怒。泰国是我老刘的第二家乡，在我居住泰国期间，曾亲身经历多次军人政变，这次是15年来的第一次，看来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
因上海“社保基金违规案”被撤职的陈良宇，利用自己的权位为自己的父母，老婆，儿子，秘书和亲信牟取私利，在他们的违规违法行为被揭发后，陈良宇利用自己的权位袒护和包庇了他们。从国内外网站媒体的各种评论来看，“亲属和亲信”的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人们注意的重点。
对于领导人的“亲属”问题，需要具体分析。一方面政府官员要严格制约自己的亲属，不应该利用权位为自己的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亲属也是人，也要在社会上谋职谋生。我就认识一位位居高职的领导，由于对自己子女管束太严，有时不近情理，使得自己子女很有意见，他们干这个职业不可以，干那个职业也不准许，最后只好在街边开凉茶铺谋生。一个领导能够这样约束自己的亲属，的确很不容易，但是亲属子女也要吃饭，也有升职发财和事业成功的要求，这个实际问题总要解决。
我所看到更多的实际情况是：很多跨国公司和中外大企业，专门寻找和政府领导人有亲属关系的年轻人到公司任职，就是希望利用他们的关系为企业利润服务。这些年轻人中的大部分，都在国外名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确有很强的工作能力，但是也有一些好吃懒做不学无术的干部子弟，也能在大公司谋到高薪高职，就是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种交换。
有人揭发陈良宇违规挪用金额巨大的公款，为自己儿子谋得某大媒体的副总裁职位。做父母的为自己子女谋点利益，完全可以理解，可以接受。问题在于用公款来谋私利，这是社会所不能接受的。
2005年4月21日，陈良宇代表上海市委发表反腐“四项要求”，其中第三条如下：“凡是打着市委常委及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名义办事或利用领导影响牟利的，请各单位一概予以拒绝，并严肃批评，同时告诉市委常委本人。”这就更加显现陈良宇这人的虚伪。
两个星期前，我在“搜狐网”上开博，录得几条评论，如下：
网友A：人人都知道(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高尔夫球场有袁伟民的儿子袁立在里面掺和。还有体育总局科研所办公楼的问题，本来属大修基建工程，为了逃避审批程序改为装修项目，而且不经正式招标直接给了某人。给了谁？袁立！ 体育总局真不是清水衙门，里边的水深着呐！
网友B：袁立不是国家干部，做生意赚钱是合法，你们不要瞎扯。
网友C：是啊！袁立不是国家干部！但他怎么不去农业部，铁道部赚钱，偏到国家体育总局做生意。你们不要欲盖弥彰了。
这种事情，与其窃窃私语，背后议论，倒不如摊到桌面上说个清楚。既然涉及政府公款，人人有权发表意见。此外还涉及体育总局前领导，我知道他最痛恨领导人的子女利用亲属关系牟取私利。如果袁立（应为袁粒？）是无辜的，就应该还他清白。（完）
初创期的体育彩票
原文发表于2006年9月
1990年，由于北京市政府发行的“亚运会集资奖券”发行成功，使得各省市体委都想乘机发行体育彩票。当时我已经在国内投资设厂制作彩票，彩票市场的唯一客户“福利”彩票又因为我举报“索贿”案和我翻脸，我决定靠拢体育，和他们一起争取政府批准发行体育彩票。对我来说，当时也确实没有其他路可走。
广东，福建，江苏，吉林等，是体育彩票的先行省市。广东历来有“独立”倾向，喜欢自搞一套，不愿意和别省市掺乎。因此我和福建，江苏和吉林建立了比较亲密的友谊。省市的体育彩票在开始阶段都面临一个启动资金问题，由于没有这笔预算，都希望我能给他们一些支持。幸亏我在制作“亚运奖券”的过程中赚了一些钱，就用这笔钱一方面来维持工厂，另一方面赞助省市体育彩票。
在福建，接待我的是荆福生，倪志钦，李联友等人。我在福建投资建立了当时全国第一个电脑彩票系统。全套设备从瑞典进口，共50台终端机。遗憾的是这个彩票系统在“襁褓期”内就夭折，我的几十万美元的投资全部泡汤。夭折的原因至今不明。
在江苏，接待我的是孙晋芳，华明，陈柏，张耀辉等人。他们提出，要我免费提供一批既开型彩票，我记得数量是2000万张,他们好利用彩票销售所得来启动江苏省的体育彩票。对此我欣然同意。江苏省后来利用这批彩票果然把体育彩票的运作给启动起来了。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江苏的朋友们还经常称道我当时免费提供的这批彩票。这也许是后来老袁要赶我出局而孙晋芳又不忍对我“下手太狠”的原因吧。
在吉林，接待我的是李鹏志和刘丽娟等人。由于当时还没有全国统一发行的体育彩票，李鹏志提出，要组织一个“全国彩票研讨会”，要我作为这个研讨会的赞助单位。对此我又欣然同意。“第一届全国彩票研讨会”于1991年在福州市召开，“第二届全国彩票研讨会”于1992年在吉林市召开。来参加这个研讨会的全国各省市体委代表十分踊跃，为后来发行全国体育彩票奠定基础。这两次会议，我不仅提供了经费，还多次被邀请在会议期间讲课，介绍国外彩票发行情况。由于这两次会议，在全国发行体育彩票逐步形成气候。
1993年，在我的创议下，组织了一次到美国迈阿密参加国际彩票会议的活动，直接考察国外的彩票发行。参加这次考察的，不仅有全国各省市体委和体彩负责人，如李鹏志，孙晋芳，倪志钦等，还有国家体委的张昊司长，和人民银行总行当时主管彩票政策的一位女处长。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在国家体委伍绍祖和袁伟民两位主任的推动下，国务院终于于1994年批准发行“体育彩票”。这个发行权虽然落入当时的“国家体委”之手，各省市体委都表示支持，“全国彩票研讨会”也就自动结束了。初创期的体育彩票
Tuesday, September 26th, 2006
1990年，由于北京市政府发行的“亚运会集资奖券”发行成功，使得各省市体委都想乘机发行体育彩票。当时我已经在国内投资设厂制作彩票，彩票市场的唯一客户“福利”彩票又因为我举报“索贿”案和我翻脸，我决定靠拢体育，和他们一起争取政府批准发行体育彩票。对我来说，当时也确实没有其他路可走。
广东，福建，江苏，吉林等，是体育彩票的先行省市。广东历来有“独立”倾向，喜欢自搞一套，不愿意和别省市掺乎。因此我和福建，江苏和吉林建立了比较亲密的友谊。省市的体育彩票在开始阶段都面临一个启动资金问题，由于没有这笔预算，都希望我能给他们一些支持。幸亏我在制作“亚运奖券”的过程中赚了一些钱，就用这笔钱一方面来维持工厂，另一方面赞助省市体育彩票。
在福建，接待我的是荆福生，倪志钦，李联友等人。我在福建投资建立了当时全国第一个电脑彩票系统。全套设备从瑞典进口，共50台终端机。遗憾的是这个彩票系统在“襁褓期”内就夭折，我的几十万美元的投资全部泡汤。夭折的原因至今不明。
在江苏，接待我的是孙晋芳，华明，陈柏，张耀辉等人。他们提出，要我免费提供一批既开型彩票，我记得数量是2000万张,他们好利用彩票销售所得来启动江苏省的体育彩票。对此我欣然同意。江苏省后来利用这批彩票果然把体育彩票的运作给启动起来了。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江苏的朋友们还经常称道我当时免费提供的这批彩票。这也许是后来老袁要赶我出局而孙晋芳又不忍对我“下手太狠”的原因吧。
在吉林，接待我的是李鹏志和刘丽娟等人。由于当时还没有全国统一发行的体育彩票，李鹏志提出，要组织一个“全国彩票研讨会”，要我作为这个研讨会的赞助单位。对此我又欣然同意。“第一届全国彩票研讨会”于1991年在福州市召开，“第二届全国彩票研讨会”于1992年在吉林市召开。来参加这个研讨会的全国各省市体委代表十分踊跃，为后来发行全国体育彩票奠定基础。这两次会议，我不仅提供了经费，还多次被邀请在会议期间讲课，介绍国外彩票发行情况。由于这两次会议，在全国发行体育彩票逐步形成气候。
1993年，在我的创议下，组织了一次到美国迈阿密参加国际彩票会议的活动，直接考察国外的彩票发行。参加这次考察的，不仅有全国各省市体委和体彩负责人，如李鹏志，孙晋芳，倪志钦等，还有国家体委的张昊司长，和人民银行总行当时主管彩票政策的一位女处长。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在国家体委伍绍祖和袁伟民两位主任的推动下，国务院终于于1994年批准发行“体育彩票”。这个发行权虽然落入当时的“国家体委”之手，各省市体委都表示支持，“全国彩票研讨会”也就自动结束了。
在91-92-93这三年的过程中，在“福利彩票”的种种阻力下，谁也没有绝对把握能从国务院把体育彩票的发行权给拿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和体育结成了一种“同舟共济”的友好关系，这是任何其他公司都无法和我竞争的主要原因。有人总想知道我是如何“买通”老伍从而进入体育彩票的，这些人不了解上面的这段历史，不知道我参与了体育彩票的整个创始过程，这不是“花钱买通”所能办得到的。再说，老袁对我同样是支持的，只是到了99年“三讲”期间，他和老伍的矛盾表面化，才开始对我变脸。
每次想到这个三年的奋斗过程，我总是想起“共患难易，同富贵难”这句话。（完）
在91-92-93这三年的过程中，在“福利彩票”的种种阻力下，谁也没有绝对把握能从国务院把体育彩票的发行权给拿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和体育结成了一种“同舟共济”的友好关系，这是任何其他公司都无法和我竞争的主要原因。有人总想知道我是如何“买通”老伍从而进入体育彩票的，这些人不了解上面的这段历史，不知道我参与了体育彩票的整个创始过程，这不是“花钱买通”所能办得到的。再说，老袁对我同样是支持的，只是到了99年“三讲”期间，他和老伍的矛盾表面化，才开始对我变脸。
每次想到这个三年的奋斗过程，我总是想起“共患难易，同富贵难”这句话。（完）
1990年，由于北京市政府发行的“亚运会集资奖券”发行成功，使得各省市体委都想乘机发行体育彩票。当时我已经在国内投资设厂制作彩票，彩票市场的唯一客户“福利”彩票又因为我举报“索贿”案和我翻脸，我决定靠拢体育，和他们一起争取政府批准发行体育彩票。对我来说，当时也确实没有其他路可走。
广东，福建，江苏，吉林等，是体育彩票的先行省市。广东历来有“独立”倾向，喜欢自搞一套，不愿意和别省市掺乎。因此我和福建，江苏和吉林建立了比较亲密的友谊。省市的体育彩票在开始阶段都面临一个启动资金问题，由于没有这笔预算，都希望我能给他们一些支持。幸亏我在制作“亚运奖券”的过程中赚了一些钱，就用这笔钱一方面来维持工厂，另一方面赞助省市体育彩票。
在福建，接待我的是荆福生，倪志钦，李联友等人。我在福建投资建立了当时全国第一个电脑彩票系统。全套设备从瑞典进口，共50台终端机。遗憾的是这个彩票系统在“襁褓期”内就夭折，我的几十万美元的投资全部泡汤。夭折的原因至今不明。
在江苏，接待我的是孙晋芳，华明，陈柏，张耀辉等人。他们提出，要我免费提供一批既开型彩票，我记得数量是2000万张,他们好利用彩票销售所得来启动江苏省的体育彩票。对此我欣然同意。江苏省后来利用这批彩票果然把体育彩票的运作给启动起来了。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江苏的朋友们还经常称道我当时免费提供的这批彩票。这也许是后来老袁要赶我出局而孙晋芳又不忍对我“下手太狠”的原因吧。
在吉林，接待我的是李鹏志和刘丽娟等人。由于当时还没有全国统一发行的体育彩票，李鹏志提出，要组织一个“全国彩票研讨会”，要我作为这个研讨会的赞助单位。对此我又欣然同意。“第一届全国彩票研讨会”于1991年在福州市召开，“第二届全国彩票研讨会”于1992年在吉林市召开。来参加这个研讨会的全国各省市体委代表十分踊跃，为后来发行全国体育彩票奠定基础。这两次会议，我不仅提供了经费，还多次被邀请在会议期间讲课，介绍国外彩票发行情况。由于这两次会议，在全国发行体育彩票逐步形成气候。
1993年，在我的创议下，组织了一次到美国迈阿密参加国际彩票会议的活动，直接考察国外的彩票发行。参加这次考察的，不仅有全国各省市体委和体彩负责人，如李鹏志，孙晋芳，倪志钦等，还有国家体委的张昊司长，和人民银行总行当时主管彩票政策的一位女处长。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在国家体委伍绍祖和袁伟民两位主任的推动下，国务院终于于1994年批准发行“体育彩票”。这个发行权虽然落入当时的“国家体委”之手，各省市体委都表示支持，“全国彩票研讨会”也就自动结束了。初创期的体育彩票
Tuesday, September 26th, 2006
1990年，由于北京市政府发行的“亚运会集资奖券”发行成功，使得各省市体委都想乘机发行体育彩票。当时我已经在国内投资设厂制作彩票，彩票市场的唯一客户“福利”彩票又因为我举报“索贿”案和我翻脸，我决定靠拢体育，和他们一起争取政府批准发行体育彩票。对我来说，当时也确实没有其他路可走。
广东，福建，江苏，吉林等，是体育彩票的先行省市。广东历来有“独立”倾向，喜欢自搞一套，不愿意和别省市掺乎。因此我和福建，江苏和吉林建立了比较亲密的友谊。省市的体育彩票在开始阶段都面临一个启动资金问题，由于没有这笔预算，都希望我能给他们一些支持。幸亏我在制作“亚运奖券”的过程中赚了一些钱，就用这笔钱一方面来维持工厂，另一方面赞助省市体育彩票。
在福建，接待我的是荆福生，倪志钦，李联友等人。我在福建投资建立了当时全国第一个电脑彩票系统。全套设备从瑞典进口，共50台终端机。遗憾的是这个彩票系统在“襁褓期”内就夭折，我的几十万美元的投资全部泡汤。夭折的原因至今不明。
在江苏，接待我的是孙晋芳，华明，陈柏，张耀辉等人。他们提出，要我免费提供一批既开型彩票，我记得数量是2000万张,他们好利用彩票销售所得来启动江苏省的体育彩票。对此我欣然同意。江苏省后来利用这批彩票果然把体育彩票的运作给启动起来了。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江苏的朋友们还经常称道我当时免费提供的这批彩票。这也许是后来老袁要赶我出局而孙晋芳又不忍对我“下手太狠”的原因吧。
在吉林，接待我的是李鹏志和刘丽娟等人。由于当时还没有全国统一发行的体育彩票，李鹏志提出，要组织一个“全国彩票研讨会”，要我作为这个研讨会的赞助单位。对此我又欣然同意。“第一届全国彩票研讨会”于1991年在福州市召开，“第二届全国彩票研讨会”于1992年在吉林市召开。来参加这个研讨会的全国各省市体委代表十分踊跃，为后来发行全国体育彩票奠定基础。这两次会议，我不仅提供了经费，还多次被邀请在会议期间讲课，介绍国外彩票发行情况。由于这两次会议，在全国发行体育彩票逐步形成气候。
1993年，在我的创议下，组织了一次到美国迈阿密参加国际彩票会议的活动，直接考察国外的彩票发行。参加这次考察的，不仅有全国各省市体委和体彩负责人，如李鹏志，孙晋芳，倪志钦等，还有国家体委的张昊司长，和人民银行总行当时主管彩票政策的一位女处长。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在国家体委伍绍祖和袁伟民两位主任的推动下，国务院终于于1994年批准发行“体育彩票”。这个发行权虽然落入当时的“国家体委”之手，各省市体委都表示支持，“全国彩票研讨会”也就自动结束了。
在91-92-93这三年的过程中，在“福利彩票”的种种阻力下，谁也没有绝对把握能从国务院把体育彩票的发行权给拿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和体育结成了一种“同舟共济”的友好关系，这是任何其他公司都无法和我竞争的主要原因。有人总想知道我是如何“买通”老伍从而进入体育彩票的，这些人不了解上面的这段历史，不知道我参与了体育彩票的整个创始过程，这不是“花钱买通”所能办得到的。再说，老袁对我同样是支持的，只是到了99年“三讲”期间，他和老伍的矛盾表面化，才开始对我变脸。
每次想到这个三年的奋斗过程，我总是想起“共患难易，同富贵难”这句话。（完）
在91-92-93这三年的过程中，在“福利彩票”的种种阻力下，谁也没有绝对把握能从国务院把体育彩票的发行权给拿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和体育结成了一种“同舟共济”的友好关系，这是任何其他公司都无法和我竞争的主要原因。有人总想知道我是如何“买通”老伍从而进入体育彩票的，这些人不了解上面的这段历史，不知道我参与了体育彩票的整个创始过程，这不是“花钱买通”所能办得到的。再说，老袁对我同样是支持的，只是到了99年“三讲”期间，他和老伍的矛盾表面化，才开始对我变脸。
每次想到这个三年的奋斗过程，我总是想起“共患难易，同富贵难”这句话。（完）
一个外商的遭遇
原文发表于2006年9月
有人在评论中对我的发言权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无权对中国的事情发表意见，又在“中国人，外国人”这个问题上兜圈子。
从我在中国注册成立公司那一天起，我在中国所投资的企业，就取得“法人”资格，它和“自然人”一样，享有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我的企业和我个人，都在中国纳税，成为中国的“纳税人”。我在中国买房置产，就成为中国的房地产“业主”，享有任何其他业主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我在中国取得永久居留权，就成为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侨民”。我购买了中国的彩票，就成为中国“彩民”的一分子。我还购买了中国的股票，成为中国的“股民”。如果我的合法权益受到损伤，我和任何其他人一样，可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虽然持外国籍，但是我的个人利益早已经和中国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
同样，中国公民到美国或任何外国投资，也都会取得该国的“法人”资格，他们也会在外国纳税，也会要求自己的投资得到保护，如果受到不平待遇，有权提出意见或抗议。
我在中国投了资，承担了风险，付出了努力，为体育作出了贡献，赚了该赚的钱，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没有少缴一分钱税，但是我却被迫退出中国市场，不是市场竞争中的自然淘汰，而是受到人为的排挤。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阻挡了某些人的发财路，因此必须“挪开”。
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编造了一系列和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针锋相对的政治说辞（在我博客文章的评论中到处可以发现），竟然动用了“捍卫国家主权”如此重大的借口来排挤一个外商。为了挪开支持我的前领导，他们伪造材料（经公安部证实为假造），搞政治陷害，硬把他往“XX功”那里推。他们所使用的政治手腕，只能用“卑鄙恶毒”这个我极少使用的形容词来形容其可恶可恨。我作为一个守法的商人，受到了如此不平待遇，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利益问题了。“不平则鸣”，这是我“五十年不变”的老毛病。
我的这些话如果放在三年前说，也许无人相信。今天事实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他们的目的，真是为了“国家利益”吗？非也！他们利用自设的公司，作虚弄假，人为地抬高彩票发行成本（见2005年李金华审计报告），把本来应该上缴的发行费节余款截留下来，“取之于民，用之于己”，甚至利用职权来“贪污索贿”。最近的博客评论更进一步揭露他们利用子女来牟私利。所有这一切，说明“国家利益”只是借口，甚至连“部门利益”也只是借口。问题的核心，是这些人的非法个人利益。
鉴于这种腐败行为的极端虚伪性，必须彻底揭露。我本人作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直接受益者，不能容许他们唱这种政治反调，也决不容许这些虚伪的腐败分子用“国家主权”或“爱国主义”来蒙骗好人。（完）
有人在评论中对我的发言权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无权对中国的事情发表意见，又在“中国人，外国人”这个问题上兜圈子。
从我在中国注册成立公司那一天起，我在中国所投资的企业，就取得“法人”资格，它和“自然人”一样，享有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我的企业和我个人，都在中国纳税，成为中国的“纳税人”。我在中国买房置产，就成为中国的房地产“业主”，享有任何其他业主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我在中国取得永久居留权，就成为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侨民”。我购买了中国的彩票，就成为中国“彩民”的一分子。我还购买了中国的股票，成为中国的“股民”。如果我的合法权益受到损伤，我和任何其他人一样，可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虽然持外国籍，但是我的个人利益早已经和中国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
同样，中国公民到美国或任何外国投资，也都会取得该国的“法人”资格，他们也会在外国纳税，也会要求自己的投资得到保护，如果受到不平待遇，有权提出意见或抗议。
我在中国投了资，承担了风险，付出了努力，为体育作出了贡献，赚了该赚的钱，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没有少缴一分钱税，但是我却被迫退出中国市场，不是市场竞争中的自然淘汰，而是受到人为的排挤。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阻挡了某些人的发财路，因此必须“挪开”。
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编造了一系列和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针锋相对的政治说辞（在我博客文章的评论中到处可以发现），竟然动用了“捍卫国家主权”如此重大的借口来排挤一个外商。为了挪开支持我的前领导，他们伪造材料（经公安部证实为假造），搞政治陷害，硬把他往“XX功”那里推。他们所使用的政治手腕，只能用“卑鄙恶毒”这个我极少使用的形容词来形容其可恶可恨。我作为一个守法的商人，受到了如此不平待遇，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利益问题了。“不平则鸣”，这是我“五十年不变”的老毛病。
我的这些话如果放在三年前说，也许无人相信。今天事实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他们的目的，真是为了“国家利益”吗？非也！他们利用自设的公司，作虚弄假，人为地抬高彩票发行成本（见2005年李金华审计报告），把本来应该上缴的发行费节余款截留下来，“取之于民，用之于己”，甚至利用职权来“贪污索贿”。最近的博客评论更进一步揭露他们利用子女来牟私利。所有这一切，说明“国家利益”只是借口，甚至连“部门利益”也只是借口。问题的核心，是这些人的非法个人利益。
鉴于这种腐败行为的极端虚伪性，必须彻底揭露。我本人作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直接受益者，不能容许他们唱这种政治反调，也决不容许这些虚伪的腐败分子用“国家主权”或“爱国主义”来蒙骗好人。（完）
袁伟民和体育总局的“腐败行为”
原文发表于2006年9月
在我的印象中，袁伟民对腐败行为是深恶痛绝的，如果有人说他贪污索贿，我不会相信。但是就在他任内，体育总局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腐败现象。这应如何解释？
“兴奋剂”问题，是体育运动的第一腐败问题。这个问题早就存在，而且在体育总局是个老大难问题。有人说国外运动员人人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又有人说不仅不能取缔，还要研究如何吃药不被查出，或发明新的还没有检验办法的药，说这是我局的重要科学研究课题。虽然有这种种阻力，老袁和他的前任老伍都明确反对“兴奋剂”。在老袁任内，他用“铁手腕”重拳出击，严查吃兴奋剂的运动员，查出一个就处分一个，决不手软。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越接近奥运会，还越要严查，大有不怕少拿金牌之气概。这个问题终于被控制住了，我国在奥运会上的金牌也没有少拿，而且每块金牌都是实打实的。
老袁在反“兴奋剂”问题上立了大功，但是在“踢假球”和“吹黑哨”问题上却显得束手无策，无功而退。我承认这里面有一个特殊问题：“兴奋剂”可以用科学检验的办法查出来，是否严惩只是一个领导决心问题，假球和黑哨缺乏科学的检验办法，有时不好判断。这两个问题至今仍然是足协身上的“毒瘤”，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割除。外国的黑哨裁判能被判入狱，我国也应如此。
挪用公款为体育总局员工盖宿舍，和建立“小金库”为总局员工发放额外奖金，都是明文禁止的腐败行为，但是老袁不仅没有制止，还在很大程度上鼓励这么干，对此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这种腐败行为在伍绍祖主管体育总局期间，是严格禁止的，老伍还因此得罪了总局内不少人。老袁接管后，也许为了和老伍反其道而行之，大量挪用公款为员工修建宿舍。在他看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多拿奥运金牌，为国争光。当挪用公款的违规行为被李金华揭发后，他还振振有词，不承认错误。正因为他不认为这是错误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这些腐败行为。
财政部为了加强对彩票发行单位节余资金的控制，采用“收支两条线”的办法：收入要上缴，开支要经过批准。国家体育总局在老袁主管期内所采取的对策,就是自己开公司，通过公司来截留彩票资金，达到自肥的目的。为此国家体育总局创办了两个新公司：“彩票科技公司”和“彩票印务公司”。这两家公司创立之初，经总局领导指定，当时的彩票中心主任孙晋芳任两公司法人，但是她不同意把彩票的节余资金调到两公司，为此，总局领导何慧娴将之“架空”，“挪走”，主要原因就是这些经济利益问题上的冲突。
“印务公司”除了以“科技公司”为大股东外，还有两个小股东“华体实业”和“体育报”。这两个公司本来就是总局属下的专为总局创收的自办企业，前者归总局经济司（司长张昊）管，后者归总局宣传司（原司长何慧娴）管，遗憾的是这两个企业都缺乏油水，“体育报”在何慧娴主管期间，还连年亏损。这两个总局企业自从入股“彩票印务公司”之后，就开始从中彩票利益中分红。根据北京市工商局的年检报告显示：2003年，印务公司净利润8551.84万元，科技公司净利润1.96亿元；2004年，印务公司净利润1.2亿元，科技公司净利润7251.35万元。
今年四月份我在北京碰到刘锋时，从他那里获悉彩票厂已经三年不开工。既然如此，上述巨额利润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如果我早知今天要写博客，一定会多问几句。现在只能猜测：体彩中心给外厂的订单是通过“印务公司”用来料加工形式发出去的，这个利润是用提高彩票印制价格产生出来的。至于节外生枝，又搞出一个中间纸商再扒多一层皮，更是莫名其妙，至今无解释。
那家“科技公司”，是一个以电脑技术为主的公司，其中的奥妙就更多了，连我老刘也搞不清楚，据说“深不可测”。我只知道总局花费巨资购买了一套至今无法投入使用的电脑软件，而为了购买这套软件，涉及众多干部子弟（又是一大批既得利益者）和后台。这家“科技公司”的惊人利润从何而来？当然还是来自彩票发行费。
总局的彩票发行费用，既然都被这两家公司截留了，财政部的“收支两条线”恐怕已经变成“架空线”了。
这两个公司的设立，还为总局“创造”了一大批就业机会。张伟华的老婆到L司长属下任职，L司长的女儿到张伟华属下任职，如此“人才交流”，倒也皆大欢喜。我在业时，体彩中心的编制仅十余人，现在已经增加到六十多人！
对于子女利用父母的官方地位来牟利，老袁一向持坚决反对态度。但是自从他的儿子袁粒六年前涉足宁波市体育彩票的实物奖品买卖以来，不断传出它通过体育赚钱的消息，听说他自称现在已经身价X亿元。
这些腐败行为的发生，都与现任领导无关，但是腐败行为都要通过具体的人才能表现出来，这些人过去受到老袁的提拔和重用，现在还在位上。现任领导要彻底清理过去的腐败行为，看来阻力很大。在我看来，张伟华和刘锋，只是两只“替罪的小羊”而已。（完）
在我的印象中，袁伟民对腐败行为是深恶痛绝的，如果有人说他贪污索贿，我不会相信。但是就在他任内，体育总局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腐败现象。这应如何解释？
“兴奋剂”问题，是体育运动的第一腐败问题。这个问题早就存在，而且在体育总局是个老大难问题。有人说国外运动员人人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又有人说不仅不能取缔，还要研究如何吃药不被查出，或发明新的还没有检验办法的药，说这是我局的重要科学研究课题。虽然有这种种阻力，老袁和他的前任老伍都明确反对“兴奋剂”。在老袁任内，他用“铁手腕”重拳出击，严查吃兴奋剂的运动员，查出一个就处分一个，决不手软。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越接近奥运会，还越要严查，大有不怕少拿金牌之气概。这个问题终于被控制住了，我国在奥运会上的金牌也没有少拿，而且每块金牌都是实打实的。
老袁在反“兴奋剂”问题上立了大功，但是在“踢假球”和“吹黑哨”问题上却显得束手无策，无功而退。我承认这里面有一个特殊问题：“兴奋剂”可以用科学检验的办法查出来，是否严惩只是一个领导决心问题，假球和黑哨缺乏科学的检验办法，有时不好判断。这两个问题至今仍然是足协身上的“毒瘤”，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割除。外国的黑哨裁判能被判入狱，我国也应如此。
挪用公款为体育总局员工盖宿舍，和建立“小金库”为总局员工发放额外奖金，都是明文禁止的腐败行为，但是老袁不仅没有制止，还在很大程度上鼓励这么干，对此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这种腐败行为在伍绍祖主管体育总局期间，是严格禁止的，老伍还因此得罪了总局内不少人。老袁接管后，也许为了和老伍反其道而行之，大量挪用公款为员工修建宿舍。在他看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多拿奥运金牌，为国争光。当挪用公款的违规行为被李金华揭发后，他还振振有词，不承认错误。正因为他不认为这是错误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这些腐败行为。
财政部为了加强对彩票发行单位节余资金的控制，采用“收支两条线”的办法：收入要上缴，开支要经过批准。国家体育总局在老袁主管期内所采取的对策,就是自己开公司，通过公司来截留彩票资金，达到自肥的目的。为此国家体育总局创办了两个新公司：“彩票科技公司”和“彩票印务公司”。这两家公司创立之初，经总局领导指定，当时的彩票中心主任孙晋芳任两公司法人，但是她不同意把彩票的节余资金调到两公司，为此，总局领导何慧娴将之“架空”，“挪走”，主要原因就是这些经济利益问题上的冲突。
“印务公司”除了以“科技公司”为大股东外，还有两个小股东“华体实业”和“体育报”。这两个公司本来就是总局属下的专为总局创收的自办企业，前者归总局经济司（司长张昊）管，后者归总局宣传司（原司长何慧娴）管，遗憾的是这两个企业都缺乏油水，“体育报”在何慧娴主管期间，还连年亏损。这两个总局企业自从入股“彩票印务公司”之后，就开始从中彩票利益中分红。根据北京市工商局的年检报告显示：2003年，印务公司净利润8551.84万元，科技公司净利润1.96亿元；2004年，印务公司净利润1.2亿元，科技公司净利润7251.35万元。
今年四月份我在北京碰到刘锋时，从他那里获悉彩票厂已经三年不开工。既然如此，上述巨额利润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如果我早知今天要写博客，一定会多问几句。现在只能猜测：体彩中心给外厂的订单是通过“印务公司”用来料加工形式发出去的，这个利润是用提高彩票印制价格产生出来的。至于节外生枝，又搞出一个中间纸商再扒多一层皮，更是莫名其妙，至今无解释。
那家“科技公司”，是一个以电脑技术为主的公司，其中的奥妙就更多了，连我老刘也搞不清楚，据说“深不可测”。我只知道总局花费巨资购买了一套至今无法投入使用的电脑软件，而为了购买这套软件，涉及众多干部子弟（又是一大批既得利益者）和后台。这家“科技公司”的惊人利润从何而来？当然还是来自彩票发行费。
总局的彩票发行费用，既然都被这两家公司截留了，财政部的“收支两条线”恐怕已经变成“架空线”了。
这两个公司的设立，还为总局“创造”了一大批就业机会。张伟华的老婆到L司长属下任职，L司长的女儿到张伟华属下任职，如此“人才交流”，倒也皆大欢喜。我在业时，体彩中心的编制仅十余人，现在已经增加到六十多人！
对于子女利用父母的官方地位来牟利，老袁一向持坚决反对态度。但是自从他的儿子袁粒六年前涉足宁波市体育彩票的实物奖品买卖以来，不断传出它通过体育赚钱的消息，听说他自称现在已经身价X亿元。
这些腐败行为的发生，都与现任领导无关，但是腐败行为都要通过具体的人才能表现出来，这些人过去受到老袁的提拔和重用，现在还在位上。现任领导要彻底清理过去的腐败行为，看来阻力很大。在我看来，张伟华和刘锋，只是两只“替罪的小羊”而已。（完）
不要“对人严，对己宽”
原文发表于2006年9月
我在国外行商四十年，公司账目被税务局审计无数次。在泰国行商的20年中，我的身份就已经是外商。税务局到我公司突击查账至少三次，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一大批查案人员来势汹汹，到办公室将公司账册和一切可以拿走的文件和记录全部装箱拿走，突击查账的起因通常是本公司职工或竞争同业的举报。税务局把账本取走后，并不真去查看这些帐目，太麻烦了，就根据有人举报的问题，并看准我账目中还能挑出更多毛病这一点，就可以和我讨价还价，最后议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罚款数字，就算完事了。除了税务局，有时还需要应付海关的调查。
我在中国大陆以外商身份行商约20年，被北京和天津两地的税务局查账审计很多次，但其方式要文明得多。在规定的时间内，税务局工作人员到我公司工作若干天，彻底查阅全部帐册，合同和有关资料。如果发现逃税避税行为，除了必须补交税款外，还要交纳若干倍的罚款，和金额巨大的滞纳金。有时所欠税款不多，但是加上罚款和滞纳金，其金额就很可观。情节严重的，公司主管人要承担刑事责任，可以判罚坐监。我公司在创办初期，办理海关进口手续时，使用不正当手段逃税，该员工被解聘后，立马到海关举报，海关找上门来查账，被罚款的是我，因为报关文件是我签署的。
我在美国定居，作为美国纳税人，必须申报在世界各地的全部收入，包括在中国的收入，如果填报失实，后果会很严重。我在美国也曾经多次被税务局审计过。美国人最害怕的就是被IRS（税务局）审计。我经过多年的惨痛经验教训，早已得出结论：违规犯法所得恶果远大于守法，付出代价太高；依法办事成本最低，最具效益。依法办事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晚上睡眠比较充分，有益身体健康。但是我老刘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这些严惩手段，我老刘未必肯安分守法。
纳税是强制性的，因此政府对纳税人的逃税避税行为，采取了各种严格的制裁手段。国家审计署对各政府部门进行审计，又将审计结果公诸于世，这是对全国纳税公民负责的表现。但是审出的违规腐败行为应如何处置？9月13日《上海证券报》对此有以下分析评论：
（节录）“李金华审计长在审计报告中曾指出：“落实管理责任，对因管理不善造成的严重违法违规和重大损失浪费问题，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热议审计报告时也指出：“只有纠正得越快，国家的损失才能越小。”但是，由于法律上的漏洞和执行的不力，相关责任人难以受到严厉问责。
首先，我国《预算法》所规定的三种违法责任，所受到的惩处居然都是“追究行政责任”、“行政处分”，没有一项惩戒机制具有威慑力。而且，三种违法责任都是针对预算执行的，而对预算编制、资金拨付、情况报告等方面的不当行为，没有规定惩戒措施，连“行政处分”都没有。
其次，对于预算法律责任的追究，我国《刑法》也没有相关规定。这就意味着，违反预算法的行为，最高责任就是行政责任，处罚畸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刑法》中有规定的挪用公款都行为，依然受不到惩处，就属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了。
与违法面临的轻微成本相比，违法的收益却非常大，一些部委违反预算法的行为，违法金额动辄上亿元，相当一部分转化为职工福利被挥霍一空。而敢于这样干的部委似乎有增多之势，根本原因就在于问责不力。我们一方面要完善法律，一方面要对法律已有规定的惩戒措施严格执行，尽快以问责遏止住违反预算法的势头，防止这种恶劣的做法泛滥成灾。”（节录完）
《上海证券报》的这篇文章的分析可以说是到点到位了。如果你将审计署对政府部门的审计，对比税务局对纳税人的审计，特别是对违规行为的处理上，不难看出这里面存在一个“对人严，对己宽”的问题。难怪出现“屡审屡犯”这样的怪事，“惩戒措施和问责制”如果跟不上，几年前的“审计风暴”就快会变成“审计疲劳”症了。（完）
我在国外行商四十年，公司账目被税务局审计无数次。在泰国行商的20年中，我的身份就已经是外商。税务局到我公司突击查账至少三次，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一大批查案人员来势汹汹，到办公室将公司账册和一切可以拿走的文件和记录全部装箱拿走，突击查账的起因通常是本公司职工或竞争同业的举报。税务局把账本取走后，并不真去查看这些帐目，太麻烦了，就根据有人举报的问题，并看准我账目中还能挑出更多毛病这一点，就可以和我讨价还价，最后议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罚款数字，就算完事了。除了税务局，有时还需要应付海关的调查。
我在中国大陆以外商身份行商约20年，被北京和天津两地的税务局查账审计很多次，但其方式要文明得多。在规定的时间内，税务局工作人员到我公司工作若干天，彻底查阅全部帐册，合同和有关资料。如果发现逃税避税行为，除了必须补交税款外，还要交纳若干倍的罚款，和金额巨大的滞纳金。有时所欠税款不多，但是加上罚款和滞纳金，其金额就很可观。情节严重的，公司主管人要承担刑事责任，可以判罚坐监。我公司在创办初期，办理海关进口手续时，使用不正当手段逃税，该员工被解聘后，立马到海关举报，海关找上门来查账，被罚款的是我，因为报关文件是我签署的。
我在美国定居，作为美国纳税人，必须申报在世界各地的全部收入，包括在中国的收入，如果填报失实，后果会很严重。我在美国也曾经多次被税务局审计过。美国人最害怕的就是被IRS（税务局）审计。我经过多年的惨痛经验教训，早已得出结论：违规犯法所得恶果远大于守法，付出代价太高；依法办事成本最低，最具效益。依法办事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晚上睡眠比较充分，有益身体健康。但是我老刘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这些严惩手段，我老刘未必肯安分守法。
纳税是强制性的，因此政府对纳税人的逃税避税行为，采取了各种严格的制裁手段。国家审计署对各政府部门进行审计，又将审计结果公诸于世，这是对全国纳税公民负责的表现。但是审出的违规腐败行为应如何处置？9月13日《上海证券报》对此有以下分析评论：
（节录）“李金华审计长在审计报告中曾指出：“落实管理责任，对因管理不善造成的严重违法违规和重大损失浪费问题，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热议审计报告时也指出：“只有纠正得越快，国家的损失才能越小。”但是，由于法律上的漏洞和执行的不力，相关责任人难以受到严厉问责。
首先，我国《预算法》所规定的三种违法责任，所受到的惩处居然都是“追究行政责任”、“行政处分”，没有一项惩戒机制具有威慑力。而且，三种违法责任都是针对预算执行的，而对预算编制、资金拨付、情况报告等方面的不当行为，没有规定惩戒措施，连“行政处分”都没有。
其次，对于预算法律责任的追究，我国《刑法》也没有相关规定。这就意味着，违反预算法的行为，最高责任就是行政责任，处罚畸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刑法》中有规定的挪用公款都行为，依然受不到惩处，就属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了。
与违法面临的轻微成本相比，违法的收益却非常大，一些部委违反预算法的行为，违法金额动辄上亿元，相当一部分转化为职工福利被挥霍一空。而敢于这样干的部委似乎有增多之势，根本原因就在于问责不力。我们一方面要完善法律，一方面要对法律已有规定的惩戒措施严格执行，尽快以问责遏止住违反预算法的势头，防止这种恶劣的做法泛滥成灾。”（节录完）
《上海证券报》的这篇文章的分析可以说是到点到位了。如果你将审计署对政府部门的审计，对比税务局对纳税人的审计，特别是对违规行为的处理上，不难看出这里面存在一个“对人严，对己宽”的问题。难怪出现“屡审屡犯”这样的怪事，“惩戒措施和问责制”如果跟不上，几年前的“审计风暴”就快会变成“审计疲劳”症了。（完）
“审计报告”解读
原文发表于2006年9月
最近发布的2006年第5号审计公告，又一次把国家体育总局推上了媒体的头条新闻。但是这一次，“作虚弄假”的不是“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而是“体育基金管理中心”。我注意到这次所揭露的腐败行为，发生于袁伟民主管的2000年，本来和现任总局领导无关，但是现在提出来，是因为至今（截止到2005年底）还未得纠正。
国家体育总局属下“体育基金管理中心”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三项，我试加解读，供大家参考：
1．截至2005年底，该中心将应计入收入的转让所属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所得1.38亿元，计入应付账款账户。
股权属于“资产”类，转让股权即转让资产，转让所得的1.38亿元不论是现金或其他什么形式，仍然是该中心的资产。“应付账款”是欠别人的钱，属于“负债”类，和“资产”的性质正好相反。现在该中心将这笔应属“资产”类的钱计入“负债”类，我“有”变成我“欠”，如果不是有意侵吞，很难用财务会计上的技术性错误来解释，这毕竟是1.38亿，不是1.38元!
2．未经批准动用彩票专项资金2787.4万元用于股票投资。2000年2月，国家体育总局用2787.4万元彩票公益金在该中心建立奥运争光和全民健身专项基金，基金的使用权属于国家体育总局。当年，该中心未经批准，将上述资金用于股票投资，截至2005年底尚未收回。
动用彩票专项资金去炒股，显然违规。2000年的股票投资为什么到2005年年底还收不回来？我猜是炒股炒焦了，无法交待，因此采用“拖”字诀，希望时间长了，人员变动后无人负责，就把这件事给拖没了。
3．投资证券业务开设资金账户。1999年至2006年2月，该中心用本单位5名工作人员的名字，在4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开立了13个账户，进行股票交易，截至2005年底，尚有两个个人账户仍在使用。
用私人名义去开设炒股账户，无疑是一种“作虚弄假”行为（又来了！），其好处是：炒股如果赔钱，当然是公家倒霉；如果赚钱，还有可能落入个人腰包，或归入本单位“小金库”。两个个人账户仍在使用中，估计是关闭不了，因为有亏损，不好交代，主管人不肯负责，只好又“拖”。
2000年的违规行为，到2005年还不得纠正，前后长达五六年之久，为什么这些坏事就是纠正不了？我认为只有一个解释：领导没有决心。（完）
最近发布的2006年第5号审计公告，又一次把国家体育总局推上了媒体的头条新闻。但是这一次，“作虚弄假”的不是“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而是“体育基金管理中心”。我注意到这次所揭露的腐败行为，发生于袁伟民主管的2000年，本来和现任总局领导无关，但是现在提出来，是因为至今（截止到2005年底）还未得纠正。
国家体育总局属下“体育基金管理中心”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三项，我试加解读，供大家参考：
1．截至2005年底，该中心将应计入收入的转让所属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所得1.38亿元，计入应付账款账户。
股权属于“资产”类，转让股权即转让资产，转让所得的1.38亿元不论是现金或其他什么形式，仍然是该中心的资产。“应付账款”是欠别人的钱，属于“负债”类，和“资产”的性质正好相反。现在该中心将这笔应属“资产”类的钱计入“负债”类，我“有”变成我“欠”，如果不是有意侵吞，很难用财务会计上的技术性错误来解释，这毕竟是1.38亿，不是1.38元!
2．未经批准动用彩票专项资金2787.4万元用于股票投资。2000年2月，国家体育总局用2787.4万元彩票公益金在该中心建立奥运争光和全民健身专项基金，基金的使用权属于国家体育总局。当年，该中心未经批准，将上述资金用于股票投资，截至2005年底尚未收回。
动用彩票专项资金去炒股，显然违规。2000年的股票投资为什么到2005年年底还收不回来？我猜是炒股炒焦了，无法交待，因此采用“拖”字诀，希望时间长了，人员变动后无人负责，就把这件事给拖没了。
3．投资证券业务开设资金账户。1999年至2006年2月，该中心用本单位5名工作人员的名字，在4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开立了13个账户，进行股票交易，截至2005年底，尚有两个个人账户仍在使用。
用私人名义去开设炒股账户，无疑是一种“作虚弄假”行为（又来了！），其好处是：炒股如果赔钱，当然是公家倒霉；如果赚钱，还有可能落入个人腰包，或归入本单位“小金库”。两个个人账户仍在使用中，估计是关闭不了，因为有亏损，不好交代，主管人不肯负责，只好又“拖”。
2000年的违规行为，到2005年还不得纠正，前后长达五六年之久，为什么这些坏事就是纠正不了？我认为只有一个解释：领导没有决心。（完）
接受调查
原文发表于2006年9月
如果你以为我在20000公里以外的美国，可以隔岸观火，指手画脚，幸灾乐祸，那就错了。我和很多人一样，也在接受检察院的调查。
张刘被拘审后不久，检察院就找到了我公司的老职工，要求查看我公司帐本。我公司在几年前已经结业，税务问题也早已结清，职工也已解散，但是由于检察院要看帐，我也只能同意向他们提供全部帐本。这些帐本就由公司原财务会计人员送到检察院。检察院从我公司帐本中复印了一批资料。除了公司原会计要答复查询外，我本人也要答复问题，不能因为在国外就可以幸免。不仅如此，检察院连我的网站也都看了，而且根据网页上的有关内容，提出问题，要我答复。此外，检察院也找到了我公司的其他老职工，要求答复问题。这些过去的员工如今都不归我管，和我没有利益关系。他们如何答复检察院的调查询问，不在我老刘的控制之内,我无法要求他们和我“统一口供”。
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我老刘有任何违规违法行为，一样会受到惩处。
有人说，要查出点问题还不容易？话虽如此，也要看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例如送人两瓶茅台酒，和送人一套豪华住宅，显然很不相同。赖昌兴送某歌星一套住宅，该歌星既非政府官员又非赖昌兴情妇，似乎没有任何权钱交易的问题，但是该歌星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至今不能在中央台登台演唱，我猜测其原因就在于该歌星和一些中央领导比较接近，赖昌兴利用她传递信息，使她犯了错误。送老朋友两瓶茅台酒，当然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把两瓶茅台酒送给一位素不相识的警察，请他通融处理某一违规事件，即便只是两瓶酒，同样有行贿的嫌疑。
我行商四十多年，被中国和外国的税务单位查帐无数次，被检察院调查这已经是第二次，深知这是一件很花费时间也很头痛的事情，要答复无数问题，同样的问题还可能要反复答复多次，不能前后矛盾，所作的答复必须非常明细具体。查办一个案子如此复杂，工作量如此巨大，所以在贪污盛行的今天，我敢说检察院忙不过来。其实自从我开通博客以来，在网上已经被网民质问很多次，例如：你赚了多少钱？你都纳税了吗？你的钱是如何汇出国外的？你做生意难道没有行贿吗？某某人拿了你多少好处？等等，我都不厌其烦，一一作了公开的答复。我相信如果我老刘被“双规”起来，要答复的问题也不过如此。
我初到大陆做生意，属下有些“聪明”员工，自告奋勇替我解决各种困难问题，解决的办法往往是一些所谓的“捷径”，即歪门邪道。这些人替我办事，倒是很有效率，但是如果我一旦对他不满，把他给解聘了，他往往在第一时间内到有关部门举报告发我的违规行为。这种哑巴亏我吃过多次，而且干这种事的人，还往往是自己认为信得过的人。我终于学了乖：一切依法办事。
从检察院办案人员那里了解到：张刘两人的案子，在高检立案，委托北京市检察院查办。此案的调查工作何时能告一段落，还不知道。我只能等着检察院办案人员随时向我提出新的问题。（完）
如果你以为我在20000公里以外的美国，可以隔岸观火，指手画脚，幸灾乐祸，那就错了。我和很多人一样，也在接受检察院的调查。
张刘被拘审后不久，检察院就找到了我公司的老职工，要求查看我公司帐本。我公司在几年前已经结业，税务问题也早已结清，职工也已解散，但是由于检察院要看帐，我也只能同意向他们提供全部帐本。这些帐本就由公司原财务会计人员送到检察院。检察院从我公司帐本中复印了一批资料。除了公司原会计要答复查询外，我本人也要答复问题，不能因为在国外就可以幸免。不仅如此，检察院连我的网站也都看了，而且根据网页上的有关内容，提出问题，要我答复。此外，检察院也找到了我公司的其他老职工，要求答复问题。这些过去的员工如今都不归我管，和我没有利益关系。他们如何答复检察院的调查询问，不在我老刘的控制之内,我无法要求他们和我“统一口供”。
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我老刘有任何违规违法行为，一样会受到惩处。
有人说，要查出点问题还不容易？话虽如此，也要看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例如送人两瓶茅台酒，和送人一套豪华住宅，显然很不相同。赖昌兴送某歌星一套住宅，该歌星既非政府官员又非赖昌兴情妇，似乎没有任何权钱交易的问题，但是该歌星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至今不能在中央台登台演唱，我猜测其原因就在于该歌星和一些中央领导比较接近，赖昌兴利用她传递信息，使她犯了错误。送老朋友两瓶茅台酒，当然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把两瓶茅台酒送给一位素不相识的警察，请他通融处理某一违规事件，即便只是两瓶酒，同样有行贿的嫌疑。
我行商四十多年，被中国和外国的税务单位查帐无数次，被检察院调查这已经是第二次，深知这是一件很花费时间也很头痛的事情，要答复无数问题，同样的问题还可能要反复答复多次，不能前后矛盾，所作的答复必须非常明细具体。查办一个案子如此复杂，工作量如此巨大，所以在贪污盛行的今天，我敢说检察院忙不过来。其实自从我开通博客以来，在网上已经被网民质问很多次，例如：你赚了多少钱？你都纳税了吗？你的钱是如何汇出国外的？你做生意难道没有行贿吗？某某人拿了你多少好处？等等，我都不厌其烦，一一作了公开的答复。我相信如果我老刘被“双规”起来，要答复的问题也不过如此。
我初到大陆做生意，属下有些“聪明”员工，自告奋勇替我解决各种困难问题，解决的办法往往是一些所谓的“捷径”，即歪门邪道。这些人替我办事，倒是很有效率，但是如果我一旦对他不满，把他给解聘了，他往往在第一时间内到有关部门举报告发我的违规行为。这种哑巴亏我吃过多次，而且干这种事的人，还往往是自己认为信得过的人。我终于学了乖：一切依法办事。
从检察院办案人员那里了解到：张刘两人的案子，在高检立案，委托北京市检察院查办。此案的调查工作何时能告一段落，还不知道。我只能等着检察院办案人员随时向我提出新的问题。（完）
被捕经过
原文发表于2006年9月
有记者打电话到国家体育总局，查询张伟华被捕案，所得到的答复是“不知道”。我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真不知道，二是在案情没有明朗之前，就是知道一些，也不便谈论。
据我所知，公检单位在拘留张和刘两人前，只通知了体育总局党组的一个成员，即那位从新疆调来不久的女同志胡家燕（副局长兼纪检组长），党组其他成员都不知道，看来胡也没有对任何人讲，很可能是不允许讲。这和十多年前检察院逮捕民政部韩战平的过程很相似，当时的民政部长崔乃夫事前完全不知道，只是在韩被捕前半小时内，有检察院领导到崔部长家当面通报，正当他们坐着谈话时，韩就被捕了，崔部长就是想做什么也来不及了。
体育总局员工很多都住在同一个住宅小区内，如果警察在那里抓人办案，很难瞒得了人，而且会一传十，十传百。张和刘被捕的那天，很多人看到武警的车辆开进体育总局员工的住宅小区，因此以为张和刘是在家被捕的。我所得到的信息是：他们是在单位被捕的。那天，他们两位都接到电话，要他们回单位汇报工作，他们到达办公室后就被等在那里的警察给铐上了。
他们两人被捕后，警察要到他们的住处进行搜查，先打电话将他们两家的孩子调开，警车才开进住宅小区。据了解，张和刘的住处都被彻底搜查了很长时间，前后达三小时之久。
张伟华每天都要出来踱步，而且每次踱步总有一大帮人跟着，形成一个以他为中心的“踱步队”。去年有一段时间，张伟华不断在家写材料，应付李京华审计报告，这个“踱步队”就消失无踪了。直到最近，这个以张为首的“踱步队”又出现了，大家就知道张伟华已经没事了。张被捕后，这个“踱步队”又消失了。
张和刘被拘审后两个星期，张正式被“批捕”，刘锋则“交保候审”。是谁去办理这个交保手续的？我相信不是他所属的单位，而是他的家人。有这种情况的，单位一般都不会出面去保人。
刘锋出来后，就在家呆着，哪也不去。有人想请他吃饭，他都婉言谢绝。
我老刘人在美国，没有可能眼见上述这些，当然都是这里听一些，那里听一些，拼凑起来的情况，既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写出来也满足一下别人的好奇心，绝无幸灾乐祸之意。（完）
有记者打电话到国家体育总局，查询张伟华被捕案，所得到的答复是“不知道”。我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真不知道，二是在案情没有明朗之前，就是知道一些，也不便谈论。
据我所知，公检单位在拘留张和刘两人前，只通知了体育总局党组的一个成员，即那位从新疆调来不久的女同志胡家燕（副局长兼纪检组长），党组其他成员都不知道，看来胡也没有对任何人讲，很可能是不允许讲。这和十多年前检察院逮捕民政部韩战平的过程很相似，当时的民政部长崔乃夫事前完全不知道，只是在韩被捕前半小时内，有检察院领导到崔部长家当面通报，正当他们坐着谈话时，韩就被捕了，崔部长就是想做什么也来不及了。
体育总局员工很多都住在同一个住宅小区内，如果警察在那里抓人办案，很难瞒得了人，而且会一传十，十传百。张和刘被捕的那天，很多人看到武警的车辆开进体育总局员工的住宅小区，因此以为张和刘是在家被捕的。我所得到的信息是：他们是在单位被捕的。那天，他们两位都接到电话，要他们回单位汇报工作，他们到达办公室后就被等在那里的警察给铐上了。
他们两人被捕后，警察要到他们的住处进行搜查，先打电话将他们两家的孩子调开，警车才开进住宅小区。据了解，张和刘的住处都被彻底搜查了很长时间，前后达三小时之久。
张伟华每天都要出来踱步，而且每次踱步总有一大帮人跟着，形成一个以他为中心的“踱步队”。去年有一段时间，张伟华不断在家写材料，应付李京华审计报告，这个“踱步队”就消失无踪了。直到最近，这个以张为首的“踱步队”又出现了，大家就知道张伟华已经没事了。张被捕后，这个“踱步队”又消失了。
张和刘被拘审后两个星期，张正式被“批捕”，刘锋则“交保候审”。是谁去办理这个交保手续的？我相信不是他所属的单位，而是他的家人。有这种情况的，单位一般都不会出面去保人。
刘锋出来后，就在家呆着，哪也不去。有人想请他吃饭，他都婉言谢绝。
我老刘人在美国，没有可能眼见上述这些，当然都是这里听一些，那里听一些，拼凑起来的情况，既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写出来也满足一下别人的好奇心，绝无幸灾乐祸之意。（完）
不光彩的“领导关注”
原文发表于2006年9月
两个月前，一位朋友将香港“明报”登载的关于袁伟民被“双规”的消息转发给我，引起我的注意。香港“明报”是一份我比较爱看的报纸，该报对大陆消息的报道一向比较客观准确，但是这则消息不是“明报”记者自己的第一手资料，其来源令人起疑。从网上看，袁伟民被“双规”的消息似乎从去年以来就早已传遍了，但大都是小道消息，而且大都是根据李金华审计报告所作到推论，其来源无从考核。
这则消息中有这么一段话：“中央专案组曾于去年9月调查现任中共中央委员，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但在一名中共元老，前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关注下，袁伟民3天后恢复了人身自由。”
直到最近我才获得进一步的证实，相信其属实。消息中的这位领导人是谁？据了解，原来是那位爱打网球的“老爷子”。这位“老爷子”年事已高，早就不问政事，很可能连袁伟民是谁都未必说得清楚了，所谓的“直接关注”，根据我的了解和分析，很可能是他的家人或秘书冒用了“老爷子”的名义，去“关注”老袁。我相信这件事实际与“前国家领导人”或“中共元老”无关。
一个政府官员被中纪委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待问题，并不少见，有问题就交待问题，没有问题就回家。我虽然对老袁全无好感，但是相信老袁本人没有经济问题，不相信他有任何索贿受贿的问题。但是他周围的人问题太多，因此受到牵连被“双规”是很正常的事，三天后出来也说明他没有问题。但是现在节外生枝多出了这个被“领导关注”的问题，反而搞不清楚是老袁自己真没问题才出来的？还是被“关注”出来的？我希望这些干扰中纪委办案，横加“关注”的人，应该明白如果老袁真有问题，你再“关注”也未必能把人“捞出来”，如果没有问题，他自己交待清楚了就出来了，你去“关注”他，反而把他给描黑了。
虽然如此，体育总局局长刚下台不久就被“双规”，总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在“领导关注”后出来，就更加不光彩了。
在同一则消息里，还有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被“双规”事，涉及在福建省体育彩票的发行中受贿。这件事令我大伤脑筋。何闽旭生于福建，但是他一直在安徽工作，他的职权范围也和体育彩票全无关系。福建体育彩票的贿赂，何以竟跨地界行到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的头上来了？是我老刘脑积水了？还是搭错线了？希望知道内情的点拨一二。
去年同期落马的福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荆福生，和我有过较长时间的交往。此人对人和蔼可亲，态度友善，但是家庭很不幸，老婆瘫痪，女儿患不治之症。他十几年如一日，又要工作，又要照顾自己的老婆女儿。我们和福建体育彩票建立关系时，荆福生是省体委主任，倪志钦是副主任。倪志钦是个运动员出身的干部，他有经济问题我不惊讶。荆福生可是个典型的共产党干部，他是如何走向犯罪道路的？我不明白。
到公检单位去“捞人”，或出于亲情义气，或提供收费的“代客捞人”服务，如果都不是，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为了保自己。张伟华被“批捕”后，也有“领导关注”，就是那个替他做过“人格担保”的何大妈。何大妈怕惹火烧身，当然要想一切办法把小张保出来。我倒要看看是公检单位的办案能力强，还是你何大妈的捞人本事大。（完）
两个月前，一位朋友将香港“明报”登载的关于袁伟民被“双规”的消息转发给我，引起我的注意。香港“明报”是一份我比较爱看的报纸，该报对大陆消息的报道一向比较客观准确，但是这则消息不是“明报”记者自己的第一手资料，其来源令人起疑。从网上看，袁伟民被“双规”的消息似乎从去年以来就早已传遍了，但大都是小道消息，而且大都是根据李金华审计报告所作到推论，其来源无从考核。
这则消息中有这么一段话：“中央专案组曾于去年9月调查现任中共中央委员，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但在一名中共元老，前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关注下，袁伟民3天后恢复了人身自由。”
直到最近我才获得进一步的证实，相信其属实。消息中的这位领导人是谁？据了解，原来是那位爱打网球的“老爷子”。这位“老爷子”年事已高，早就不问政事，很可能连袁伟民是谁都未必说得清楚了，所谓的“直接关注”，根据我的了解和分析，很可能是他的家人或秘书冒用了“老爷子”的名义，去“关注”老袁。我相信这件事实际与“前国家领导人”或“中共元老”无关。
一个政府官员被中纪委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待问题，并不少见，有问题就交待问题，没有问题就回家。我虽然对老袁全无好感，但是相信老袁本人没有经济问题，不相信他有任何索贿受贿的问题。但是他周围的人问题太多，因此受到牵连被“双规”是很正常的事，三天后出来也说明他没有问题。但是现在节外生枝多出了这个被“领导关注”的问题，反而搞不清楚是老袁自己真没问题才出来的？还是被“关注”出来的？我希望这些干扰中纪委办案，横加“关注”的人，应该明白如果老袁真有问题，你再“关注”也未必能把人“捞出来”，如果没有问题，他自己交待清楚了就出来了，你去“关注”他，反而把他给描黑了。
虽然如此，体育总局局长刚下台不久就被“双规”，总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在“领导关注”后出来，就更加不光彩了。
在同一则消息里，还有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被“双规”事，涉及在福建省体育彩票的发行中受贿。这件事令我大伤脑筋。何闽旭生于福建，但是他一直在安徽工作，他的职权范围也和体育彩票全无关系。福建体育彩票的贿赂，何以竟跨地界行到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的头上来了？是我老刘脑积水了？还是搭错线了？希望知道内情的点拨一二。
去年同期落马的福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荆福生，和我有过较长时间的交往。此人对人和蔼可亲，态度友善，但是家庭很不幸，老婆瘫痪，女儿患不治之症。他十几年如一日，又要工作，又要照顾自己的老婆女儿。我们和福建体育彩票建立关系时，荆福生是省体委主任，倪志钦是副主任。倪志钦是个运动员出身的干部，他有经济问题我不惊讶。荆福生可是个典型的共产党干部，他是如何走向犯罪道路的？我不明白。
到公检单位去“捞人”，或出于亲情义气，或提供收费的“代客捞人”服务，如果都不是，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为了保自己。张伟华被“批捕”后，也有“领导关注”，就是那个替他做过“人格担保”的何大妈。何大妈怕惹火烧身，当然要想一切办法把小张保出来。我倒要看看是公检单位的办案能力强，还是你何大妈的捞人本事大。（完）
从“滥用职权”到“贪污索贿”
原文发表于2006年9月
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副主任张伟华以“滥用职权”罪立案被捕，有人说是“渎职”罪，也有人说是“玩忽职守”罪，更有人说这些罪最多判七年监禁。还有人说他的行为不代表个人，是执行领导指示或“意图”，因此是“公事”。
我所收到的最新信息是：除了“滥用职权”罪外，也发现了“贪污索贿”罪，而且现在的重点有可能已经转移为“贪污索贿”。如果属实，我相信涉案金额不可能小打小闹。如果涉案金额巨大，其最后的量刑标准可以直达死刑。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老婆孩子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快快如实交代一切犯罪事实，把相关的犯罪人供出来，免得他们闻风逃跑，或抢先交代，失去了自己的减刑机会。
张伟华“贪污索贿”，很多人可能不信，因为他长期以来给人的印象是为人谨慎小心，胆小怕事，不像是个大胆妄为的人，听说他还经常喊穷，家庭负担重，似乎是个很清廉的好干部。但是从常理推断，张伟华在以下几个区域内的行为很可疑：
疑区一：体育总局投资过亿，打造了一个现代化的彩票印制厂，三年不开工，自己有厂，彩票印制订单仍然不断流到外厂，这种怪事要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这些外厂为了争夺订单，索贿行贿的可能性很大。
疑区二：印制彩票，明明可以直接进口纸张，或直接向具备资质条件的供应商购买纸张，却偏偏要引入一个不符合资质条件的中间商，这种怪事也需要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我认为张伟华和中间商串通作弊的可能性很大。
疑区三：国家体育总局重金购买“先进”电脑软件，长期无法正常使用，很多人认为这里面可疑之处太多，值得深究。我认为张伟华和电脑软件开发商串通作弊的可能性很大。
这几个区域之所以可疑，就是因为它不合常情。但是可疑仅仅是可疑，是否属实，我相信检察院一定会有实事求是的调查结果。张伟华利用职权“索贿”，被迫行贿者应该尽快主动揭发，争取宽大处理，否则一旦被张伟华咬出来，就被动了。
根据我对张伟华个人的了解，相信此人不是“独行侠”那一类，他在犯案时很可能拉了一批人垫背，有同伙，有后台。这些人应逐一浮出水面。
体育彩票贪污案，过去一直集中在省市，除了“西安”案以外，最令我注目的是福建体育彩票，先后落马的有倪志钦（原世界跳高冠军，原福建体委副主任），李联友（原福建体彩中心主任），和荆福生（原福建体委主任，落马前已官拜福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此三人我不仅都认识，也都有过来往，对最近落马的荆福生印象还很不错。
近期内引起我注意的反腐大案有以下几起：一是海军副总司令王守业贪污腐败案，贪污金额1亿6千万元，包养情妇五人；二是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生活腐败案，能过这种腐败生活的，免不了也有贪污行为；三是上海社保基金腐败案，涉案金额三十多亿，涉案人员有商人张荣坤，上海市劳动局局长祝均一，原陈良宇秘书秦裕等。
政府能揭露和查究这些大案，固然是为民除害的大好事，但是这么多触目惊心的腐败大案不断出现，光靠检察院查案，忙不过来，旧案还没有结，新案又在产生出来，最可怕的是有越演越烈的趋势，从体育彩票的“贪污形势”来看，已经从地方升级到中央。这可如何是好？（完）
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副主任张伟华以“滥用职权”罪立案被捕，有人说是“渎职”罪，也有人说是“玩忽职守”罪，更有人说这些罪最多判七年监禁。还有人说他的行为不代表个人，是执行领导指示或“意图”，因此是“公事”。
我所收到的最新信息是：除了“滥用职权”罪外，也发现了“贪污索贿”罪，而且现在的重点有可能已经转移为“贪污索贿”。如果属实，我相信涉案金额不可能小打小闹。如果涉案金额巨大，其最后的量刑标准可以直达死刑。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老婆孩子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快快如实交代一切犯罪事实，把相关的犯罪人供出来，免得他们闻风逃跑，或抢先交代，失去了自己的减刑机会。
张伟华“贪污索贿”，很多人可能不信，因为他长期以来给人的印象是为人谨慎小心，胆小怕事，不像是个大胆妄为的人，听说他还经常喊穷，家庭负担重，似乎是个很清廉的好干部。但是从常理推断，张伟华在以下几个区域内的行为很可疑：
疑区一：体育总局投资过亿，打造了一个现代化的彩票印制厂，三年不开工，自己有厂，彩票印制订单仍然不断流到外厂，这种怪事要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这些外厂为了争夺订单，索贿行贿的可能性很大。
疑区二：印制彩票，明明可以直接进口纸张，或直接向具备资质条件的供应商购买纸张，却偏偏要引入一个不符合资质条件的中间商，这种怪事也需要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我认为张伟华和中间商串通作弊的可能性很大。
疑区三：国家体育总局重金购买“先进”电脑软件，长期无法正常使用，很多人认为这里面可疑之处太多，值得深究。我认为张伟华和电脑软件开发商串通作弊的可能性很大。
这几个区域之所以可疑，就是因为它不合常情。但是可疑仅仅是可疑，是否属实，我相信检察院一定会有实事求是的调查结果。张伟华利用职权“索贿”，被迫行贿者应该尽快主动揭发，争取宽大处理，否则一旦被张伟华咬出来，就被动了。
根据我对张伟华个人的了解，相信此人不是“独行侠”那一类，他在犯案时很可能拉了一批人垫背，有同伙，有后台。这些人应逐一浮出水面。
体育彩票贪污案，过去一直集中在省市，除了“西安”案以外，最令我注目的是福建体育彩票，先后落马的有倪志钦（原世界跳高冠军，原福建体委副主任），李联友（原福建体彩中心主任），和荆福生（原福建体委主任，落马前已官拜福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此三人我不仅都认识，也都有过来往，对最近落马的荆福生印象还很不错。
近期内引起我注意的反腐大案有以下几起：一是海军副总司令王守业贪污腐败案，贪污金额1亿6千万元，包养情妇五人；二是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生活腐败案，能过这种腐败生活的，免不了也有贪污行为；三是上海社保基金腐败案，涉案金额三十多亿，涉案人员有商人张荣坤，上海市劳动局局长祝均一，原陈良宇秘书秦裕等。
政府能揭露和查究这些大案，固然是为民除害的大好事，但是这么多触目惊心的腐败大案不断出现，光靠检察院查案，忙不过来，旧案还没有结，新案又在产生出来，最可怕的是有越演越烈的趋势，从体育彩票的“贪污形势”来看，已经从地方升级到中央。这可如何是好？（完）
体制不改，弊端不止
原文发表于2006年9月
我每次坐车经过北京西二环，就要抬头看看路东“福利彩票”的那座大厦，据说这个大厦顶上是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办公地点，下面是豪华旅馆和餐厅酒楼之类的高级消费场所（据说现已破败不堪）。这座大厦落成于十年之前，是福利彩票的腐败标记和活生生的证据。这帮人也真好意思，竟然把“中国福利彩票”这六个字做成大型霓虹灯招牌，树立在大楼顶上，似乎唯恐大家不知道。
体育彩票用节余资金为自己修建大厦，在伍头主管期间，是严格禁止的，到袁头主管期间，用彩票节余资金来投资自己的公司，达到“自肥”的目的，和福利彩票修建大厦是一样的腐败，有过之而无不及。
十年过去了，彩票的腐败不仅没有收敛，反而越演越烈，人们开始认识到这是一个彩票的体制问题。体制不改，弊端不止。也许我们办事情历来是“不见棺材不流泪”，可一两年前的“西安宝马诈骗案”，去年李金华审计报告所揭露的体育彩票“作虚弄假”，和最近的国家体育总局体彩副主任的被捕，这一连串事件，是“棺材”也好，是“警钟”也好，应该够数了吧？财政部的彩票主管部门是否也该醒醒了？彩票体制改革，此其时也！
体制改革之一，是兼并福利和体育这两个彩票，停止两大“寡头”之间的无谓竞争。这种竞争大量浪费资源，并且使得彩票发行单位把工作重点都放在眼前的彩票销量和市场份额上，从而在彩民中间进行失实的广告宣传，鼓励赌博。这样下去，彩票的负面影响就会超过正面，得不偿失。两大彩票兼并为一，谈何容易？其实只是一个中央下不下决心的问题。决心不下，争论不止。已经争论多年，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了。
体制改革之二，是政府部门不要再涉入彩票的经营，只管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和公益金的使用等。应该成立类似“证监委”和“银监委”这样的机构（“彩监委”？）来管理彩票的发行。政府部门不涉及彩票经营，至少避开了“自肥”之嫌。彩票的发行权可以下放到省市。
体制改革之三，是打破“铁饭碗”，允许省市彩票发行单位“企业化”，允许符合资质条件的企业承包省市彩票发行（含零售点），通过招投标办法把彩票的发行工作交给最有能力的企业负责，在同等条件下，谁的发行费用最低就交给谁发行。招投标必须严格公正，承包合同的条款必须严谨透明，设备和技术按照招标要求由承包企业提供，承包年限不要超过五年（与电子设备投资的折旧年限相同），一切发行过程中的“作弊”和“丑闻”，一旦发生，都要承包单位承担责任，赔偿损失。要像“证监委”对待上市公司那样，违规操作的就立即“停牌”，取消其今后的招投标资格。
体制改革之四，是各种彩票玩法可以放开，“六合彩”与“万字票”不要再禁止，但是500万“大奖封顶”的政策可以继续。各种数码彩票玩法，无非是从一个特定的数码群中选3，选4，选5，选6，选7等等，无实质区别。发奖办法也无非是“彩池”发奖或固定发奖。所有这些玩法，各省市可以采用不同名称，但是应该一律放行。省市之间可以联合起来扩大彩池，不必强求，可顺其自然。
体制改革之五，是增加彩票发行和资金流向的透明度和行政效率，减少或杜绝各种腐败和作弊行为，使得彩票真正为百姓办好事，不再成为个别部门的“自肥”工具。要聘用有资质条件的审计公司对大奖彩票的有效性，彩票奖金的发放，弃奖奖金的处理，公益金的流向和使用等，进行严格的审计。审计报告应该向百姓公布。
如果发行费用能够从15％降到10％，节省5％，一年就是好几十个亿，这笔钱不要急于放进彩票公益金内，最好把彩票的返奖率从50%大胆增加到55%，把好处留给彩民。这样做的结果，不会增加彩票的负面影响，只会增加彩票的销量，在短时间内把全国彩票销量提升到1000个亿或更高。水涨船高，彩票公益金也就增加上去了。美国麻省的即开型彩票返奖率高达65%，即开型彩票的销量在该省是全美第一，这就是“母鸡生蛋”和“曲线救国”的好处。
我每次坐车经过北京西二环，就要抬头看看路东“福利彩票”的那座大厦，据说这个大厦顶上是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办公地点，下面是豪华旅馆和餐厅酒楼之类的高级消费场所（据说现已破败不堪）。这座大厦落成于十年之前，是福利彩票的腐败标记和活生生的证据。这帮人也真好意思，竟然把“中国福利彩票”这六个字做成大型霓虹灯招牌，树立在大楼顶上，似乎唯恐大家不知道。
体育彩票用节余资金为自己修建大厦，在伍头主管期间，是严格禁止的，到袁头主管期间，用彩票节余资金来投资自己的公司，达到“自肥”的目的，和福利彩票修建大厦是一样的腐败，有过之而无不及。
十年过去了，彩票的腐败不仅没有收敛，反而越演越烈，人们开始认识到这是一个彩票的体制问题。体制不改，弊端不止。也许我们办事情历来是“不见棺材不流泪”，可一两年前的“西安宝马诈骗案”，去年李金华审计报告所揭露的体育彩票“作虚弄假”，和最近的国家体育总局体彩副主任的被捕，这一连串事件，是“棺材”也好，是“警钟”也好，应该够数了吧？财政部的彩票主管部门是否也该醒醒了？彩票体制改革，此其时也！
体制改革之一，是兼并福利和体育这两个彩票，停止两大“寡头”之间的无谓竞争。这种竞争大量浪费资源，并且使得彩票发行单位把工作重点都放在眼前的彩票销量和市场份额上，从而在彩民中间进行失实的广告宣传，鼓励赌博。这样下去，彩票的负面影响就会超过正面，得不偿失。两大彩票兼并为一，谈何容易？其实只是一个中央下不下决心的问题。决心不下，争论不止。已经争论多年，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了。
体制改革之二，是政府部门不要再涉入彩票的经营，只管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和公益金的使用等。应该成立类似“证监委”和“银监委”这样的机构（“彩监委”？）来管理彩票的发行。政府部门不涉及彩票经营，至少避开了“自肥”之嫌。彩票的发行权可以下放到省市。
体制改革之三，是打破“铁饭碗”，允许省市彩票发行单位“企业化”，允许符合资质条件的企业承包省市彩票发行（含零售点），通过招投标办法把彩票的发行工作交给最有能力的企业负责，在同等条件下，谁的发行费用最低就交给谁发行。招投标必须严格公正，承包合同的条款必须严谨透明，设备和技术按照招标要求由承包企业提供，承包年限不要超过五年（与电子设备投资的折旧年限相同），一切发行过程中的“作弊”和“丑闻”，一旦发生，都要承包单位承担责任，赔偿损失。要像“证监委”对待上市公司那样，违规操作的就立即“停牌”，取消其今后的招投标资格。
体制改革之四，是各种彩票玩法可以放开，“六合彩”与“万字票”不要再禁止，但是500万“大奖封顶”的政策可以继续。各种数码彩票玩法，无非是从一个特定的数码群中选3，选4，选5，选6，选7等等，无实质区别。发奖办法也无非是“彩池”发奖或固定发奖。所有这些玩法，各省市可以采用不同名称，但是应该一律放行。省市之间可以联合起来扩大彩池，不必强求，可顺其自然。
体制改革之五，是增加彩票发行和资金流向的透明度和行政效率，减少或杜绝各种腐败和作弊行为，使得彩票真正为百姓办好事，不再成为个别部门的“自肥”工具。要聘用有资质条件的审计公司对大奖彩票的有效性，彩票奖金的发放，弃奖奖金的处理，公益金的流向和使用等，进行严格的审计。审计报告应该向百姓公布。
如果发行费用能够从15％降到10％，节省5％，一年就是好几十个亿，这笔钱不要急于放进彩票公益金内，最好把彩票的返奖率从50%大胆增加到55%，把好处留给彩民。这样做的结果，不会增加彩票的负面影响，只会增加彩票的销量，在短时间内把全国彩票销量提升到1000个亿或更高。水涨船高，彩票公益金也就增加上去了。美国麻省的即开型彩票返奖率高达65%，即开型彩票的销量在该省是全美第一，这就是“母鸡生蛋”和“曲线救国”的好处。
“误区”，“肥区”和“特区”
原文发表于2006年8月
彩票发行费用，是指全部彩票销售所得，刨除返回给彩民的奖金（50%）和上缴政府的公益金（35%）这两大块之后的那一块，在我国目前是15%。《财经》杂志记者叶逗逗指出，彩票发行费用已经成为发行单位的重要收入，出现“自肥”等腐败现象。我同意这个分析，但是在发行费用的讨论中，我看出两个“误区”，需要多说几句。
“误区”一：说国外彩票发行费用仅5%，显然有所遗漏。发行费用内包含彩票零售点的代销费用，在国外一般也是5%，因此总的发行费用应该说10%，比较准确。国内的彩票零售点代销费用，有时还高于5%。
“误区”二：省市彩票上缴给北京总部的，福利是1%，体育是3%，但是体育总局体彩中心所收取的3%，含彩票印制费，运输费，和各类电脑软件的开发，升级，支持和外购软件的使用费等，因此不能和福利的1%进行直接比较。
显然，对发行费用进行比较之前，必须首先搞清楚你所说的发行费用包含什么内容，我所说的又包含什么内容，这个前提没有搞清楚就进行直接比较，就会进入“误区”，得出不能令人信服的结论。
说道这里，我忍不住要说说这个发行费用内有几个“肥区”，写出来又要得罪不少人，但是如果不说，“业内”的英雄好汉也都心知肚明，好在我这个彩票小论坛“业外”人士（包括我那些清华大学毕业的老同学）看不懂，把问题摊在桌面上没有坏处。
“肥区”一：彩票热销之后，彩票零售点成为大家争夺的掘金宝地，这个“肥区”归省市彩票中心管辖，在公认的“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主导思想下，很多零售点留给“自己人”经营。这在国外彩票业是非法的。此外，零售店的代销费在国外一般为5%，在我国发展彩票初期，为推广销售，零售代销费有时高达10%，而且居高不下，原因之一是“自己人”经营，零售点一年下来的彩票代销收益，有时能高达几十万元。
“肥区”二：彩票印制费。这个“肥区”在福利彩票是归省市地方管辖，在体育彩票归体育总局管辖。印制费中涉及印制商和纸张供应商，又是一块大家争夺的“肥肉”。有争夺就有好处费和回扣等问题，就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中间商。这里面的黑幕，在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中已经有所涉及。但是，只要印制合同和纸张采购合同不是通过正常的招投标手续来签订，这里面就难免有弊。
“肥区”三：电脑软件的开发，升级，支持费用，以及电脑硬件，特别是销售终端机，的采购等，也是一块大家争夺的“肥肉”。这个“肥区”在福利也归省市地方管辖，在体育则归总局管辖。前几天我刚刚点到电脑软件问题，没讲几句话，就被骂得“狗血淋头”，看来是踩正这条“狗尾巴”了。
即可型彩票，还有一个“肥区”，就是实物发奖。现在实物发奖已经被禁止，这个问题就不谈了。
以上三大“肥区”和“肥水”的流向，在国外都有很高的透明度。美国有些州，在这三个“肥区”内分别搞招投标，有些州将之捆在一起，都归承包商，但是对承包商进行招投标。承包商的承包年限一般为五年，这可能和电子设备的折旧摊销年限一般也是五年有关。承包的另一重大好处还在于发行单位无需投资一分钱，所有投资都由承包商负责，彩票发行系统可以很快更新换代，采用最新最好的技术和设备。
彩票发行中还有一个“特区”：弃奖。彩民中奖后领取奖金，是有一定时效的。总会有一部分中奖彩民因各种原因不来领奖，过期作废，成为“弃奖”。这笔钱的流向如何，是一个重要课题。我本来准备将之写成“彩票作弊奥妙多（4）”，因为（1）-（3）已经引起“公愤”，吓得我只好闭嘴。现在我把这个问题偷偷塞进本文，相信“有心人士”会注意到。
这个“特区”归省市发行单位管辖。最近北京市体彩中心宣布上缴了积存下来的“弃奖”1700万元。这是好事。其他省市对“弃奖”是如何处理的，也应有个明确交代。我相信所有发行单位都不会否认“弃奖”的存在，问题在于处理这笔钱的过程中，有无“分流”现象，例如流入其他不该流入的部门，或流入个人腰包之类。最好自己先查查清楚，否则被审计单位查出问题，就很被动了。
上述“肥区”和“特区”，其实都是“险区”，是英雄好汉“竞折腰”之后的“葬身之地”。“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个主导思想应予否定，一切好处都归“自己人”，就是叶逗逗所指的“自肥”模式，就是“黑箱操作”，就是造成腐败的根子。（完）
彩票发行费用，是指全部彩票销售所得，刨除返回给彩民的奖金（50%）和上缴政府的公益金（35%）这两大块之后的那一块，在我国目前是15%。《财经》杂志记者叶逗逗指出，彩票发行费用已经成为发行单位的重要收入，出现“自肥”等腐败现象。我同意这个分析，但是在发行费用的讨论中，我看出两个“误区”，需要多说几句。
“误区”一：说国外彩票发行费用仅5%，显然有所遗漏。发行费用内包含彩票零售点的代销费用，在国外一般也是5%，因此总的发行费用应该说10%，比较准确。国内的彩票零售点代销费用，有时还高于5%。
“误区”二：省市彩票上缴给北京总部的，福利是1%，体育是3%，但是体育总局体彩中心所收取的3%，含彩票印制费，运输费，和各类电脑软件的开发，升级，支持和外购软件的使用费等，因此不能和福利的1%进行直接比较。
显然，对发行费用进行比较之前，必须首先搞清楚你所说的发行费用包含什么内容，我所说的又包含什么内容，这个前提没有搞清楚就进行直接比较，就会进入“误区”，得出不能令人信服的结论。
说道这里，我忍不住要说说这个发行费用内有几个“肥区”，写出来又要得罪不少人，但是如果不说，“业内”的英雄好汉也都心知肚明，好在我这个彩票小论坛“业外”人士（包括我那些清华大学毕业的老同学）看不懂，把问题摊在桌面上没有坏处。
“肥区”一：彩票热销之后，彩票零售点成为大家争夺的掘金宝地，这个“肥区”归省市彩票中心管辖，在公认的“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主导思想下，很多零售点留给“自己人”经营。这在国外彩票业是非法的。此外，零售店的代销费在国外一般为5%，在我国发展彩票初期，为推广销售，零售代销费有时高达10%，而且居高不下，原因之一是“自己人”经营，零售点一年下来的彩票代销收益，有时能高达几十万元。
“肥区”二：彩票印制费。这个“肥区”在福利彩票是归省市地方管辖，在体育彩票归体育总局管辖。印制费中涉及印制商和纸张供应商，又是一块大家争夺的“肥肉”。有争夺就有好处费和回扣等问题，就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中间商。这里面的黑幕，在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中已经有所涉及。但是，只要印制合同和纸张采购合同不是通过正常的招投标手续来签订，这里面就难免有弊。
“肥区”三：电脑软件的开发，升级，支持费用，以及电脑硬件，特别是销售终端机，的采购等，也是一块大家争夺的“肥肉”。这个“肥区”在福利也归省市地方管辖，在体育则归总局管辖。前几天我刚刚点到电脑软件问题，没讲几句话，就被骂得“狗血淋头”，看来是踩正这条“狗尾巴”了。
即可型彩票，还有一个“肥区”，就是实物发奖。现在实物发奖已经被禁止，这个问题就不谈了。
以上三大“肥区”和“肥水”的流向，在国外都有很高的透明度。美国有些州，在这三个“肥区”内分别搞招投标，有些州将之捆在一起，都归承包商，但是对承包商进行招投标。承包商的承包年限一般为五年，这可能和电子设备的折旧摊销年限一般也是五年有关。承包的另一重大好处还在于发行单位无需投资一分钱，所有投资都由承包商负责，彩票发行系统可以很快更新换代，采用最新最好的技术和设备。
彩票发行中还有一个“特区”：弃奖。彩民中奖后领取奖金，是有一定时效的。总会有一部分中奖彩民因各种原因不来领奖，过期作废，成为“弃奖”。这笔钱的流向如何，是一个重要课题。我本来准备将之写成“彩票作弊奥妙多（4）”，因为（1）-（3）已经引起“公愤”，吓得我只好闭嘴。现在我把这个问题偷偷塞进本文，相信“有心人士”会注意到。
这个“特区”归省市发行单位管辖。最近北京市体彩中心宣布上缴了积存下来的“弃奖”1700万元。这是好事。其他省市对“弃奖”是如何处理的，也应有个明确交代。我相信所有发行单位都不会否认“弃奖”的存在，问题在于处理这笔钱的过程中，有无“分流”现象，例如流入其他不该流入的部门，或流入个人腰包之类。最好自己先查查清楚，否则被审计单位查出问题，就很被动了。
上述“肥区”和“特区”，其实都是“险区”，是英雄好汉“竞折腰”之后的“葬身之地”。“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个主导思想应予否定，一切好处都归“自己人”，就是叶逗逗所指的“自肥”模式，就是“黑箱操作”，就是造成腐败的根子。（完）
“审计风暴”岂容顽抗？
原文发表于2006年8月
国家审计总署李金华一年一度的审计报告，赢得全国人民喝彩，很多人称之为“审计风暴”，大家奔走相告：中国有希望了。但是大家所料想不到的是，在这场“风暴”面前，竟然出现一个顽抗到底的单位：国家体育总局。
2004年的李金华审计报告公布后，体育总局被点名批评。有人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文章（从文笔看出于何慧娴之手）为体育总局辩解，不仅不肯认错，还反指国家审计署干扰体育总局的奥运参赛准备工作。对国家审计总署的审计报告持抗辩态度的，全国只此一家。
2005年的李金华审计报告，进一步指出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有“作虚弄假”行为。审计报告的根据是白纸黑字的财务数据，这些数据都经被审计单位签字认可，无法否认。05年下半年，执掌体彩中心实权的张伟华副主任日子很不好过，不断写交待材料。一年多过去了，无人出来认错。
今年（2006年度）的李金华审计报告公布后，我特别注意“报告”对体彩中心“作虚弄假”案有何说法，看来看去没有看出此案的下文，我开始感到失望，觉得中国的事情大概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后来我又听说张伟华已经没事了，总局党组“替他承担了”。这么说来，是错在总局党组，是党组在“作虚弄假”了？可新党组刚上任不久，不可能为过去的事承担责任，难道是已经下台的老党组成员袁伟民与何慧娴为他承担责任了？问题在于：没有看见任何人出来承认错误，此事被拖来拖去竟给拖没了。有人笑话我，说：既然党组承担了，而党是从来不犯错误的，你还不懂？我算是明白过来了：是李金华在“作虚弄假”。
本月上旬，张伟华因“滥用职权罪”被公检部门拘捕了，总算在极度的沉闷之中出现了一声响雷，令人大吃一惊。很多人不相信张的被捕和“审计风暴”有关，因为“风暴”已经过去，可能另有其他重大问题。开始时，我也持这个看法。可是根据近期所了解的情况和分析的结果，张伟华被捕的起因就是“审计风暴”，是对国家的审计结论进行顽抗的结果。当然，他被捕后可能供出很多其他更严重的问题。
有人指出，张伟华所作所为，不是个人行为，代表政府某部门，对此我不以为然。我认为他就是他。但对国家审计持顽抗态度的不止他一个人。张有一个“铁杆兄弟”张弛（现任体育经济司副司长，我猜就是说张伟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那位），还有一位又保又盖为他承担责任的直属上级王副局长。在国家审计报告面前，“死不认错，顽抗到底”的，应该醒醒了。
国家审计报告是我国政治开始走向透明的重要标志，审计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审计结果不容顽抗。李金华审计长，我老刘错怪您了，谨在此向您行礼道歉！（完）
国家审计总署李金华一年一度的审计报告，赢得全国人民喝彩，很多人称之为“审计风暴”，大家奔走相告：中国有希望了。但是大家所料想不到的是，在这场“风暴”面前，竟然出现一个顽抗到底的单位：国家体育总局。
2004年的李金华审计报告公布后，体育总局被点名批评。有人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文章（从文笔看出于何慧娴之手）为体育总局辩解，不仅不肯认错，还反指国家审计署干扰体育总局的奥运参赛准备工作。对国家审计总署的审计报告持抗辩态度的，全国只此一家。
2005年的李金华审计报告，进一步指出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有“作虚弄假”行为。审计报告的根据是白纸黑字的财务数据，这些数据都经被审计单位签字认可，无法否认。05年下半年，执掌体彩中心实权的张伟华副主任日子很不好过，不断写交待材料。一年多过去了，无人出来认错。
今年（2006年度）的李金华审计报告公布后，我特别注意“报告”对体彩中心“作虚弄假”案有何说法，看来看去没有看出此案的下文，我开始感到失望，觉得中国的事情大概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后来我又听说张伟华已经没事了，总局党组“替他承担了”。这么说来，是错在总局党组，是党组在“作虚弄假”了？可新党组刚上任不久，不可能为过去的事承担责任，难道是已经下台的老党组成员袁伟民与何慧娴为他承担责任了？问题在于：没有看见任何人出来承认错误，此事被拖来拖去竟给拖没了。有人笑话我，说：既然党组承担了，而党是从来不犯错误的，你还不懂？我算是明白过来了：是李金华在“作虚弄假”。
本月上旬，张伟华因“滥用职权罪”被公检部门拘捕了，总算在极度的沉闷之中出现了一声响雷，令人大吃一惊。很多人不相信张的被捕和“审计风暴”有关，因为“风暴”已经过去，可能另有其他重大问题。开始时，我也持这个看法。可是根据近期所了解的情况和分析的结果，张伟华被捕的起因就是“审计风暴”，是对国家的审计结论进行顽抗的结果。当然，他被捕后可能供出很多其他更严重的问题。
有人指出，张伟华所作所为，不是个人行为，代表政府某部门，对此我不以为然。我认为他就是他。但对国家审计持顽抗态度的不止他一个人。张有一个“铁杆兄弟”张弛（现任体育经济司副司长，我猜就是说张伟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那位），还有一位又保又盖为他承担责任的直属上级王副局长。在国家审计报告面前，“死不认错，顽抗到底”的，应该醒醒了。
国家审计报告是我国政治开始走向透明的重要标志，审计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审计结果不容顽抗。李金华审计长，我老刘错怪您了，谨在此向您行礼道歉！（完）
“功劳”，“苦劳”和“摘桃子”
原文发表于2006年8月
我在昨天的博客中已经希望结束对彩票问题的讨论，现在看来停不住，有人在我的博客文章后面上发表了带官方语气的长篇评论（详见昨天我博客文章后的评论），涉及很多人，谈到“苦劳”和“功劳”等问题，使我不得不多说几句。
2001年下半年，孙晋芳接手体彩管理中心主任职务后，带同两位副主任（张伟华和周绍兰）找我谈话，代表体育总局领导，表达了体彩中心接管电脑彩票软件的决定，要求我配合。后来总局副局长于再清（分管彩票）又亲自带同张伟华找我谈话，重申总局党组的这一决定，不但要求我配合，还要求我对体彩中心的接管要“扶上马，送一程”，虽然当时我想不通，但是知道大势已去，只能同意。
为了保证体育彩票的发行不受影响，双方同意这一过渡必须平稳，需要时间，双方就这个过渡时间的长短进行了谈判。孙晋芳要求必须在两年内完成交接，我们希望长一些，一方面考虑电脑软件的开发很复杂，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如果出问题，我也有责任。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多赚些钱。
当时我们在体彩中心有一个“内线”，你猜是谁？就是张伟华。我们和孙晋芳虽然已经认识很久，但是她在这个过渡期问题上态度强硬，几乎是寸步不让，我们对她很有意见，觉得她不顾多年的交情，不给面子，已经对我们“翻脸不认人”了。体彩中心当时唯一能够和我们“交心”谈问题的，只有张伟华。我们和张伟华不断通电话，讨论这个过渡期的长短问题。张伟华多次建议我们要尽量争取长一些时间，我们很感激张伟华如此支持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向孙晋芳提出：要求将这个过渡期延长为五年。双方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相持不下。
由于开发足球彩票电脑软件的需要，这个谈判断断续续，但是我们和张伟华的暗中联系一直不断。后来我们觉得不宜过于坚持，可以让步，尽快达成协议，决定把这个面子留给于再清，等他从美国回来后拍板。我们也把这个意见在电话里通报了张伟华。
就在于再清回国前夕，总局党组突然开会决定，卸除了于再清分管彩票的权力，将之转给何慧娴。何慧娴接管彩票后不久，又将孙晋芳调离彩票。虽然说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但是明显不正常，我相信就是因为这个过渡期问题没有谈下来，造成她的调离。至此我才恍然大悟，我们采用了张伟华的馊主意，结果害了孙晋芳，而这正是张伟华所求之不得的结果：挤走孙晋芳。我老刘自以为阅人很多，经验丰富，却在不知不觉之间，被这个“政客”所利用，满足了他的个人野心。其实在赵明宇离开体育彩票时，总局领导伍绍祖曾经表示要调孙晋芳来主管彩票，当时张伟华和我们关系不错，就要求通过我向伍绍祖表达他的意见：如果孙晋芳来管体育彩票，他就不干了，他说这话时，还有总局其他人在场。
张伟华掌握实权后，很快露出真面目，他与何慧娴两个一唱一和，把“窝里斗”升级为“敌我矛盾”。这些情况都在我过去的博客文章中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张被捕后，还有人为他鸣冤，说他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张伟华为了挤走孙晋芳如此煞费苦心，这就是他的“苦劳”了。
我误解了孙晋芳，感到负疚。对于她在受到委屈之后，仍然能够为国争光，表示钦佩。如果说孙晋芳在彩票中心“摘了桃子”，到了网球中心又“摘了桃子”，那么二十年前的中国女排三连冠时，也是“摘桃子”吗？怪不得姓孙，原来她是孙悟空的后代。
从后来了解的事实看来，张伟华的一切作为都是以表现自己为目的，完全不把彩票利益放在眼里。他的亲属多次宣布：我们伟华早晚要当体彩主任。
张伟华从一开始就在彩票纸张的购买问题上多次作弊，已经到了屡教不改的地步。这个问题早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体育总局花费过亿，投资兴建彩票制作厂，三年不开工，这种事已经够荒唐的了，据说还有更荒唐的事：总局投入巨资，购买了十分先进的电脑软件，遗憾的是它和彩票制作厂的命运相同，长期无法投入使用，省市体彩对这套软件的意见很大。据说在最近的省市体育彩票工作会议上，某负责人多次强调对此事要大讲特讲它的好处，要大家统一口径，其目的是“捂盖子”。这套软件既然如此先进，为什么还要“统一口径”？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捂不住了。如果认真追查下去，还可能牵出财政部内的问题人物。
北京传来消息：张伟华在“拘审”之后，已经正式“逮捕”，如果罪名成立，不仅要坐牢，他的上级领导也难逃责任，如果是“滥用职权罪”，更与上级有关。这种事如果发生在日本，我相信他的上级不是“引咎辞职”，就是“剖腹自杀”。幸亏发生在中国，可以“推卸责任，死不认错”。（完）
我在昨天的博客中已经希望结束对彩票问题的讨论，现在看来停不住，有人在我的博客文章后面上发表了带官方语气的长篇评论（详见昨天我博客文章后的评论），涉及很多人，谈到“苦劳”和“功劳”等问题，使我不得不多说几句。
2001年下半年，孙晋芳接手体彩管理中心主任职务后，带同两位副主任（张伟华和周绍兰）找我谈话，代表体育总局领导，表达了体彩中心接管电脑彩票软件的决定，要求我配合。后来总局副局长于再清（分管彩票）又亲自带同张伟华找我谈话，重申总局党组的这一决定，不但要求我配合，还要求我对体彩中心的接管要“扶上马，送一程”，虽然当时我想不通，但是知道大势已去，只能同意。
为了保证体育彩票的发行不受影响，双方同意这一过渡必须平稳，需要时间，双方就这个过渡时间的长短进行了谈判。孙晋芳要求必须在两年内完成交接，我们希望长一些，一方面考虑电脑软件的开发很复杂，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如果出问题，我也有责任。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多赚些钱。
当时我们在体彩中心有一个“内线”，你猜是谁？就是张伟华。我们和孙晋芳虽然已经认识很久，但是她在这个过渡期问题上态度强硬，几乎是寸步不让，我们对她很有意见，觉得她不顾多年的交情，不给面子，已经对我们“翻脸不认人”了。体彩中心当时唯一能够和我们“交心”谈问题的，只有张伟华。我们和张伟华不断通电话，讨论这个过渡期的长短问题。张伟华多次建议我们要尽量争取长一些时间，我们很感激张伟华如此支持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向孙晋芳提出：要求将这个过渡期延长为五年。双方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相持不下。
由于开发足球彩票电脑软件的需要，这个谈判断断续续，但是我们和张伟华的暗中联系一直不断。后来我们觉得不宜过于坚持，可以让步，尽快达成协议，决定把这个面子留给于再清，等他从美国回来后拍板。我们也把这个意见在电话里通报了张伟华。
就在于再清回国前夕，总局党组突然开会决定，卸除了于再清分管彩票的权力，将之转给何慧娴。何慧娴接管彩票后不久，又将孙晋芳调离彩票。虽然说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但是明显不正常，我相信就是因为这个过渡期问题没有谈下来，造成她的调离。至此我才恍然大悟，我们采用了张伟华的馊主意，结果害了孙晋芳，而这正是张伟华所求之不得的结果：挤走孙晋芳。我老刘自以为阅人很多，经验丰富，却在不知不觉之间，被这个“政客”所利用，满足了他的个人野心。其实在赵明宇离开体育彩票时，总局领导伍绍祖曾经表示要调孙晋芳来主管彩票，当时张伟华和我们关系不错，就要求通过我向伍绍祖表达他的意见：如果孙晋芳来管体育彩票，他就不干了，他说这话时，还有总局其他人在场。
张伟华掌握实权后，很快露出真面目，他与何慧娴两个一唱一和，把“窝里斗”升级为“敌我矛盾”。这些情况都在我过去的博客文章中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张被捕后，还有人为他鸣冤，说他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张伟华为了挤走孙晋芳如此煞费苦心，这就是他的“苦劳”了。
我误解了孙晋芳，感到负疚。对于她在受到委屈之后，仍然能够为国争光，表示钦佩。如果说孙晋芳在彩票中心“摘了桃子”，到了网球中心又“摘了桃子”，那么二十年前的中国女排三连冠时，也是“摘桃子”吗？怪不得姓孙，原来她是孙悟空的后代。
从后来了解的事实看来，张伟华的一切作为都是以表现自己为目的，完全不把彩票利益放在眼里。他的亲属多次宣布：我们伟华早晚要当体彩主任。
张伟华从一开始就在彩票纸张的购买问题上多次作弊，已经到了屡教不改的地步。这个问题早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体育总局花费过亿，投资兴建彩票制作厂，三年不开工，这种事已经够荒唐的了，据说还有更荒唐的事：总局投入巨资，购买了十分先进的电脑软件，遗憾的是它和彩票制作厂的命运相同，长期无法投入使用，省市体彩对这套软件的意见很大。据说在最近的省市体育彩票工作会议上，某负责人多次强调对此事要大讲特讲它的好处，要大家统一口径，其目的是“捂盖子”。这套软件既然如此先进，为什么还要“统一口径”？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捂不住了。如果认真追查下去，还可能牵出财政部内的问题人物。
北京传来消息：张伟华在“拘审”之后，已经正式“逮捕”，如果罪名成立，不仅要坐牢，他的上级领导也难逃责任，如果是“滥用职权罪”，更与上级有关。这种事如果发生在日本，我相信他的上级不是“引咎辞职”，就是“剖腹自杀”。幸亏发生在中国，可以“推卸责任，死不认错”。（完）
振作起来，重现光彩
原文发表于2006年8月
有关彩票的博客，一口气又写了四五篇，涉及招投标，彩票玩法的政策界限，两种彩票之间的竞争，以及总局彩票中心和省市之间的关系等等。前前后后，已经写了近三十篇，都收存在“闲话彩票”这个分类内。想说的话已经说完，除非有新的评论反应使我觉得有必要继续写，否则就到此为止了。我写博客也好，写回忆录也好，要写的题目很多，彩票只是其中之一。
在这些文章中，“三位主任逐个说”这篇短文看的人最多。写到“彩票内部作弊”这个主题时，引起彩票业内的“公愤”，但是当谩骂之声逐渐平息，大家平心思考问题的时候，我相信这些意见会逐渐被多数人所接受。
我参与中国彩票事业前后达15年之久，在体育界内认识了不少人，结交了不少朋友。前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前体彩中心主任赵明宇和孙晋芳，以及其他很多支持过我的人，我都会铭记在心。孙晋芳在受到不平待遇后，仍然能够为国争光，尤其难得。总局的其他领导，凡是我接触过的，给我印象都很好，如于再清，肖天，张发强，刘吉，徐寅生，何振梁，张昊，戴文忠，戴维镛，张建，高健等。他们都对我很友好，也支持过我。此外，我们还和一些优秀运动员如桑兰，伏明霞等，建立了长期的友谊。
前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从上台的第一天起，就要“踢我出局”，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总局的事，遭此待遇，当然无法说他好话。但是老袁不是坏人，他只是心胸狭窄，容不得人而已。
我对何慧娴张伟华这两位，除了恶感之外，无任何好感。自从总局体彩中心被国家审计署点名批评后，至今无人认错。我听到很多意见，都指向总局副局长王钧，也许就是因为他对此事又保又盖，造成张最后因“滥用职权罪”被拘审。王副局长到底是保了他，还是害了他，只好等事件明了之后再看。我不知道刘锋犯了什么罪，只知道他和张伟华两个不对付，听说已经出来“交保候审”。
体育彩票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体育的竞技性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就是体育彩票生长的最佳土壤。在经历了种种挫折之后，我相信体育彩票一定会振作起来，重现光彩。（完）
有关彩票的博客，一口气又写了四五篇，涉及招投标，彩票玩法的政策界限，两种彩票之间的竞争，以及总局彩票中心和省市之间的关系等等。前前后后，已经写了近三十篇，都收存在“闲话彩票”这个分类内。想说的话已经说完，除非有新的评论反应使我觉得有必要继续写，否则就到此为止了。我写博客也好，写回忆录也好，要写的题目很多，彩票只是其中之一。
在这些文章中，“三位主任逐个说”这篇短文看的人最多。写到“彩票内部作弊”这个主题时，引起彩票业内的“公愤”，但是当谩骂之声逐渐平息，大家平心思考问题的时候，我相信这些意见会逐渐被多数人所接受。
我参与中国彩票事业前后达15年之久，在体育界内认识了不少人，结交了不少朋友。前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前体彩中心主任赵明宇和孙晋芳，以及其他很多支持过我的人，我都会铭记在心。孙晋芳在受到不平待遇后，仍然能够为国争光，尤其难得。总局的其他领导，凡是我接触过的，给我印象都很好，如于再清，肖天，张发强，刘吉，徐寅生，何振梁，张昊，戴文忠，戴维镛，张建，高健等。他们都对我很友好，也支持过我。此外，我们还和一些优秀运动员如桑兰，伏明霞等，建立了长期的友谊。
前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从上台的第一天起，就要“踢我出局”，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总局的事，遭此待遇，当然无法说他好话。但是老袁不是坏人，他只是心胸狭窄，容不得人而已。
我对何慧娴张伟华这两位，除了恶感之外，无任何好感。自从总局体彩中心被国家审计署点名批评后，至今无人认错。我听到很多意见，都指向总局副局长王钧，也许就是因为他对此事又保又盖，造成张最后因“滥用职权罪”被拘审。王副局长到底是保了他，还是害了他，只好等事件明了之后再看。我不知道刘锋犯了什么罪，只知道他和张伟华两个不对付，听说已经出来“交保候审”。
体育彩票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体育的竞技性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就是体育彩票生长的最佳土壤。在经历了种种挫折之后，我相信体育彩票一定会振作起来，重现光彩。（完）
再论“摇奖机前人人平等”
原文发表于2006年8月
我在6月9日发表了一篇名为“摇奖机前人人平等”的博客文章，此文归类在“生活随笔”内。有人看了这篇文章，给我发来邮件，告诉我体育总局也搞过这样的活动，大玩“宾高”游戏，总局副局长王钧（分管体育彩票）得中大奖，其过程与我文中所描述的十分近似。为了使大家明了此中奥妙，我把“摇奖机前人人平等”这篇文章抄录于后：
* * * * *
在大陆做生意期间，每到新年或春节，总要举办一些联欢晚会。晚会上，除了吃喝和文娱节目外，最主要就是抽奖活动了。主办单位要准备一批丰厚的礼品，选择一种抽奖办法。
我们第一次主办这种活动，是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北京饭店贵宾楼的中央大厅，场面大而热闹。主持抽奖活动的是我公司职工王亚非女士，头奖是电视机一台，让张百发副市长的司机抽到手了。在当时，一台大型电视机是很高的奖品了。很多人都怀疑是故意让他中奖的，而真正的中奖人可能是张百发本人。我说不可能，中奖的人就是靠碰运气。
我们在中国经营彩票业务，深知彩票本身就是一种博彩活动，重在公平，绝对不能作弊。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新年或春节的联欢晚会上，如果有领导人参加，就必须让他们中奖，否则领导会不高兴。这就和在网球场上必须让领导人赢球的道理是一样的。
如果领导人运气不好，他手里的那张奖券就是不中奖，怎么办？只有作弊。例如事前先派人了解领导人手里的那张奖券是什么号码，在抽奖时不论抽到什么号码，都报称领导人手里那张奖券的号码，领导人当然就中奖了，而且想给中什么奖就中什么奖，绝不落空。主持开奖活动的往往是公司员工，他们深明在中国办事的道理，只要领导人高兴，可以不择手段。我对于这种作弊行为，很不以为然，认为中国的领导人不至于幼稚到这种程度，以为自己就是运气好，常常中奖。后来冷眼旁观，发现还真就是如此。领导人参加晚会，总是抽到各种大奖，官越大，所抽到的奖也越大，而中奖的领导人也兴高采烈，认为自己运气就是好。网球场上，谁官大谁冠军，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在中国，熟悉国外流行的“宾高（BINGO）游戏”的人不多。我们觉得这种玩法可能比较新鲜，因此每年我们所主持的新年或春节晚会上，就大玩宾高游戏。大家对于这种与众不同的抽奖办法很感兴趣，总是玩得很高兴。后来很多人来请教，要我们提供这种游戏的特殊摇奖机和奖券。
外交部连续几年都邀请我们主办该部退休老外交家的新年活动，我们除了提供场地和饭菜，组织余兴节目外，最后就是抽奖活动，照例是玩宾高游戏。有一年，我忽然跳上台去，主持摇奖机的开奖，并且大声宣布：摇奖机前人人平等。这句话一出来，很多人感到愕然，不明所以。外交部长李肇星每年都来参加这个晚会，开奖过程中，也和大家一样，拿着奖券，全神贯注的听取开奖号，和大家一样，在奖券上画圈。奖一个接一个地开了出来，大小奖品一个接一个地被人领走，李部长坐在第一排正中位置，在奖券上忙乎了半天，居然自始至终一个奖也没有中，连小奖都没有。我觉得李部长脸上有些不大好看，但是他毕竟是一流的外交家，没有发作，仍然保持镇定，只是自叹运气欠佳，如此而已。李部长为人正派，是我最钦佩的部长之一，正因为如此，我才敢这样做。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摇奖机后面的种种黑幕，也并不认为当领导的就一定运气好。
* * * * *
尊敬的王钧副局长，如果您确实参加过彩票中心所主持的“宾高”游戏，又确实中了大奖，那么我几乎可以肯定：您已经被您的下属所当众愚弄。
您不妨回忆一下，您当时那张“宾高”票，是您从很多张票中随机抽取的？还是有人送到您手上的？如果是送交给您的，那么您的这张票的内容已经被作弊者记下来了。
在“宾高”抽奖过程中，有人来帮你在票上画圈吗？如果有，那么此人很可能是开奖人派来的“卧底”，以便随时向开奖人通报消息，让您中奖。
开奖过程中，当中将号码一个接一个产生时，开奖人必须向大家公布号码。他所喊的号码与摇奖机摇出来的号码是否一致，有人复核吗？有人监督吗？如果无人复核无人监督，他想喊什么号就喊什么号，您当然中奖啦。
在一个单位内部搞娱乐式的宾高游戏，似乎没有必要如此认真，但是在一个主管彩票的体育总局内，由专业的彩票人员来主持博彩游戏，众目睽睽之下作弊，玩弄全体参加者的“感情”，毕竟过于大胆妄为，值得您警惕。您分管彩票，如果您的下属竟敢公然在您的眼皮底下作弊，显然把您当成傻瓜。当您抱者大奖回家时，也许认为今天运气不错，您的那些作弊的下属很可能正在背后笑话您。但是如果您还坚信彩票没有作弊行为，我建议您就不要再分管彩票了，因为您太老实天真了。再说您的“爱将”已经进去了，您就勇敢一点，承担该承担的责任吧。（完）
我在6月9日发表了一篇名为“摇奖机前人人平等”的博客文章，此文归类在“生活随笔”内。有人看了这篇文章，给我发来邮件，告诉我体育总局也搞过这样的活动，大玩“宾高”游戏，总局副局长王钧（分管体育彩票）得中大奖，其过程与我文中所描述的十分近似。为了使大家明了此中奥妙，我把“摇奖机前人人平等”这篇文章抄录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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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做生意期间，每到新年或春节，总要举办一些联欢晚会。晚会上，除了吃喝和文娱节目外，最主要就是抽奖活动了。主办单位要准备一批丰厚的礼品，选择一种抽奖办法。
我们第一次主办这种活动，是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北京饭店贵宾楼的中央大厅，场面大而热闹。主持抽奖活动的是我公司职工王亚非女士，头奖是电视机一台，让张百发副市长的司机抽到手了。在当时，一台大型电视机是很高的奖品了。很多人都怀疑是故意让他中奖的，而真正的中奖人可能是张百发本人。我说不可能，中奖的人就是靠碰运气。
我们在中国经营彩票业务，深知彩票本身就是一种博彩活动，重在公平，绝对不能作弊。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新年或春节的联欢晚会上，如果有领导人参加，就必须让他们中奖，否则领导会不高兴。这就和在网球场上必须让领导人赢球的道理是一样的。
如果领导人运气不好，他手里的那张奖券就是不中奖，怎么办？只有作弊。例如事前先派人了解领导人手里的那张奖券是什么号码，在抽奖时不论抽到什么号码，都报称领导人手里那张奖券的号码，领导人当然就中奖了，而且想给中什么奖就中什么奖，绝不落空。主持开奖活动的往往是公司员工，他们深明在中国办事的道理，只要领导人高兴，可以不择手段。我对于这种作弊行为，很不以为然，认为中国的领导人不至于幼稚到这种程度，以为自己就是运气好，常常中奖。后来冷眼旁观，发现还真就是如此。领导人参加晚会，总是抽到各种大奖，官越大，所抽到的奖也越大，而中奖的领导人也兴高采烈，认为自己运气就是好。网球场上，谁官大谁冠军，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在中国，熟悉国外流行的“宾高（BINGO）游戏”的人不多。我们觉得这种玩法可能比较新鲜，因此每年我们所主持的新年或春节晚会上，就大玩宾高游戏。大家对于这种与众不同的抽奖办法很感兴趣，总是玩得很高兴。后来很多人来请教，要我们提供这种游戏的特殊摇奖机和奖券。
外交部连续几年都邀请我们主办该部退休老外交家的新年活动，我们除了提供场地和饭菜，组织余兴节目外，最后就是抽奖活动，照例是玩宾高游戏。有一年，我忽然跳上台去，主持摇奖机的开奖，并且大声宣布：摇奖机前人人平等。这句话一出来，很多人感到愕然，不明所以。外交部长李肇星每年都来参加这个晚会，开奖过程中，也和大家一样，拿着奖券，全神贯注的听取开奖号，和大家一样，在奖券上画圈。奖一个接一个地开了出来，大小奖品一个接一个地被人领走，李部长坐在第一排正中位置，在奖券上忙乎了半天，居然自始至终一个奖也没有中，连小奖都没有。我觉得李部长脸上有些不大好看，但是他毕竟是一流的外交家，没有发作，仍然保持镇定，只是自叹运气欠佳，如此而已。李部长为人正派，是我最钦佩的部长之一，正因为如此，我才敢这样做。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摇奖机后面的种种黑幕，也并不认为当领导的就一定运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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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王钧副局长，如果您确实参加过彩票中心所主持的“宾高”游戏，又确实中了大奖，那么我几乎可以肯定：您已经被您的下属所当众愚弄。
您不妨回忆一下，您当时那张“宾高”票，是您从很多张票中随机抽取的？还是有人送到您手上的？如果是送交给您的，那么您的这张票的内容已经被作弊者记下来了。
在“宾高”抽奖过程中，有人来帮你在票上画圈吗？如果有，那么此人很可能是开奖人派来的“卧底”，以便随时向开奖人通报消息，让您中奖。
开奖过程中，当中将号码一个接一个产生时，开奖人必须向大家公布号码。他所喊的号码与摇奖机摇出来的号码是否一致，有人复核吗？有人监督吗？如果无人复核无人监督，他想喊什么号就喊什么号，您当然中奖啦。
在一个单位内部搞娱乐式的宾高游戏，似乎没有必要如此认真，但是在一个主管彩票的体育总局内，由专业的彩票人员来主持博彩游戏，众目睽睽之下作弊，玩弄全体参加者的“感情”，毕竟过于大胆妄为，值得您警惕。您分管彩票，如果您的下属竟敢公然在您的眼皮底下作弊，显然把您当成傻瓜。当您抱者大奖回家时，也许认为今天运气不错，您的那些作弊的下属很可能正在背后笑话您。但是如果您还坚信彩票没有作弊行为，我建议您就不要再分管彩票了，因为您太老实天真了。再说您的“爱将”已经进去了，您就勇敢一点，承担该承担的责任吧。（完）
企业承包，利益分成
原文发表于2006年8月
我在昨天的博客中提到美国的彩票体制：以州为单位发行彩票。这个美国模式是否可以在中国实施？中国能否分省发行彩票，不要再搞中央集权的那一套？这个问题值得探讨。我国人口众多，一些大省的人口超过一亿，世界上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不多。
体育彩票发行之初，面临福利彩票的竞争压力，不联合起来力量不够大，当时的体育彩票搞全国统一发行是很有必要的，没有这一战略，就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之内，赶上并超过福利彩票，也就没有今天的体育彩票。
彩票的批准权在国务院。体育彩票的发行权是国务院授予国家体育总局的，各省市自己没有彩票发行权。在体育彩票建立之初，国家体育总局（原“国家体委”）凭国务院这一纸“红头文件”，加上总局体彩中心赵明宇的“霸道”，还可以指挥群雄，统一行动。到了孙晋芳当主任这几年中，凭她在彩票业内的资格，在体育界的名人效应和“足球彩票”的骄人业绩，她还能把握总体，指挥全面。但是到了张伟华这一届，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伟华本人没有统管全面的能力和号召力，他为了争取省市对他个人地位的支持，不得不多方讨好地方，不可能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既定方针。这样一来，赵明宇和孙晋芳所多年辛苦经营的“统一”大局，开始分崩离析，出现诸侯分治，各行其是的局面。
新上任的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有能力和号召力来改变这个局面吗？我表示怀疑。如果强行整合，不仅工作难度比当年赵明宇所面临的要难上很多倍，弄不好还有可能引起新的“窝里斗”，对体育彩票不利。在今天这个新的彩票形势和工作环境下，我以为最聪明的办法是“因势利导”，接受现实，承认现实，授权各省市在相当程度上独立发行，自己管理自己。从我上面所介绍的美国模式来看，这样做在国外有先例，无不妥。福利彩票这样做也已经很长时间了。
如果冷眼观察总局体彩中心和省市体彩中心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没有人能说清楚这是一个什么关系。是上下级，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吗？显然不是。是总公司和分公司的关系吗？更不是。是委托授权关系吗？好像是，但是缺乏明确的责任和分工，有了争执意见谁也不怕谁，谁也不听谁的。应该说这是一种不清不楚模模糊糊的关系。
我认为要彻底改变这种关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应该允许省市体彩中心企业化，在利益分成的基础上承包发行一个省市的体育彩票。总局体彩中心手握国务院所授予的彩票发行大权，可以和省市签订承包发行合同。这个合同很重要。只要把合同内容写清楚，甲乙双方的责任和权利都很明确，手续严明，这样的合同就会受到国家“合同法”和其他通用法律的制约和保护，即便暂时没有“彩票法”，也不碍事。
到目前为止，“企业承包”发行彩票和“利益分成”都是不被接受的。“西安宝马丑闻案”爆发后，西安体彩委托个体户承包发行彩票这种做法，受到广泛评击，似乎一提企业承包就形同作弊。我认为承包发行彩票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在于承包给谁，以及这个承包手续是否公正。如果是承包给一个没有诚信的个体户，承包合同的签订又不经过招投标程序，只是靠个人关系就承包出去，这样做，当然有问题，而且问题还不小。但是如果通过严格的招投标程序，把彩票的发行工作承包给有资质的大型企业来做，那就另当别论了。
省市体彩中心作为第一期承包单位，可以不通过招投标手续，这是自己人的优先权，别人无话可说，但是承包期限应该限制为五年，不是“铁饭碗”。合同到期前，必须通过招投标产生下一任承包单位，要允许业绩优良的外省彩票公司来本省竞标。例如，云南的彩票让北京的公司来承包发行，无不妥。
有人会上纲上线，把这说成是“丧失主权”，如果允许外国有资质的大型企业参加公平竞标，更会有人将之说诚是“丧权辱国”。这些概念已经十分陈旧，但是仍有市场，就是因为它触及一些人的个人利益，不是以彩票利益为重。
在国外，企业承包彩票发行的例子很多。整个英国的彩票发行就是通过招投标承包出去的。美国有些州自己发行彩票，也有很多州把彩票发行工作承包给专业的彩票公司经营管理，例如总部在美国罗得岛州的“奇泰克”公司，就是一家很有规模很有经验的彩票发行承包商。美国的这种彩票承包合同，每若干年投标一次，竞争很激烈。
彩票的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它的收益必须全部归公，这里所说的利益分成不是指分取彩票收益金。任何社会公益事业都有自己的运行成本，承包公司的费用，就打在运行成本内，这个运行成本通常是彩票销售额的某一百分比。如果允许搞企业承包，就要允许企业赚取合法利润。
这有点像物业公司承包大厦管理一样。大厦的所有权属于业主，并不因为它的管理承包出去就丧失主权了。如果业主自己管理大厦，未必能管理好，由专业的管理公司来承包管理，往往就管好了。善于搞体育的人，拿金牌是好手，但未必懂得经营管理，这个道理对彩票也不例外。（完）
我在昨天的博客中提到美国的彩票体制：以州为单位发行彩票。这个美国模式是否可以在中国实施？中国能否分省发行彩票，不要再搞中央集权的那一套？这个问题值得探讨。我国人口众多，一些大省的人口超过一亿，世界上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不多。
体育彩票发行之初，面临福利彩票的竞争压力，不联合起来力量不够大，当时的体育彩票搞全国统一发行是很有必要的，没有这一战略，就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之内，赶上并超过福利彩票，也就没有今天的体育彩票。
彩票的批准权在国务院。体育彩票的发行权是国务院授予国家体育总局的，各省市自己没有彩票发行权。在体育彩票建立之初，国家体育总局（原“国家体委”）凭国务院这一纸“红头文件”，加上总局体彩中心赵明宇的“霸道”，还可以指挥群雄，统一行动。到了孙晋芳当主任这几年中，凭她在彩票业内的资格，在体育界的名人效应和“足球彩票”的骄人业绩，她还能把握总体，指挥全面。但是到了张伟华这一届，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伟华本人没有统管全面的能力和号召力，他为了争取省市对他个人地位的支持，不得不多方讨好地方，不可能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既定方针。这样一来，赵明宇和孙晋芳所多年辛苦经营的“统一”大局，开始分崩离析，出现诸侯分治，各行其是的局面。
新上任的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有能力和号召力来改变这个局面吗？我表示怀疑。如果强行整合，不仅工作难度比当年赵明宇所面临的要难上很多倍，弄不好还有可能引起新的“窝里斗”，对体育彩票不利。在今天这个新的彩票形势和工作环境下，我以为最聪明的办法是“因势利导”，接受现实，承认现实，授权各省市在相当程度上独立发行，自己管理自己。从我上面所介绍的美国模式来看，这样做在国外有先例，无不妥。福利彩票这样做也已经很长时间了。
如果冷眼观察总局体彩中心和省市体彩中心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没有人能说清楚这是一个什么关系。是上下级，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吗？显然不是。是总公司和分公司的关系吗？更不是。是委托授权关系吗？好像是，但是缺乏明确的责任和分工，有了争执意见谁也不怕谁，谁也不听谁的。应该说这是一种不清不楚模模糊糊的关系。
我认为要彻底改变这种关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应该允许省市体彩中心企业化，在利益分成的基础上承包发行一个省市的体育彩票。总局体彩中心手握国务院所授予的彩票发行大权，可以和省市签订承包发行合同。这个合同很重要。只要把合同内容写清楚，甲乙双方的责任和权利都很明确，手续严明，这样的合同就会受到国家“合同法”和其他通用法律的制约和保护，即便暂时没有“彩票法”，也不碍事。
到目前为止，“企业承包”发行彩票和“利益分成”都是不被接受的。“西安宝马丑闻案”爆发后，西安体彩委托个体户承包发行彩票这种做法，受到广泛评击，似乎一提企业承包就形同作弊。我认为承包发行彩票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在于承包给谁，以及这个承包手续是否公正。如果是承包给一个没有诚信的个体户，承包合同的签订又不经过招投标程序，只是靠个人关系就承包出去，这样做，当然有问题，而且问题还不小。但是如果通过严格的招投标程序，把彩票的发行工作承包给有资质的大型企业来做，那就另当别论了。
省市体彩中心作为第一期承包单位，可以不通过招投标手续，这是自己人的优先权，别人无话可说，但是承包期限应该限制为五年，不是“铁饭碗”。合同到期前，必须通过招投标产生下一任承包单位，要允许业绩优良的外省彩票公司来本省竞标。例如，云南的彩票让北京的公司来承包发行，无不妥。
有人会上纲上线，把这说成是“丧失主权”，如果允许外国有资质的大型企业参加公平竞标，更会有人将之说诚是“丧权辱国”。这些概念已经十分陈旧，但是仍有市场，就是因为它触及一些人的个人利益，不是以彩票利益为重。
在国外，企业承包彩票发行的例子很多。整个英国的彩票发行就是通过招投标承包出去的。美国有些州自己发行彩票，也有很多州把彩票发行工作承包给专业的彩票公司经营管理，例如总部在美国罗得岛州的“奇泰克”公司，就是一家很有规模很有经验的彩票发行承包商。美国的这种彩票承包合同，每若干年投标一次，竞争很激烈。
彩票的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它的收益必须全部归公，这里所说的利益分成不是指分取彩票收益金。任何社会公益事业都有自己的运行成本，承包公司的费用，就打在运行成本内，这个运行成本通常是彩票销售额的某一百分比。如果允许搞企业承包，就要允许企业赚取合法利润。
这有点像物业公司承包大厦管理一样。大厦的所有权属于业主，并不因为它的管理承包出去就丧失主权了。如果业主自己管理大厦，未必能管理好，由专业的管理公司来承包管理，往往就管好了。善于搞体育的人，拿金牌是好手，但未必懂得经营管理，这个道理对彩票也不例外。（完）
急功近利，铤而走险
原文发表于2006年8月
有人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一个《2004体彩大盘点》系列，共六篇文章。光是这些文章的题目就已经令人触目惊心，叹为观止。它们是：《金银彩创造短命记录》，《进球彩赔了夫人又折兵》，《“4大杯赛仓促上阵草草收兵》，《7星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排列3后患无穷》和《胜负彩病毒何时消除》，详见我8月18日博客“补课”。
这些文章反映了体育彩票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急功近利”。国外彩票公司每上一种新的玩法，要做很长时间的市场可行性研究和调查，决策之后，要做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包括各种测试和配套的广告宣传计划等。一个新的玩法，从构思，计划，准备，测试，宣传到正式发行，往往需要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我们的彩票发行单位不是这样，今天拍脑袋想出一个新玩法，明天又拍脑袋出一个新招。最苦的是编写玩法软件的电脑工程师，要人家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软件编写出来，不给充分的测试时间，不对玩法规则进行长时间的模拟试验，就急匆匆上马发行。在我主持电脑软件开发期间，每一种新的软件投入使用之后，我都要担惊受怕，惟恐出问题，出乱子，因为我知道这些软件没有经过充分的测试，考虑不周到的问题很多，软件的安全隐患很大。还有，一套软件投入使用后，今天这个省市要求这样修改，明天那个省市又要求那样修改，有些省市一改再改，未必是软件有问题，而是各省市都在彩票的玩法规则上做文章。这些规则不是不能改，但是修改如此频繁，说明事前严重缺乏考虑和准备。
从《北京晚报》的六篇文章可以看出，体育彩票到了张伟华主管期间，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进一步发展到“铤而走险”的地步，一年之内竟出台五六种新的玩法，而且频频失败，其对体育彩票的摧残和对彩民信心的打击，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无疑是一种渎职行为。一个主管人的业绩恶劣到这个地步，竟然还有人给他做“人格担保”，要升他的职。
我还清楚记得原民政部崔乃夫部长亲口对我讲过的一句“名言”，他说：彩票有政策作保证，就是交给“白痴”去发行，也能赚钱。这话虽然说得有点过头，但是有一定道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急功近利，铤而走险”的怪事？除了彩票发行单位主管人员本身的问题以外，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之间的激烈竞争，崔部长没有预见到此。福利和体育之间的竞争，不仅毫无必要，最大的害处是使得彩票发行单位缺乏战略眼光，没有长期观念。这种人为的竞争环境，使得彩票发行单位眼光短浅，一切服务于眼前市场份额的争夺。今年对方销售多少？占市场的百分比多少？我方销售多少？占市场百分比多少？和去年相比，增加多少？这些问题如果不是目前彩票发行单位所关心的唯一问题，也是他们所最关心的问题。再说，竞争所带来的各种资源的浪费，各种重复投资，各种为争夺市场服务的广告宣传，都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甚至出现欺骗性宣传，这绝不是社会公益事业的本意。恶性竞争的后果是挫伤了彩民的积极性，对彩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全无好处。
西方国家最讲究市场竞争，但是在彩票这个问题上，似乎并不主张竞争，因为彩票属非盈利公益事业，不宜搞市场竞争。宁可少一点，慢一点，但是不允许因争而乱。我们所看到国外的普遍现象是一个地区只有一个彩票发行单位，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很少有两个彩票发行单位在同一地区内互相竞争的，如果有，那么他们之间的业务范围也要分得清清楚楚，例如足球彩票就搞足球，不能搞其他。德国这个国家不大，有七八个互相独立的彩票发行单位，大体上划分“势力范围”，分而治之，不是在同一地区内进行混战。世界最大彩票市场在美国，美国的彩票发行以洲为界，每洲只发一个彩票牌照，只允许一个彩票发行单位。美国有“反垄断”法，但是没有人去挑战彩票的垄断地位。
我国福利和体育两种彩票互相竞争的局面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但我相信不是国务院为鼓励竞争所特意设定的。据说财政部有意收编这两种彩票，合并为一，由财政部统一发行。对此我举双手赞成。但是这个做法一定会遭遇“部门利益”的顽强抗拒和抵制。这是中国彩票业的一个根本问题。我每年都听到各种猜测和谣传，说财政部就要收编福利和体育彩票了，但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1997年福利彩票暗中做手脚，想“吃掉”体育彩票，我协助体育彩票躲过了这场危机。现在我又赞成两个彩票合二为一，为什么？我不否认由于当时我屁股坐在体育这一边，当然要维护体育彩票的利益，其中也包含我本人的利益。我认为如果合并是一件对彩票市场有好处的事情，应该在平等的地位上协商解决，不能在人背后捅刀子。对于这种“明不争，暗里斗”的行为，我不赞成。
如果财政部认为两种彩票之间的竞争对中国彩票市场的发展是有利的，或者利大于弊，就请明确这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政策，最好加注“XX年不变”，这两家也就可以回去做长期竞争的打算，这也未尝不可。如果财政部认为这两种彩票之间的竞争对中国彩票市场的发展是不利的，或者弊大于利，就应报请国务院作决定，跨越“部门利益”的障碍，该合并就合并。财政部从人民银行手里把彩票接管过来，已经很多年了，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应该有明确的态度。（完）
有人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一个《2004体彩大盘点》系列，共六篇文章。光是这些文章的题目就已经令人触目惊心，叹为观止。它们是：《金银彩创造短命记录》，《进球彩赔了夫人又折兵》，《“4大杯赛仓促上阵草草收兵》，《7星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排列3后患无穷》和《胜负彩病毒何时消除》，详见我8月18日博客“补课”。
这些文章反映了体育彩票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急功近利”。国外彩票公司每上一种新的玩法，要做很长时间的市场可行性研究和调查，决策之后，要做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包括各种测试和配套的广告宣传计划等。一个新的玩法，从构思，计划，准备，测试，宣传到正式发行，往往需要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我们的彩票发行单位不是这样，今天拍脑袋想出一个新玩法，明天又拍脑袋出一个新招。最苦的是编写玩法软件的电脑工程师，要人家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软件编写出来，不给充分的测试时间，不对玩法规则进行长时间的模拟试验，就急匆匆上马发行。在我主持电脑软件开发期间，每一种新的软件投入使用之后，我都要担惊受怕，惟恐出问题，出乱子，因为我知道这些软件没有经过充分的测试，考虑不周到的问题很多，软件的安全隐患很大。还有，一套软件投入使用后，今天这个省市要求这样修改，明天那个省市又要求那样修改，有些省市一改再改，未必是软件有问题，而是各省市都在彩票的玩法规则上做文章。这些规则不是不能改，但是修改如此频繁，说明事前严重缺乏考虑和准备。
从《北京晚报》的六篇文章可以看出，体育彩票到了张伟华主管期间，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进一步发展到“铤而走险”的地步，一年之内竟出台五六种新的玩法，而且频频失败，其对体育彩票的摧残和对彩民信心的打击，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无疑是一种渎职行为。一个主管人的业绩恶劣到这个地步，竟然还有人给他做“人格担保”，要升他的职。
我还清楚记得原民政部崔乃夫部长亲口对我讲过的一句“名言”，他说：彩票有政策作保证，就是交给“白痴”去发行，也能赚钱。这话虽然说得有点过头，但是有一定道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急功近利，铤而走险”的怪事？除了彩票发行单位主管人员本身的问题以外，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之间的激烈竞争，崔部长没有预见到此。福利和体育之间的竞争，不仅毫无必要，最大的害处是使得彩票发行单位缺乏战略眼光，没有长期观念。这种人为的竞争环境，使得彩票发行单位眼光短浅，一切服务于眼前市场份额的争夺。今年对方销售多少？占市场的百分比多少？我方销售多少？占市场百分比多少？和去年相比，增加多少？这些问题如果不是目前彩票发行单位所关心的唯一问题，也是他们所最关心的问题。再说，竞争所带来的各种资源的浪费，各种重复投资，各种为争夺市场服务的广告宣传，都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甚至出现欺骗性宣传，这绝不是社会公益事业的本意。恶性竞争的后果是挫伤了彩民的积极性，对彩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全无好处。
西方国家最讲究市场竞争，但是在彩票这个问题上，似乎并不主张竞争，因为彩票属非盈利公益事业，不宜搞市场竞争。宁可少一点，慢一点，但是不允许因争而乱。我们所看到国外的普遍现象是一个地区只有一个彩票发行单位，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很少有两个彩票发行单位在同一地区内互相竞争的，如果有，那么他们之间的业务范围也要分得清清楚楚，例如足球彩票就搞足球，不能搞其他。德国这个国家不大，有七八个互相独立的彩票发行单位，大体上划分“势力范围”，分而治之，不是在同一地区内进行混战。世界最大彩票市场在美国，美国的彩票发行以洲为界，每洲只发一个彩票牌照，只允许一个彩票发行单位。美国有“反垄断”法，但是没有人去挑战彩票的垄断地位。
我国福利和体育两种彩票互相竞争的局面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但我相信不是国务院为鼓励竞争所特意设定的。据说财政部有意收编这两种彩票，合并为一，由财政部统一发行。对此我举双手赞成。但是这个做法一定会遭遇“部门利益”的顽强抗拒和抵制。这是中国彩票业的一个根本问题。我每年都听到各种猜测和谣传，说财政部就要收编福利和体育彩票了，但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1997年福利彩票暗中做手脚，想“吃掉”体育彩票，我协助体育彩票躲过了这场危机。现在我又赞成两个彩票合二为一，为什么？我不否认由于当时我屁股坐在体育这一边，当然要维护体育彩票的利益，其中也包含我本人的利益。我认为如果合并是一件对彩票市场有好处的事情，应该在平等的地位上协商解决，不能在人背后捅刀子。对于这种“明不争，暗里斗”的行为，我不赞成。
如果财政部认为两种彩票之间的竞争对中国彩票市场的发展是有利的，或者利大于弊，就请明确这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政策，最好加注“XX年不变”，这两家也就可以回去做长期竞争的打算，这也未尝不可。如果财政部认为这两种彩票之间的竞争对中国彩票市场的发展是不利的，或者弊大于利，就应报请国务院作决定，跨越“部门利益”的障碍，该合并就合并。财政部从人民银行手里把彩票接管过来，已经很多年了，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应该有明确的态度。（完）
“六合彩”和“万字票”
原文发表于2006年8月
“六合彩”是在香港流行的一种彩票玩法，由香港马会负责发行。彩票号码由彩民自选，通常是在若干个两位数（例如01-49）号码中选取六个，如果全部选中，就得大奖，因此又称“六合彩”，在国外广泛采用“乐透”（Lotto）这个名称。它的中奖机会是百万分之一或几百万分之一，但是大奖奖金的倍数也是论百万计，这种彩票用“彩池”的办法计奖，因此大奖奖金不固定，视销售量而定。“彩池”的好处是如果某期开奖无人中大奖，奖金滚存到下期的大奖彩池，使得大奖“彩池”升高，引更多彩民来购买。香港“六合彩”在90年代初期，对广东省的福利彩票销售影响很大，那时国内彩票的限制很多，奖金金额也低，广东省居民受到香港“六合彩”的吸引，每星期又在电视上看到香港的“六合彩”开奖过程，就产生购买这种彩票中大奖的欲望。各种地下渠道开始应运而生，广东居民一样可以购买香港“六合彩”，使得广东省彩票市场损失很大。为了保护市场，广东省官方宣布这种彩票为“赌博”，禁止购买，经营这种彩票的地下渠道也一律被警方取缔。
“万字票”是从新加坡传入国内的一种彩票玩法，这种彩票在新加坡的销售很成功，经久不衰。彩票的号码由彩民自选，从0000到9999，任选四个，一共是一万个号码组合，所以又叫“万字票”。彩票的中奖机会是万分之一，计奖办法是固定计奖，中奖倍数是1赔5000，而且可以重复购买，如果在某一个四位数上投注1万，中出后可得5000万，因此这种彩票的赌博性比“六合彩”要大很多。对某一期彩票来说，如果中奖人多，发行单位可能赔钱，但是从长计议，发行单位当然赚钱。这种彩票玩法最先由一对来自新加坡的“白氏姐妹”引入海南省，由海南省财税厅负责发行。彩票的销售不用电脑，全部手工操作，倒也有规有矩，不乱。当时所用的彩票，由我厂承印，我曾为此多次去过海南，那时的省长是阮崇武。由于“万字票”在海南发行得很成功，市面上出现大量非法的黑市“万字票”，由个体户自卖自发奖，中奖号码借用政府彩票公布的号码，返奖率比政府彩票要高，彩民购买这种地下彩票的很多。为了扑灭这些地下彩票，有很多趣事可讲，其中一种办法是在彩票数据收上来后，在公布的开奖时间之前，突然提前开奖，由彩票发行单位派人到各黑市彩票档上去，按照尚未公布的中奖号码大量购买，等中奖号码公布后，前往私人档口领奖，把它兑垮。
以上两种彩票，在后来的国务院文件中，都明确规定禁止发行，我还记得：文件上把这两种要禁止的彩票称为“主动型”彩票。
在电脑彩票大行其道的今天，大家都明白所谓“六合彩”或“万字票”都只是彩票的一种玩法。所谓“数码型电脑彩票”，无非是在一些特定的数码范围内“选3”，“选4”，“选5”，“选6”，或“选7”。我国既然可以发行彩票，又允许自选号码，那么为什么“选3”，“选5”和“选7”就可以，“选4”和“选6”就不允许？哪些彩票玩法是合法的？哪些彩票玩法不合法？其政策界限在哪里？有谁能说得清楚？
如果说政策界限在于“主动型”彩票，理由是“主动型”彩票的赌博性高于“被动型”彩票，那么今天彩票市场上电脑彩票的绝大部分玩法都是“主动型”的。如果严格按照文件执行，现在的电脑彩票玩法就应该全部停止。
如果政策界限的考虑在于彩票的赌博性，赌博性高的要取缔，赌博性低的可以保留，哪么何者为高？何者为低？其判断标准又在哪里？
“主动型”和“被动型”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允许彩民自选号码，后者不允许。“即开型彩票”被公认为被动型的彩票，但是若干年前我和星加坡彩票局的一场讨论中，对方指出“即开型彩票”的赌博性远超过一般主动型电脑彩票，理由是它的开奖“频率”太高。彩民每购买一张即开型彩票，就开奖一次，前后不到一分钟，可以一张接一张的连续购买，“跌倒了就爬起来，再跌倒就再爬起拉，直到中奖”。如此没完没了，就和赌场内的“老虎机”那样，一直玩到口袋里的钱玩清光为止。开始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大概因为当时我正印着这种彩票），但是仔细想想，新加坡彩票局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把“六合彩”和“万字票”这两种很好的彩票玩法取缔了，倒是捆绑了自己的手脚。这说明彩票政策的制定者，不仅对彩票缺乏深刻研究，而且往往出于眼前利益的考虑，缺乏远见。
如果政策规定有错，或者已经过时，应该及时更正或修改，这没有什么丢脸的。但是如果不取消，或不修改更正，那么就必须严格执行。但是官方没有这样做，反而允许彩票发行单位采用各种变通的办法来绕过既定的政策或规定，即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例如，既然在0000-9999之间选号的“万字票”是规定被禁止的，下面就搞在000-999之间选号的“3D”或“双色球”彩票。“主动型”彩票是被禁止的，就改名称为“传统型”彩票，玩文字游戏。既然“六合彩”不让搞，就发行“五合彩”，换个名称就可以登台了。我认为这种彩票名称上的“文字游戏”和政策上的作虚弄假行为，主要的责任方在于彩票的主管单位财政部。
财政部受国务院委托，其责任是执行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监管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的发行。财政部不去修正政策上的误区，反而允许彩票发行单位“绕道而行”，没有负责执行国务院的委托。
更有甚者，自己定的规矩往往自己带头违反，政策的严肃性荡然无存。我记得2003年我撤离中国彩票市场之前，采用实物发奖的即开型彩票销售已被明令禁止，我厂即开型彩票的生产也实际停止。但是不到两年，实物发奖的即开型彩票销售死灰复燃，而且还加入了“二次开奖”这种欺骗行为。我不相信财政部不知道这些情况。
我在前文中提及，财政部曾经有一位姓邱的小官（已调离），长期独来独往，彩票中的许多奥妙，似乎只有他懂行，因此可以一手遮天，瞒上欺下，批什么不批什么，几乎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官不大，但是他对彩票政策的影响力或直接权力都大得和他的职位不合比例。如果我没有记错，像“西安宝马事件”这种全国性的彩票丑闻，就是在他主管彩票期间发生的。
彩票含赌博性，又服务于公益事业，必须高度透明，首先是政策透明。在今天没有“彩票法”为依据的特殊条件下，有关政策就是彩票行业的“游戏规则”。今天有哪一位能自告奋勇把我国的彩票政策说个一清二楚？如果政策不清，规则不明，那么“击球出界”和“故意撞人”的违规行为可以不断发生，连裁判员也不知道应该判谁犯规。
“六合彩”是在香港流行的一种彩票玩法，由香港马会负责发行。彩票号码由彩民自选，通常是在若干个两位数（例如01-49）号码中选取六个，如果全部选中，就得大奖，因此又称“六合彩”，在国外广泛采用“乐透”（Lotto）这个名称。它的中奖机会是百万分之一或几百万分之一，但是大奖奖金的倍数也是论百万计，这种彩票用“彩池”的办法计奖，因此大奖奖金不固定，视销售量而定。“彩池”的好处是如果某期开奖无人中大奖，奖金滚存到下期的大奖彩池，使得大奖“彩池”升高，引更多彩民来购买。香港“六合彩”在90年代初期，对广东省的福利彩票销售影响很大，那时国内彩票的限制很多，奖金金额也低，广东省居民受到香港“六合彩”的吸引，每星期又在电视上看到香港的“六合彩”开奖过程，就产生购买这种彩票中大奖的欲望。各种地下渠道开始应运而生，广东居民一样可以购买香港“六合彩”，使得广东省彩票市场损失很大。为了保护市场，广东省官方宣布这种彩票为“赌博”，禁止购买，经营这种彩票的地下渠道也一律被警方取缔。
“万字票”是从新加坡传入国内的一种彩票玩法，这种彩票在新加坡的销售很成功，经久不衰。彩票的号码由彩民自选，从0000到9999，任选四个，一共是一万个号码组合，所以又叫“万字票”。彩票的中奖机会是万分之一，计奖办法是固定计奖，中奖倍数是1赔5000，而且可以重复购买，如果在某一个四位数上投注1万，中出后可得5000万，因此这种彩票的赌博性比“六合彩”要大很多。对某一期彩票来说，如果中奖人多，发行单位可能赔钱，但是从长计议，发行单位当然赚钱。这种彩票玩法最先由一对来自新加坡的“白氏姐妹”引入海南省，由海南省财税厅负责发行。彩票的销售不用电脑，全部手工操作，倒也有规有矩，不乱。当时所用的彩票，由我厂承印，我曾为此多次去过海南，那时的省长是阮崇武。由于“万字票”在海南发行得很成功，市面上出现大量非法的黑市“万字票”，由个体户自卖自发奖，中奖号码借用政府彩票公布的号码，返奖率比政府彩票要高，彩民购买这种地下彩票的很多。为了扑灭这些地下彩票，有很多趣事可讲，其中一种办法是在彩票数据收上来后，在公布的开奖时间之前，突然提前开奖，由彩票发行单位派人到各黑市彩票档上去，按照尚未公布的中奖号码大量购买，等中奖号码公布后，前往私人档口领奖，把它兑垮。
以上两种彩票，在后来的国务院文件中，都明确规定禁止发行，我还记得：文件上把这两种要禁止的彩票称为“主动型”彩票。
在电脑彩票大行其道的今天，大家都明白所谓“六合彩”或“万字票”都只是彩票的一种玩法。所谓“数码型电脑彩票”，无非是在一些特定的数码范围内“选3”，“选4”，“选5”，“选6”，或“选7”。我国既然可以发行彩票，又允许自选号码，那么为什么“选3”，“选5”和“选7”就可以，“选4”和“选6”就不允许？哪些彩票玩法是合法的？哪些彩票玩法不合法？其政策界限在哪里？有谁能说得清楚？
如果说政策界限在于“主动型”彩票，理由是“主动型”彩票的赌博性高于“被动型”彩票，那么今天彩票市场上电脑彩票的绝大部分玩法都是“主动型”的。如果严格按照文件执行，现在的电脑彩票玩法就应该全部停止。
如果政策界限的考虑在于彩票的赌博性，赌博性高的要取缔，赌博性低的可以保留，哪么何者为高？何者为低？其判断标准又在哪里？
“主动型”和“被动型”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允许彩民自选号码，后者不允许。“即开型彩票”被公认为被动型的彩票，但是若干年前我和星加坡彩票局的一场讨论中，对方指出“即开型彩票”的赌博性远超过一般主动型电脑彩票，理由是它的开奖“频率”太高。彩民每购买一张即开型彩票，就开奖一次，前后不到一分钟，可以一张接一张的连续购买，“跌倒了就爬起来，再跌倒就再爬起拉，直到中奖”。如此没完没了，就和赌场内的“老虎机”那样，一直玩到口袋里的钱玩清光为止。开始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大概因为当时我正印着这种彩票），但是仔细想想，新加坡彩票局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把“六合彩”和“万字票”这两种很好的彩票玩法取缔了，倒是捆绑了自己的手脚。这说明彩票政策的制定者，不仅对彩票缺乏深刻研究，而且往往出于眼前利益的考虑，缺乏远见。
如果政策规定有错，或者已经过时，应该及时更正或修改，这没有什么丢脸的。但是如果不取消，或不修改更正，那么就必须严格执行。但是官方没有这样做，反而允许彩票发行单位采用各种变通的办法来绕过既定的政策或规定，即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例如，既然在0000-9999之间选号的“万字票”是规定被禁止的，下面就搞在000-999之间选号的“3D”或“双色球”彩票。“主动型”彩票是被禁止的，就改名称为“传统型”彩票，玩文字游戏。既然“六合彩”不让搞，就发行“五合彩”，换个名称就可以登台了。我认为这种彩票名称上的“文字游戏”和政策上的作虚弄假行为，主要的责任方在于彩票的主管单位财政部。
财政部受国务院委托，其责任是执行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监管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的发行。财政部不去修正政策上的误区，反而允许彩票发行单位“绕道而行”，没有负责执行国务院的委托。
更有甚者，自己定的规矩往往自己带头违反，政策的严肃性荡然无存。我记得2003年我撤离中国彩票市场之前，采用实物发奖的即开型彩票销售已被明令禁止，我厂即开型彩票的生产也实际停止。但是不到两年，实物发奖的即开型彩票销售死灰复燃，而且还加入了“二次开奖”这种欺骗行为。我不相信财政部不知道这些情况。
我在前文中提及，财政部曾经有一位姓邱的小官（已调离），长期独来独往，彩票中的许多奥妙，似乎只有他懂行，因此可以一手遮天，瞒上欺下，批什么不批什么，几乎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官不大，但是他对彩票政策的影响力或直接权力都大得和他的职位不合比例。如果我没有记错，像“西安宝马事件”这种全国性的彩票丑闻，就是在他主管彩票期间发生的。
彩票含赌博性，又服务于公益事业，必须高度透明，首先是政策透明。在今天没有“彩票法”为依据的特殊条件下，有关政策就是彩票行业的“游戏规则”。今天有哪一位能自告奋勇把我国的彩票政策说个一清二楚？如果政策不清，规则不明，那么“击球出界”和“故意撞人”的违规行为可以不断发生，连裁判员也不知道应该判谁犯规。
招标作弊黑幕多
原文发表于2006年8月
政府用百姓的钱和商家做生意，必须通过公开的“招投标”来签订合同，这是国际惯例，我国也开始实行，但是从上文中我所提到的广东省福利彩票的招投标过程，似乎很有问题（本文还会讲到）。我认为不是招投标这种办法不好，而是招标单位本来就可能存心不良，从一开始就是“做秀”，整个招投标过程没有规范，不按程序办，无人监督等等。
我就参加和主持过一次比较公正的招投标。北京市的商品住宅楼越来越多，物业管理由谁来做，是个大问题。在大厦建成之初，物业管理公司由开发商指定，但是楼内居民达到一定数量后，如果对本楼物业管理不满意，可以成立业主委员会，用招投标办法来选择新的物业管理公司。北京市建国门外交部南面的那栋“京华豪园”，就是如此招聘物业公司的。招标书的范本由北京市物业管理办公室提供，内容很详细全面。业主委员会按照这个范本结合本楼情况和需要，产生本楼的招标书，由北京市“物业办”反复审查后批准使用，招标书必须向全楼居民公布两个星期，征求意见，最后向各大物业管理公司发出招标邀请。招标时间大概是一个月，收到的招标书封存起来。到了开标那一天，评标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其中业主委员会代表两人，业主委员会就推派了我（当时的主任）和另一位副主任为代表，参加评标。还有三人，由“物业专家”组成，我们都不认识，是开标前一天从市物业办提供的专家名单内抽签产生的。开标后，由各参加投标的物业公司做二十分钟的自我介绍，并答复问题，接着由评标委员会进行讨论，最后由这五位评标委员投票产生中标的物业公司。开标后由业主委员会和中标的物业管理公司签订合同，合同内容要完全符合投标书中的内容，物业公司的投标书实际就是物业管理合同的一部分。合同签订后，还要把合同送到朝阳区房地产局的“小区办”审核，确定完全符合招投标程序后，才能获得批准备案。我主持和参加了这个非常花费时间的招投标过程，其中细节极为琐碎烦人，但是后来发现不这么办不行，北京的居民不好惹，如果不这样做，后来的麻烦就大了去了。
根据我上文中那位陈总给我的报告，广东省福利彩票5000台终端机的招投标活动纯属“虚招”。据陈总进一步报告称，内部关节不仅已经全部打通，业内竞争者也获悉我厂产品已经内定，因此撤出竞标，以免自讨无趣。由于参加投标的人数太少，为了掩人耳目，还必须多找一两家做“托儿”。你猜这个“托儿”由谁来做？据陈总告诉我，这个活儿也由他承包了，改头换面罢了。有这么多黑幕，怪不得他对于中标如此有把握。陈总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
我在体育彩票期间，曾经参加过一次电脑彩票终端机的评选活动。这次活动的评选委员会委员由三人组成，以体育总局电子信息中心的戴维墉主任为首，另外两人是我（代表系统整合商）和体彩中心的来健（代表最终用户）。评选那天的早上，由各参加评选的厂商作产品介绍，答复问题，下午由评选小组开会讨论。上午听了几个小时的介绍和问答，各款终端机的优劣形势已经开始凸现。中午吃过午饭，正准备开评选小组会，上海体彩朱主任忽然出现，他带着那个参加评选的上海厂商，来找我个别谈话。他们两个喝得醉醺醺的，红着脸，不像是来找我谈问题，倒像是地痞流氓寻衅肇事，说话杀气重，不讲理，无非是要我接受那台来自上海的终端机。这个情景至今还给我留下难忘的深刻印象。当时我没有和他们两位多讲，说一切由评选小组决定。上海体彩主任出面为那位个体户厂商说辞，已经不正常，更何况那台来自上海的终端机不符合要求，当然不可能入选。对于特地从上海赶来的朱主任，我没有给他面子，没有买他的帐，肯定是已经罪了他，不知道将来他会给我什么麻烦。
你或许会问，既然这里面文章这么多，这些年来，你老刘就是干干净净，没有对体育彩票干过行贿之类的坏事？朋友，不论你提出这个问题是恶意还是好奇，我都可以实话告诉你：直到2003年初我撤出之前，我在体育彩票业内，一直吃“独食”，并且有长期合同为保证，我不仅不需要行贿，还有不少商家要对我行贿，想通过我踏入这个门槛呢！之所以会形成这个“独食”的局面，有其历史原因，如果你想知道，可以看看我以前所写的博客文章。简单说来，就是体育彩票发展初期，压力大（来自福利彩票），限制多（来自政府），因此风险大，这碗饭无人和我争。体育彩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就连称我为狼的“小羊”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我和体育彩票“共同成长”的过程，不是何大妈所歪曲的那样，似乎是体育彩票“引狼入室，养虎为患”了。我承担了别人不敢承担的风险，投入了努力和心血，赚了该赚的钱，不敢说有什么了不得的贡献，只希望何大妈不要得“红眼病”，冲我犯急。大家可以把我看作是一栋新大楼建成后由开发商所指定的第一任物业公司。但是当“蛋糕”做大了，大家都想分吃，“独食”的局面肯定不可能再维持下去，对此我有自知之明，在我离开体育彩票之前一两年，就开始鼓催用公开招标的办法来选择今后的合作商，但是听者不是对我“冷笑”，就是对我“奸笑”，我终于明白过来，在这两种笑容后面的意思是：你已经吃饱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
在美国，彩票发行单位对外签订较大的商务合同，一般都要搞招投标，而且透明度很高。没有中标的公司如果觉得评标不合理，或受到不公正待遇，可以起诉彩票发行单位，因此常常看到彩票关联公司和彩票发行单位一面作着生意又一面打着官司的局面。我很欣赏这种“运动员精神”：有争执找第三方仲裁，但生意照做，不受影响。行贿的事情不是没有，美国“奇泰克”公司在英国就出过丑闻。
招投标不是难事。公正的招投标，连一个居民小区都能做到，对于彩票发行单位来说，却这么难。原因何在？无他，对“黑箱操作”有特殊偏爱也。这个习惯最好改一改。（完）
政府用百姓的钱和商家做生意，必须通过公开的“招投标”来签订合同，这是国际惯例，我国也开始实行，但是从上文中我所提到的广东省福利彩票的招投标过程，似乎很有问题（本文还会讲到）。我认为不是招投标这种办法不好，而是招标单位本来就可能存心不良，从一开始就是“做秀”，整个招投标过程没有规范，不按程序办，无人监督等等。
我就参加和主持过一次比较公正的招投标。北京市的商品住宅楼越来越多，物业管理由谁来做，是个大问题。在大厦建成之初，物业管理公司由开发商指定，但是楼内居民达到一定数量后，如果对本楼物业管理不满意，可以成立业主委员会，用招投标办法来选择新的物业管理公司。北京市建国门外交部南面的那栋“京华豪园”，就是如此招聘物业公司的。招标书的范本由北京市物业管理办公室提供，内容很详细全面。业主委员会按照这个范本结合本楼情况和需要，产生本楼的招标书，由北京市“物业办”反复审查后批准使用，招标书必须向全楼居民公布两个星期，征求意见，最后向各大物业管理公司发出招标邀请。招标时间大概是一个月，收到的招标书封存起来。到了开标那一天，评标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其中业主委员会代表两人，业主委员会就推派了我（当时的主任）和另一位副主任为代表，参加评标。还有三人，由“物业专家”组成，我们都不认识，是开标前一天从市物业办提供的专家名单内抽签产生的。开标后，由各参加投标的物业公司做二十分钟的自我介绍，并答复问题，接着由评标委员会进行讨论，最后由这五位评标委员投票产生中标的物业公司。开标后由业主委员会和中标的物业管理公司签订合同，合同内容要完全符合投标书中的内容，物业公司的投标书实际就是物业管理合同的一部分。合同签订后，还要把合同送到朝阳区房地产局的“小区办”审核，确定完全符合招投标程序后，才能获得批准备案。我主持和参加了这个非常花费时间的招投标过程，其中细节极为琐碎烦人，但是后来发现不这么办不行，北京的居民不好惹，如果不这样做，后来的麻烦就大了去了。
根据我上文中那位陈总给我的报告，广东省福利彩票5000台终端机的招投标活动纯属“虚招”。据陈总进一步报告称，内部关节不仅已经全部打通，业内竞争者也获悉我厂产品已经内定，因此撤出竞标，以免自讨无趣。由于参加投标的人数太少，为了掩人耳目，还必须多找一两家做“托儿”。你猜这个“托儿”由谁来做？据陈总告诉我，这个活儿也由他承包了，改头换面罢了。有这么多黑幕，怪不得他对于中标如此有把握。陈总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
我在体育彩票期间，曾经参加过一次电脑彩票终端机的评选活动。这次活动的评选委员会委员由三人组成，以体育总局电子信息中心的戴维墉主任为首，另外两人是我（代表系统整合商）和体彩中心的来健（代表最终用户）。评选那天的早上，由各参加评选的厂商作产品介绍，答复问题，下午由评选小组开会讨论。上午听了几个小时的介绍和问答，各款终端机的优劣形势已经开始凸现。中午吃过午饭，正准备开评选小组会，上海体彩朱主任忽然出现，他带着那个参加评选的上海厂商，来找我个别谈话。他们两个喝得醉醺醺的，红着脸，不像是来找我谈问题，倒像是地痞流氓寻衅肇事，说话杀气重，不讲理，无非是要我接受那台来自上海的终端机。这个情景至今还给我留下难忘的深刻印象。当时我没有和他们两位多讲，说一切由评选小组决定。上海体彩主任出面为那位个体户厂商说辞，已经不正常，更何况那台来自上海的终端机不符合要求，当然不可能入选。对于特地从上海赶来的朱主任，我没有给他面子，没有买他的帐，肯定是已经罪了他，不知道将来他会给我什么麻烦。
你或许会问，既然这里面文章这么多，这些年来，你老刘就是干干净净，没有对体育彩票干过行贿之类的坏事？朋友，不论你提出这个问题是恶意还是好奇，我都可以实话告诉你：直到2003年初我撤出之前，我在体育彩票业内，一直吃“独食”，并且有长期合同为保证，我不仅不需要行贿，还有不少商家要对我行贿，想通过我踏入这个门槛呢！之所以会形成这个“独食”的局面，有其历史原因，如果你想知道，可以看看我以前所写的博客文章。简单说来，就是体育彩票发展初期，压力大（来自福利彩票），限制多（来自政府），因此风险大，这碗饭无人和我争。体育彩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就连称我为狼的“小羊”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我和体育彩票“共同成长”的过程，不是何大妈所歪曲的那样，似乎是体育彩票“引狼入室，养虎为患”了。我承担了别人不敢承担的风险，投入了努力和心血，赚了该赚的钱，不敢说有什么了不得的贡献，只希望何大妈不要得“红眼病”，冲我犯急。大家可以把我看作是一栋新大楼建成后由开发商所指定的第一任物业公司。但是当“蛋糕”做大了，大家都想分吃，“独食”的局面肯定不可能再维持下去，对此我有自知之明，在我离开体育彩票之前一两年，就开始鼓催用公开招标的办法来选择今后的合作商，但是听者不是对我“冷笑”，就是对我“奸笑”，我终于明白过来，在这两种笑容后面的意思是：你已经吃饱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
在美国，彩票发行单位对外签订较大的商务合同，一般都要搞招投标，而且透明度很高。没有中标的公司如果觉得评标不合理，或受到不公正待遇，可以起诉彩票发行单位，因此常常看到彩票关联公司和彩票发行单位一面作着生意又一面打着官司的局面。我很欣赏这种“运动员精神”：有争执找第三方仲裁，但生意照做，不受影响。行贿的事情不是没有，美国“奇泰克”公司在英国就出过丑闻。
招投标不是难事。公正的招投标，连一个居民小区都能做到，对于彩票发行单位来说，却这么难。原因何在？无他，对“黑箱操作”有特殊偏爱也。这个习惯最好改一改。（完）
一个背信弃义的人
原文发表于2006年8月
很多人还记得广州曾经有过一个“赛马会”，效仿香港马会，由广州市政府投资，未经国务院批准，在广州市近郊区建造了规模巨大的赛马场，公开赌马。赛马是正常的体育运动，赌马则是非法的，因此这个用赛马来博采的非法活动又采用了“有奖智力竞猜”之类名称，纯属作虚弄假。广州这么大一个南方城市，“广州赛马会”又如此规模庞大，赛马活动如此频繁，我相信中央不会不知道，大概是“一眼开，一眼闭”吧。也许因为这个“有奖智力竞猜”的赛马活动太成功了，中央没有人出声，广州方面有人就自作聪明，以为时机成熟，可以把它合法化了。他们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写文章，宣传赌马的好处，等于是逼中央表态。这下子就惹火烧身了，中央一声令下，把这个赛马会彻底关闭了。
广州赛马会结束后，原马会的失业人员纷纷自找出路。其中有一批电脑人员找到我公司门上来了，他们既有搞硬件的，也有搞软件的，为首的那位，名叫陈恒本。马会所用的电脑系统就是由这批人开发和搞起来的，他们不仅有赛马方面的实际经验，也有电脑彩票的经验，曾经卖过一批电脑彩票投注机给深圳福利彩票。人才难得，我就把他们全部收留了下来，在广州成立了“有龙公司”（专搞硬件）和“有仙公司”（专搞软件）。这些“广州赛马会”下来的人员，解决了自己的就业问题，不仅是我公司的雇员，还成为我的合伙人。陈恒本就任这两个公司的总经理。
2001-2002年间，电脑化的体育彩票需要一批读码机设备，在体彩主任孙晋芳主持下，进行公开评比，在我的努力和争取下，“有龙”公司所开发的读码机被选中。据当时的副主任张伟华告诉我，老袁知道“有龙”是我属下公司后，对于这个评比结果很不满意，硬插进了另外一家公司的产品。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可能是张自己在搞鬼，只是借老袁之名罢了。当时老袁已经决定排挤我，我觉得能争取到一半订单也就满足了。
2003年初，我决定撤出中国彩票市场，但是“有龙”和“有仙”这两个公司，在当时还有其他业务在做，一是正在争取广东省福利彩票电脑系统5000台终端机的订单，二是正在参与泰国电脑彩票系统的公开投标。公司负责人陈恒本对这两个项目都充满信心，希望我留下来。我告诉他我从公司撤出，是为他们着想，他们如果还要在这个行业里混，必须和我彻底“划清界限”，否则将来很难做福利或体育彩票的生意。为了不为难他们，我没有从这两家公司抽取一分钱利润，连原来的投资也没有抽出，等于是全盘白给他们了。他们对此都很满意。为了开发电脑彩票系统专用终端机和“热线系统”，我在这两个公司投了不少钱，到此全部放弃。
广东省福利彩票5000台电脑终端机的合同，通过公开招标来做。为了绕开我和福利彩票的“过节”，有龙公司通过中间商，改头换面之后参加竞标。根据公司陈总向我报告，这个投标活动纯属虚招，投标产品的价格内必须计入必须支付给有关人员的“好处费”。在我追问之下，他进一步说明这些好处费不是直接支付给广东省福利彩票有关人员的，而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关系户支付的，换句话说，福利彩票的“收贿”也不是直接的。他又说他和广东省福利彩票的主管人员私人关系很好，对公司情况了解，所有关节已经全部打通。我不知道他这些说法是否属实，也怀疑是他自己搞鬼，从中获利，但是我看出他已经进入“雷区”，这也是我决定退出的原因之一。有了这种复杂问题，赚钱再多我也不要。我撤出这两家公司后不久，他们通知我说广东省福利彩票的终端机合同已经中标。我向他们表示祝贺，问他们执行合同所需资本从哪里来，陈总说已经找到了新的投资人。
我对参加泰国电脑彩票系统的投标从一开始就不感兴趣，因为竞争的对手是已经在泰国活动多年的美国“奇太克”公司，无论在资金和技术等各方面我们都不如，获胜的机会很微，但是泰国的合作方是我的关系，他们和泰国政府关系比较硬，在其他项目上竞标成功。他们坚决要做下去。我和陈总商定，我仍然按照原定计划撤出“有龙”和“有仙”两公司，但是泰国的这单生意可以单独处理，我仍然负责联系泰国合伙人，参与国外的有关工作，如果成功，我有权分成。泰国合伙公司，陈总和我这三方面都表示同意，还为此签订了书面合同。
泰国的公开招标一拖再拖，就在正式开始招标的前夕，我的泰国合伙人给我发来一个电子邮件，说他们收到广州陈总来函，大意是刘国生已经“过期无用”了，应将我排除在外，他和泰方两家就可以了。我说我不相信有这种事，能否把陈总的信给我看看，泰国合伙人果然把陈总的信发了一个副本给我，证明属实。我就对泰国合伙人说：你们自己决定吧。泰国合伙人决定遵守合同，拒绝了陈总的要求。此事令我大大丢脸，不是因为陈总的“背叛”，而是我们中国人的“窝里斗”暴露在泰国合伙公司（其中有美国人，瑞典人和泰国人）面前了，事情还没有成功，先让老外看笑话。这个陈总可能因为在广东省福彩那里赚了点钱，得意忘形得离谱了。
我没有把泰国合伙人已经向我公开了陈总“叛变”这件事告诉他本人，也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我看准了这个投标不会成功。果然，开标后的结果是美国“奇太克”公司中标。
最近我听说这个陈总参加了体育彩票的终端机评比活动，产品得分很高，但是由于北京体彩的任军不接受他，没有入选。（完）
很多人还记得广州曾经有过一个“赛马会”，效仿香港马会，由广州市政府投资，未经国务院批准，在广州市近郊区建造了规模巨大的赛马场，公开赌马。赛马是正常的体育运动，赌马则是非法的，因此这个用赛马来博采的非法活动又采用了“有奖智力竞猜”之类名称，纯属作虚弄假。广州这么大一个南方城市，“广州赛马会”又如此规模庞大，赛马活动如此频繁，我相信中央不会不知道，大概是“一眼开，一眼闭”吧。也许因为这个“有奖智力竞猜”的赛马活动太成功了，中央没有人出声，广州方面有人就自作聪明，以为时机成熟，可以把它合法化了。他们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写文章，宣传赌马的好处，等于是逼中央表态。这下子就惹火烧身了，中央一声令下，把这个赛马会彻底关闭了。
广州赛马会结束后，原马会的失业人员纷纷自找出路。其中有一批电脑人员找到我公司门上来了，他们既有搞硬件的，也有搞软件的，为首的那位，名叫陈恒本。马会所用的电脑系统就是由这批人开发和搞起来的，他们不仅有赛马方面的实际经验，也有电脑彩票的经验，曾经卖过一批电脑彩票投注机给深圳福利彩票。人才难得，我就把他们全部收留了下来，在广州成立了“有龙公司”（专搞硬件）和“有仙公司”（专搞软件）。这些“广州赛马会”下来的人员，解决了自己的就业问题，不仅是我公司的雇员，还成为我的合伙人。陈恒本就任这两个公司的总经理。
2001-2002年间，电脑化的体育彩票需要一批读码机设备，在体彩主任孙晋芳主持下，进行公开评比，在我的努力和争取下，“有龙”公司所开发的读码机被选中。据当时的副主任张伟华告诉我，老袁知道“有龙”是我属下公司后，对于这个评比结果很不满意，硬插进了另外一家公司的产品。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可能是张自己在搞鬼，只是借老袁之名罢了。当时老袁已经决定排挤我，我觉得能争取到一半订单也就满足了。
2003年初，我决定撤出中国彩票市场，但是“有龙”和“有仙”这两个公司，在当时还有其他业务在做，一是正在争取广东省福利彩票电脑系统5000台终端机的订单，二是正在参与泰国电脑彩票系统的公开投标。公司负责人陈恒本对这两个项目都充满信心，希望我留下来。我告诉他我从公司撤出，是为他们着想，他们如果还要在这个行业里混，必须和我彻底“划清界限”，否则将来很难做福利或体育彩票的生意。为了不为难他们，我没有从这两家公司抽取一分钱利润，连原来的投资也没有抽出，等于是全盘白给他们了。他们对此都很满意。为了开发电脑彩票系统专用终端机和“热线系统”，我在这两个公司投了不少钱，到此全部放弃。
广东省福利彩票5000台电脑终端机的合同，通过公开招标来做。为了绕开我和福利彩票的“过节”，有龙公司通过中间商，改头换面之后参加竞标。根据公司陈总向我报告，这个投标活动纯属虚招，投标产品的价格内必须计入必须支付给有关人员的“好处费”。在我追问之下，他进一步说明这些好处费不是直接支付给广东省福利彩票有关人员的，而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关系户支付的，换句话说，福利彩票的“收贿”也不是直接的。他又说他和广东省福利彩票的主管人员私人关系很好，对公司情况了解，所有关节已经全部打通。我不知道他这些说法是否属实，也怀疑是他自己搞鬼，从中获利，但是我看出他已经进入“雷区”，这也是我决定退出的原因之一。有了这种复杂问题，赚钱再多我也不要。我撤出这两家公司后不久，他们通知我说广东省福利彩票的终端机合同已经中标。我向他们表示祝贺，问他们执行合同所需资本从哪里来，陈总说已经找到了新的投资人。
我对参加泰国电脑彩票系统的投标从一开始就不感兴趣，因为竞争的对手是已经在泰国活动多年的美国“奇太克”公司，无论在资金和技术等各方面我们都不如，获胜的机会很微，但是泰国的合作方是我的关系，他们和泰国政府关系比较硬，在其他项目上竞标成功。他们坚决要做下去。我和陈总商定，我仍然按照原定计划撤出“有龙”和“有仙”两公司，但是泰国的这单生意可以单独处理，我仍然负责联系泰国合伙人，参与国外的有关工作，如果成功，我有权分成。泰国合伙公司，陈总和我这三方面都表示同意，还为此签订了书面合同。
泰国的公开招标一拖再拖，就在正式开始招标的前夕，我的泰国合伙人给我发来一个电子邮件，说他们收到广州陈总来函，大意是刘国生已经“过期无用”了，应将我排除在外，他和泰方两家就可以了。我说我不相信有这种事，能否把陈总的信给我看看，泰国合伙人果然把陈总的信发了一个副本给我，证明属实。我就对泰国合伙人说：你们自己决定吧。泰国合伙人决定遵守合同，拒绝了陈总的要求。此事令我大大丢脸，不是因为陈总的“背叛”，而是我们中国人的“窝里斗”暴露在泰国合伙公司（其中有美国人，瑞典人和泰国人）面前了，事情还没有成功，先让老外看笑话。这个陈总可能因为在广东省福彩那里赚了点钱，得意忘形得离谱了。
我没有把泰国合伙人已经向我公开了陈总“叛变”这件事告诉他本人，也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我看准了这个投标不会成功。果然，开标后的结果是美国“奇太克”公司中标。
最近我听说这个陈总参加了体育彩票的终端机评比活动，产品得分很高，但是由于北京体彩的任军不接受他，没有入选。（完）
“补课”
原文发表于2006年8月
离开中国彩票市场三年多之后，我对目前中国彩票市场的实况确实了解有限。我所写的博克，毕竟是“回忆录”性质，讲的大都是过去的事。一位不相识的朋友把“2004体彩大盘点”系列的六篇文章发给我作为参考，令我大长见识。对我来说是起了“补课”的作用。
这六篇已经在《北京晚报》上发表过的文章是：
http://news.tom.com/1002/20041228-1698539.html“金银彩创造短命记录”
http://news.tom.com/1002/20041217-1659830.html“进球彩赔了夫人又折兵”
http://news.tom.com/1002/20041224-1685302.html“4大杯赛仓促上阵草草收兵”
http://news.tom.com/1002/20041221-1672994.html“7星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http://news.sohu.com/20050104/n223779908.shtml“排列3后患无穷”
（链接待补）“胜负彩病毒何时消除”
光看这些文章的题目就很触目惊心，从这里我看到体彩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也开始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对我所写的有关彩票的博客文章反应如此强烈。
写“大盘点”系列的“曾佑”先生显然是对彩票有研究的人，他对这些彩票玩法的分析比我专业得多，而且就事论事，没有什么个人意气，如果有的话，就是他对体育彩票的忧心忡忡。
顺便讲几句：
我的文章中的确带有个人情绪，对此我从不否认。有人会发现，我在写这个博客之初，就已经在某文中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决定不隐瞒自己的情绪，到我这个年纪，压抑或隐瞒自己的感情会得癌症，不值。更何况你提出的观点再正确，只要触及个人利益，他就指你是泄私愤,这种指责躲也躲不了，还不如怎么想就怎么说，来得痛快（不适用于年轻人）。有心人会从文章内找到实质内容，不会受文中个人情绪的干扰。
这几天很多人通过电子邮件向我表达意见。这些好意见为什么不直接在网页上公开发表呢？大概是不愿意参加那种乌烟瘴气的骂战。这些意见我都会逐一借用。
还有人送来了各种揭发材料。这些材料的内容不论有多丰富，由于写的人是匿名的，我无法采用。你给我提意见或建议可以匿名，你要骂我也可以匿名，但是你揭发某人某事，最好用真姓实名，否则建议你直接送公检单位。
彩票这个题目将继续探讨下去。有一件事我可以保证办到：等正反各类意见发表得比较充分了，我将把有关彩票问题的争议，连同评论意见，打印成册，亲自送达财政部有关领导之手。（完）
离开中国彩票市场三年多之后，我对目前中国彩票市场的实况确实了解有限。我所写的博克，毕竟是“回忆录”性质，讲的大都是过去的事。一位不相识的朋友把“2004体彩大盘点”系列的六篇文章发给我作为参考，令我大长见识。对我来说是起了“补课”的作用。
这六篇已经在《北京晚报》上发表过的文章是：
http://news.tom.com/1002/20041228-1698539.html“金银彩创造短命记录”
http://news.tom.com/1002/20041217-1659830.html“进球彩赔了夫人又折兵”
http://news.tom.com/1002/20041224-1685302.html“4大杯赛仓促上阵草草收兵”
http://news.tom.com/1002/20041221-1672994.html“7星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http://news.sohu.com/20050104/n223779908.shtml“排列3后患无穷”
（链接待补）“胜负彩病毒何时消除”
光看这些文章的题目就很触目惊心，从这里我看到体彩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也开始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对我所写的有关彩票的博客文章反应如此强烈。
写“大盘点”系列的“曾佑”先生显然是对彩票有研究的人，他对这些彩票玩法的分析比我专业得多，而且就事论事，没有什么个人意气，如果有的话，就是他对体育彩票的忧心忡忡。
顺便讲几句：
我的文章中的确带有个人情绪，对此我从不否认。有人会发现，我在写这个博客之初，就已经在某文中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决定不隐瞒自己的情绪，到我这个年纪，压抑或隐瞒自己的感情会得癌症，不值。更何况你提出的观点再正确，只要触及个人利益，他就指你是泄私愤,这种指责躲也躲不了，还不如怎么想就怎么说，来得痛快（不适用于年轻人）。有心人会从文章内找到实质内容，不会受文中个人情绪的干扰。
这几天很多人通过电子邮件向我表达意见。这些好意见为什么不直接在网页上公开发表呢？大概是不愿意参加那种乌烟瘴气的骂战。这些意见我都会逐一借用。
还有人送来了各种揭发材料。这些材料的内容不论有多丰富，由于写的人是匿名的，我无法采用。你给我提意见或建议可以匿名，你要骂我也可以匿名，但是你揭发某人某事，最好用真姓实名，否则建议你直接送公检单位。
彩票这个题目将继续探讨下去。有一件事我可以保证办到：等正反各类意见发表得比较充分了，我将把有关彩票问题的争议，连同评论意见，打印成册，亲自送达财政部有关领导之手。（完）
见好就收是上策
原文发表于2006年8月
2002年，体育彩票的销量达到和超过了福利彩票，使全世界彩票业对中国体育彩票刮目相看。2003年初我退出体育彩票之时，香港的一位“大财主”开始介入。这位财主大大有名，是香港首富之一，有钱，有地位，又有人才，我老刘不能和他相比。如果体育彩票与他合作，我老刘绝对甘拜下风，立马把位子腾出来让给他。这位“大财主”进入时，老袁亲自给体育总局做介绍，说这人他见过，印象不错，可以合作。不久后体育总局就和“大财主”签订合作协议，何大妈当上了合作公司的头。据说合作公司的业务内容是建立整个体育系统的因特网，含“体育彩票的网上销售”。体育产业的前途谁都看好，“大财主”签下了这样的合同，当然满怀信心，他回去就组织人马，开始投资，两三年下来，投入了上亿港元。
“大财主”做梦也没有想到，三年下来，也不知道是体育总局各管理中心不合作，还是何大妈光吃喝不干活，合作公司没有和体育实打实的做成一单生意。整个合作公司，就和体育总局自建的彩票印制厂那样，三年不开张。看来老袁与何大妈，不仅大量浪费国家钱财，也把人家“大财主”的钱给坑了。
我老刘总算还赚了点钱才离开体育的，这位“大财主”整亿的往里扔，什么回报也没有看见。他招谁惹谁了？虽然“大财主”有的是钱，但毕竟扔进去的是“亿”，也心疼，更何况是香港股民的钱，不好交待。
当年总局党组通过决议与我合组公司，老袁在党组会上举手赞成，会后拖延不办，倒也罢了。现在这是和人家“大财主”白纸黑字正式签订的合同，其后果惨不忍睹。每次想到“大财主”的遭遇，我的气就平了很多，使我觉得我的出局倒是对了，见好就收，早点走人，我袋袋平安，他拿我没办法。如果三年前他把我留住，搞什么大项目，要我把赚到手的钱再投回去，没准我还真会入他这个套。好险！
坏人当道的后果就是这样，谁沾上谁倒霉。何大妈本应引咎辞职，退出合作公司，没想到她很不自觉，赖在人家那里白吃白喝，直到最近，大概“大财主”忍无可忍了，才把她给请走了。
据说“大财主”最近找总局新领导商量，希望挽回一些损失，开展一些业务，看来一时不会有什么结果。（完）
2002年，体育彩票的销量达到和超过了福利彩票，使全世界彩票业对中国体育彩票刮目相看。2003年初我退出体育彩票之时，香港的一位“大财主”开始介入。这位财主大大有名，是香港首富之一，有钱，有地位，又有人才，我老刘不能和他相比。如果体育彩票与他合作，我老刘绝对甘拜下风，立马把位子腾出来让给他。这位“大财主”进入时，老袁亲自给体育总局做介绍，说这人他见过，印象不错，可以合作。不久后体育总局就和“大财主”签订合作协议，何大妈当上了合作公司的头。据说合作公司的业务内容是建立整个体育系统的因特网，含“体育彩票的网上销售”。体育产业的前途谁都看好，“大财主”签下了这样的合同，当然满怀信心，他回去就组织人马，开始投资，两三年下来，投入了上亿港元。
“大财主”做梦也没有想到，三年下来，也不知道是体育总局各管理中心不合作，还是何大妈光吃喝不干活，合作公司没有和体育实打实的做成一单生意。整个合作公司，就和体育总局自建的彩票印制厂那样，三年不开张。看来老袁与何大妈，不仅大量浪费国家钱财，也把人家“大财主”的钱给坑了。
我老刘总算还赚了点钱才离开体育的，这位“大财主”整亿的往里扔，什么回报也没有看见。他招谁惹谁了？虽然“大财主”有的是钱，但毕竟扔进去的是“亿”，也心疼，更何况是香港股民的钱，不好交待。
当年总局党组通过决议与我合组公司，老袁在党组会上举手赞成，会后拖延不办，倒也罢了。现在这是和人家“大财主”白纸黑字正式签订的合同，其后果惨不忍睹。每次想到“大财主”的遭遇，我的气就平了很多，使我觉得我的出局倒是对了，见好就收，早点走人，我袋袋平安，他拿我没办法。如果三年前他把我留住，搞什么大项目，要我把赚到手的钱再投回去，没准我还真会入他这个套。好险！
坏人当道的后果就是这样，谁沾上谁倒霉。何大妈本应引咎辞职，退出合作公司，没想到她很不自觉，赖在人家那里白吃白喝，直到最近，大概“大财主”忍无可忍了，才把她给请走了。
据说“大财主”最近找总局新领导商量，希望挽回一些损失，开展一些业务，看来一时不会有什么结果。（完）
彩票是个好题目
原文发表于2006年8月
我每天起床后三件大事：打高尔夫球，买菜做饭，哄老婆高兴。最近两三个月，增加了一个新项目，写博客，每天一篇，作为脑部运动，效果不错，“老年痴呆”见好，“脑积水”下降，不必再买“脑白金”了。
这个博客项目实在好，给我一个机会回忆过去，评论现在，展望将来。有人说这是现代化的“大字报”，我同意。最大的好处是有人在网上和我交流，生活多姿多彩。虽然经常挨骂，但是就和做菜加辣那样，起到提味的作用，其后果是网页的点击率激增十倍。要不大打出手，哪来这么多人围观看热闹？有这么多人捧场，令我很高兴。
前两天一位五十年没见面的中小学同学来访，在家住了一晚。这位同学是李鸿章的后代，现在在苏州退休，第一次来美国，很高兴。他说他现在不问世间事，就不会烦躁，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劝我不要管那么多闲事。我说我完全可以过一种世外桃园的生活，与世无争，但是我的个性就是爱管闲事，看见不公平的事就想说出来才痛快。如果有话不说，反而难受。每人情况不同，但是各有各的活法。
我的赞扬犹太人的文章获得好评。上星期有朋友从西岸过来一起打球，说他公司的犹太上司大胆提拔犹太人，即便这个下属不咋的，但是他的犹太上司就敢提拔他，如果换成中国人当上司，可能反而不敢提拔中国人。我说我们中国人如果不“窝里斗”就很不错了，还想提拔？
我写了十篇“丑陋的中国人”短文，有人对我说：你所说的这些毛病，你自己全有。这话一点没错，我早就说过：半斤八两，彼此彼此。重要的是大家知道自己的缺点，才能改。怕就怕不承认，那么就永远改不了了。这些短文发表后，我原准备受到围攻，挨一场批斗，没想到无人理我，既没有人指责我侮辱中华民族，也没有人指责我发泄私愤，更没有人骂我是美国人的走狗，令我感到意外。仔细一想，明白了。我在这些文章里骂得再狠，也无关痛痒，因为没有触及任何具体人的具体利益，就是这么简单。
有关彩票的文章，本来写了十篇，到上月十二号，想说的话已经说完了，决定停笔。不知道从哪里蹦出一头“小羊”，骂我为“狼”，使我不得不再回敬十篇。写到“内部作弊”问题时，不小心捅了马蜂窝，触及一些人的具体利益了。虽然知道闯祸，已经晚了，但是博客的点击率也是这个时候上去的。在这群马蜂中，我看到了何大妈的身影，她终于接招了。
有人问：你知道这么多事，为什么当年不说，现在来说，显然是在泄私愤。当年我在行业内，我的责任是确保产品质量，准时交货，我的职业道德不允许我去干预客户的业务政策和行政。这就好像律师为客户提供服务时，不能泄露当事人的秘密，也不能出卖他。我在业时，也提过很多意见和建议，其中也有不少被接纳，只是最后三年中，由于老袁发动打“内战”，成了敌我矛盾，就是再好的意见，也被否定。现在我是自由人，爱说什么说什么，只要以事实为依据。彩票是社会公益事业，每个人都有发言权。
看来彩票是个好题目，内容太丰富了，值得继续写。但是为了不干扰新上任的体彩主任的工作，以彩票为主题的博客暂停出炉。让我老刘休息几天再说吧。（完）
我每天起床后三件大事：打高尔夫球，买菜做饭，哄老婆高兴。最近两三个月，增加了一个新项目，写博客，每天一篇，作为脑部运动，效果不错，“老年痴呆”见好，“脑积水”下降，不必再买“脑白金”了。
这个博客项目实在好，给我一个机会回忆过去，评论现在，展望将来。有人说这是现代化的“大字报”，我同意。最大的好处是有人在网上和我交流，生活多姿多彩。虽然经常挨骂，但是就和做菜加辣那样，起到提味的作用，其后果是网页的点击率激增十倍。要不大打出手，哪来这么多人围观看热闹？有这么多人捧场，令我很高兴。
前两天一位五十年没见面的中小学同学来访，在家住了一晚。这位同学是李鸿章的后代，现在在苏州退休，第一次来美国，很高兴。他说他现在不问世间事，就不会烦躁，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劝我不要管那么多闲事。我说我完全可以过一种世外桃园的生活，与世无争，但是我的个性就是爱管闲事，看见不公平的事就想说出来才痛快。如果有话不说，反而难受。每人情况不同，但是各有各的活法。
我的赞扬犹太人的文章获得好评。上星期有朋友从西岸过来一起打球，说他公司的犹太上司大胆提拔犹太人，即便这个下属不咋的，但是他的犹太上司就敢提拔他，如果换成中国人当上司，可能反而不敢提拔中国人。我说我们中国人如果不“窝里斗”就很不错了，还想提拔？
我写了十篇“丑陋的中国人”短文，有人对我说：你所说的这些毛病，你自己全有。这话一点没错，我早就说过：半斤八两，彼此彼此。重要的是大家知道自己的缺点，才能改。怕就怕不承认，那么就永远改不了了。这些短文发表后，我原准备受到围攻，挨一场批斗，没想到无人理我，既没有人指责我侮辱中华民族，也没有人指责我发泄私愤，更没有人骂我是美国人的走狗，令我感到意外。仔细一想，明白了。我在这些文章里骂得再狠，也无关痛痒，因为没有触及任何具体人的具体利益，就是这么简单。
有关彩票的文章，本来写了十篇，到上月十二号，想说的话已经说完了，决定停笔。不知道从哪里蹦出一头“小羊”，骂我为“狼”，使我不得不再回敬十篇。写到“内部作弊”问题时，不小心捅了马蜂窝，触及一些人的具体利益了。虽然知道闯祸，已经晚了，但是博客的点击率也是这个时候上去的。在这群马蜂中，我看到了何大妈的身影，她终于接招了。
有人问：你知道这么多事，为什么当年不说，现在来说，显然是在泄私愤。当年我在行业内，我的责任是确保产品质量，准时交货，我的职业道德不允许我去干预客户的业务政策和行政。这就好像律师为客户提供服务时，不能泄露当事人的秘密，也不能出卖他。我在业时，也提过很多意见和建议，其中也有不少被接纳，只是最后三年中，由于老袁发动打“内战”，成了敌我矛盾，就是再好的意见，也被否定。现在我是自由人，爱说什么说什么，只要以事实为依据。彩票是社会公益事业，每个人都有发言权。
看来彩票是个好题目，内容太丰富了，值得继续写。但是为了不干扰新上任的体彩主任的工作，以彩票为主题的博客暂停出炉。让我老刘休息几天再说吧。（完）
要“脱胎换骨，彻底改革”
原文发表于2006年8月
新的彩票主任就快上任了。已经有人表示悲观，认为“体彩”和“足协”一样，谁来了也干不好。我不以为然。我相信“物极必反”这个道理。体育彩票在经受了“销量下滑，审计出事，丑闻频传，主任进监”这一系列打击之后，可以说是背到底了，今后应该开始回升向好，关键就在于你这位新主任能否担当这个大任，引导体育彩票走出这个低谷。
在网上看到有省市体彩主任发表意见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恢复彩民对体育彩票的信心。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但是如何来恢复彩民的信心？有些人仍然坚持要把问题捂住。这是“鸵鸟政策”。我的观点是不怕大胆暴露问题，就怕不肯解决问题。大家都知道存在问题，有些人以为捅开问题，天就会塌下来，但是你越捂，人家越不放心，更怀疑你有私心，倒不如摊开来，只要你是堂堂正正的，怕什么？你把问题摊开，别人觉得你没有私心，倒是相信你了，一定会来支持你。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问题都有解决办法。天不会塌下来，彩票的销售不会受到影响。
要挽回彩民对体育彩票的信心，使销量上升，关键在于体育彩票必须“脱胎换骨，彻底改革”。现在这个彩票架构的实际情况是自己卖彩票，自己印彩票（印不出来是另一回事），自己开发电脑软件，自己使用软件，自己开奖，自己决定中奖人数和奖金金额，自己验证中奖彩票。这么多个“自己”，就成为一个“黑箱”了，谁敢信你。要恢复彩民信心，就必须引入大量的监督机制，要在这个问题上的步伐远远快过福利彩票，要把体育彩票的透明度提高到远远超过福利彩票。我在讨论电脑彩票“内部作弊”的文章中，已经提供了一个简便有效的监督彩票数据封存的方案，你以为如何？希望你采纳使用。
在孙晋芳主管的三年内，尽管老袁已经下令“踢我出局”，孙晋芳处境十分艰难，但是我和孙晋芳的合作却仍然是愉快远多于不快。何慧娴不断从中挑拨我和孙的关系（这是何大妈的专长），希望我们撕破脸打起来，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在这三年内，彩票的运作没有出现重大失误，彩票销售直线上升。我和孙都退出后，张伟华当政，按说应该天下太平了，但是在何慧娴主管之下，体彩中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窝里斗”，张伟华和刘锋之间的互相掐架，闹得不可开交，让福利彩票看足了笑话。这前三年和后三年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此。我希望你吸取教训，广开言路，听取大家的意见，包括我这些有“私心”加“私愤”的人的意见，绝对不要再对任何人心存偏见，搞“窝里斗”。任何意见，不问出处，不问动机，只要是好的，对彩票有利，就大胆采纳。对于不同意见，要允许争论，没有必要上纲上线，查人祖宗三代。
我愿意做你的义务顾问，不收你一分钱顾问费，也不需要任何名义。我只需要你有一颗真诚的心。只要你有这颗心，我一定会支持你。如果你愿意在网上和我公开讨论问题，我最欢迎，增加透明度嘛。如果你认为不方便，也可以给我发电子邮件，交换意见。你在北京，我在纽约，咱们不见面，不接触，只谈问题。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不讨论，只谈将来，你看如何？我的电子邮址就在左边的“公告”栏目内。
顺便告诉你，我只知道你要上任了，并不知道你尊姓大名。（完）
新的彩票主任就快上任了。已经有人表示悲观，认为“体彩”和“足协”一样，谁来了也干不好。我不以为然。我相信“物极必反”这个道理。体育彩票在经受了“销量下滑，审计出事，丑闻频传，主任进监”这一系列打击之后，可以说是背到底了，今后应该开始回升向好，关键就在于你这位新主任能否担当这个大任，引导体育彩票走出这个低谷。
在网上看到有省市体彩主任发表意见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恢复彩民对体育彩票的信心。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但是如何来恢复彩民的信心？有些人仍然坚持要把问题捂住。这是“鸵鸟政策”。我的观点是不怕大胆暴露问题，就怕不肯解决问题。大家都知道存在问题，有些人以为捅开问题，天就会塌下来，但是你越捂，人家越不放心，更怀疑你有私心，倒不如摊开来，只要你是堂堂正正的，怕什么？你把问题摊开，别人觉得你没有私心，倒是相信你了，一定会来支持你。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问题都有解决办法。天不会塌下来，彩票的销售不会受到影响。
要挽回彩民对体育彩票的信心，使销量上升，关键在于体育彩票必须“脱胎换骨，彻底改革”。现在这个彩票架构的实际情况是自己卖彩票，自己印彩票（印不出来是另一回事），自己开发电脑软件，自己使用软件，自己开奖，自己决定中奖人数和奖金金额，自己验证中奖彩票。这么多个“自己”，就成为一个“黑箱”了，谁敢信你。要恢复彩民信心，就必须引入大量的监督机制，要在这个问题上的步伐远远快过福利彩票，要把体育彩票的透明度提高到远远超过福利彩票。我在讨论电脑彩票“内部作弊”的文章中，已经提供了一个简便有效的监督彩票数据封存的方案，你以为如何？希望你采纳使用。
在孙晋芳主管的三年内，尽管老袁已经下令“踢我出局”，孙晋芳处境十分艰难，但是我和孙晋芳的合作却仍然是愉快远多于不快。何慧娴不断从中挑拨我和孙的关系（这是何大妈的专长），希望我们撕破脸打起来，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在这三年内，彩票的运作没有出现重大失误，彩票销售直线上升。我和孙都退出后，张伟华当政，按说应该天下太平了，但是在何慧娴主管之下，体彩中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窝里斗”，张伟华和刘锋之间的互相掐架，闹得不可开交，让福利彩票看足了笑话。这前三年和后三年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此。我希望你吸取教训，广开言路，听取大家的意见，包括我这些有“私心”加“私愤”的人的意见，绝对不要再对任何人心存偏见，搞“窝里斗”。任何意见，不问出处，不问动机，只要是好的，对彩票有利，就大胆采纳。对于不同意见，要允许争论，没有必要上纲上线，查人祖宗三代。
我愿意做你的义务顾问，不收你一分钱顾问费，也不需要任何名义。我只需要你有一颗真诚的心。只要你有这颗心，我一定会支持你。如果你愿意在网上和我公开讨论问题，我最欢迎，增加透明度嘛。如果你认为不方便，也可以给我发电子邮件，交换意见。你在北京，我在纽约，咱们不见面，不接触，只谈问题。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不讨论，只谈将来，你看如何？我的电子邮址就在左边的“公告”栏目内。
顺便告诉你，我只知道你要上任了，并不知道你尊姓大名。（完）
醒醒吧，体育彩票！
原文发表于2006年8月
接受《有平》先生的建议，关于彩票作弊问题，我就点到为止，不再多说了。欢迎大家继续对我的文章自由发表意见。我以前的博客短文，往往指名道姓，唯独这最后的讨论电脑彩票内部作弊问题的短文，没有和任何人挂钩，而且也没有针对体育彩票，因为福利彩票存在同样的问题。但是文章发表后，就跟捅了马蜂窝一样，反映强烈，正好从反面证明了这个问题的存在。看来是侵犯了一些人（体育和福利的都有）的既得利益，这些人打着维护彩票利益的大旗，未必希望关闭内部作弊的大门。
冷静思考问题的人会发现：我在提出电脑彩票内部作弊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解决办法。我在文中提出了两条可以立即实施的防范措施。第一条措施是增加一套数据备份送公证单位，允许公证单位参与中奖彩票（只限大奖）的验证。这条措施简单有效，透明度高，又不花什么钱，何乐而不为？第二条措施是恢复我在电脑彩票背面的控制编号，这条措施实现起来比较复杂，要有特殊的打号设备在彩票背面打号，发行单位往下发放空白彩票时，要办理登记手续等等。
上述第一条建议，我在几年前就提出来了，无人理睬。现在我在网上公开提出来，很有可能被福利彩票抢先采用。我对目前国内电脑彩票的发行情况不很清楚，如果这条建议已经被有关部门采纳和实施，那就是好事。上述第二条建议，过去印制方面所增加的费用和投资由我承担了，因此这条建议提出后就被接受，但是在彩票中心应该做的事情做了没有，就不在我控制范围以内了。现在发现这条措施被取消，我估计一是体彩中心认为这条保护措施是多余的，二是怕麻烦，不愿实施。
我所反复论证的，就是电脑彩票内部作弊的可能性。我说“作弊的大门还敞开着”，有人提出“绝对不可能”，这是两个针锋相对的论点，很值得大家参加争论。不管谁对谁错，都对彩票有益。
彩票作弊这种事，你越说不可能，别人越不信你。应该说：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我们就要采取措施来杜绝它。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接受《有平》先生的建议，关于彩票作弊问题，我就点到为止，不再多说了。欢迎大家继续对我的文章自由发表意见。我以前的博客短文，往往指名道姓，唯独这最后的讨论电脑彩票内部作弊问题的短文，没有和任何人挂钩，而且也没有针对体育彩票，因为福利彩票存在同样的问题。但是文章发表后，就跟捅了马蜂窝一样，反映强烈，正好从反面证明了这个问题的存在。看来是侵犯了一些人（体育和福利的都有）的既得利益，这些人打着维护彩票利益的大旗，未必希望关闭内部作弊的大门。
冷静思考问题的人会发现：我在提出电脑彩票内部作弊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解决办法。我在文中提出了两条可以立即实施的防范措施。第一条措施是增加一套数据备份送公证单位，允许公证单位参与中奖彩票（只限大奖）的验证。这条措施简单有效，透明度高，又不花什么钱，何乐而不为？第二条措施是恢复我在电脑彩票背面的控制编号，这条措施实现起来比较复杂，要有特殊的打号设备在彩票背面打号，发行单位往下发放空白彩票时，要办理登记手续等等。
上述第一条建议，我在几年前就提出来了，无人理睬。现在我在网上公开提出来，很有可能被福利彩票抢先采用。我对目前国内电脑彩票的发行情况不很清楚，如果这条建议已经被有关部门采纳和实施，那就是好事。上述第二条建议，过去印制方面所增加的费用和投资由我承担了，因此这条建议提出后就被接受，但是在彩票中心应该做的事情做了没有，就不在我控制范围以内了。现在发现这条措施被取消，我估计一是体彩中心认为这条保护措施是多余的，二是怕麻烦，不愿实施。
我所反复论证的，就是电脑彩票内部作弊的可能性。我说“作弊的大门还敞开着”，有人提出“绝对不可能”，这是两个针锋相对的论点，很值得大家参加争论。不管谁对谁错，都对彩票有益。
彩票作弊这种事，你越说不可能，别人越不信你。应该说：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我们就要采取措施来杜绝它。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彩票作弊“奥妙”多（3.1）
原文发表于2006年8月
我的关于电脑彩票作弊的短文发表前，已经预见会有人不信此事，因为没有实际证据，这正是我所说的“不见棺材不流泪”，你没有抬出“棺材”来，他就振振有词了。我们每次都要等见了棺材才采取行动吗？西安体彩抬出来的那副“棺材”还不够吗？要抬出多少副“棺材”才能令你为彩票“流泪”？
有人揭露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是“泄私愤”，他不探讨电脑作弊是否有可能，防止电脑作弊是否有必要，先来探讨提出问题的人动机如何。有人对我进行恐吓，说什么“多行不义必自毙”。更有人放出“政治冷箭”，问我是不是美国人教我这么干的。这种评论放在网上让大家看看，虽然是匿名的，一样丢脸。
当我提出即开型彩票“规模销售”应尽快改为“分散销售”的建议时，我还在印制即开型彩票，如果停止“规模销售”，这种彩票的印制也就势必停止，而“分散销售”谈何容易，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规模。即开型彩票的技术含量高，利润好，但是我眼看“规模销售”在全国各地造成打砸烧抢的后果，觉得有可能把即开型彩票这只“会生蛋的老母鸡”给扼杀了，才提出这些建议的。现在很多人连这一点点远见都没有。如果你说其中有我的利益，也没错。我撤出中国彩票市场后，这只“老母鸡”就是活活被扼杀了。
如果说有什么“私愤”的话，那就是刘亮小朋友的遭遇太令我愤慨不平了。这位小朋友中了彩票，卖彩票的不仅不给发奖，还要诬蔑他作弊，差点把他的那条小命给害了，把他的一生给毁了。
只有一位朋友提出了比较实质性的看法，值得探讨。他说电脑数据在彩票开奖之前就已经封存了，因此“绝对不可能作弊”。
我作为参与过电脑彩票软件开发的人员之一，当然知道开奖前要封存数据，要做备份。数据库本身也有各种防范措施，例如任何人进入数据库，对数据进行任何修改，电脑都会自动登记进入的时间，进入者的身份密码，以及他在数据库内干了些什么，等等。有一点我必须承认：我本人不是电脑工程师，还希望这方面的专家多多发表意见。如果我说得不对，请指正，但是“绝对不可能作弊”这个结论，不宜下得太早。
我所提出来的问题，不在于电脑技术能否防范作弊，而在于各种防范措施是否得以执行，如何进行监督，特别是像我这种不懂电脑的人应该如何监督电脑人员，如何防范高科技犯罪。
对此，我曾经提出建议：电脑数据在开奖前不仅必须备份，还应该建立制度，把这个数据备份送到公证单位封存。只有在公证单位收到数据备份后，彩票中心的数据封存才是可信的。开奖后，大奖彩票除了要送到彩票中心验证外，还要送到公证单位用备份数据进行验证。只有这两个验证都通过了，中奖彩票才算有效。我还曾经提出建议，为了使公证单位的工作人员参与验证，我们应该为他们设计专用软件，使得他们的验证既简单方便又准确快速，没有电脑知识的人一样可以干。多少年前，“乐透”型彩票开始在欧洲流行时，人们已经知道彩票数据必须至少分两处存放，中奖彩票必须至少通过这两道并立的互相独立的验证手续。我们中国的彩票发行单位有这样的验证手续吗？公证单位除了出席电视摄像机前的开奖公证外，有做过这种开奖后的中奖彩票的数据公证吗？如果没有，那么这就是问题了。
公证人员和彩票发行人员串通作弊怎么办？多一道“防火墙”总好过没有“防火墙”，但是“防火墙”也总有可以跨越的弱点，需要我们继续加高加厚。我不知道公证人员是否有他们自己的行规，公证人员应禁止和当事人有任何私人接触，不得接受馈赠或宴请，违反规定要依法惩处。有亲属关系的应该主动避嫌。这和彩票电脑人员不应该经营彩票零售点的道理是一样的。
为了加高加厚这道“防火墙”，我还参照国外经验，在电脑彩票的背面加印控制编号（没有因此而多收一分钱），使得彩票中心向销售点分发空白彩票的工作人员，也能参与中奖彩票的验证工作。每张彩票上都打印着出售这张彩票的时间和地点，根据这张彩票背面的控制号，可以从空白彩票的发货记录内进行核对。
“绝对不可能作弊”这话是绝对说不得的，如果出于电脑人员之口，就很不科学了。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电脑专家在研究如何防范高科技犯罪，他们是吃白饭白吃饭的吗？我们这些不懂电脑的人，有时就是太相信电脑人员所说的技术措施，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往往使得“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变成“绝对可能”了。希望各位电脑高人多多发表意见，也好让我老刘多长见识。（完）
我的关于电脑彩票作弊的短文发表前，已经预见会有人不信此事，因为没有实际证据，这正是我所说的“不见棺材不流泪”，你没有抬出“棺材”来，他就振振有词了。我们每次都要等见了棺材才采取行动吗？西安体彩抬出来的那副“棺材”还不够吗？要抬出多少副“棺材”才能令你为彩票“流泪”？
有人揭露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是“泄私愤”，他不探讨电脑作弊是否有可能，防止电脑作弊是否有必要，先来探讨提出问题的人动机如何。有人对我进行恐吓，说什么“多行不义必自毙”。更有人放出“政治冷箭”，问我是不是美国人教我这么干的。这种评论放在网上让大家看看，虽然是匿名的，一样丢脸。
当我提出即开型彩票“规模销售”应尽快改为“分散销售”的建议时，我还在印制即开型彩票，如果停止“规模销售”，这种彩票的印制也就势必停止，而“分散销售”谈何容易，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规模。即开型彩票的技术含量高，利润好，但是我眼看“规模销售”在全国各地造成打砸烧抢的后果，觉得有可能把即开型彩票这只“会生蛋的老母鸡”给扼杀了，才提出这些建议的。现在很多人连这一点点远见都没有。如果你说其中有我的利益，也没错。我撤出中国彩票市场后，这只“老母鸡”就是活活被扼杀了。
如果说有什么“私愤”的话，那就是刘亮小朋友的遭遇太令我愤慨不平了。这位小朋友中了彩票，卖彩票的不仅不给发奖，还要诬蔑他作弊，差点把他的那条小命给害了，把他的一生给毁了。
只有一位朋友提出了比较实质性的看法，值得探讨。他说电脑数据在彩票开奖之前就已经封存了，因此“绝对不可能作弊”。
我作为参与过电脑彩票软件开发的人员之一，当然知道开奖前要封存数据，要做备份。数据库本身也有各种防范措施，例如任何人进入数据库，对数据进行任何修改，电脑都会自动登记进入的时间，进入者的身份密码，以及他在数据库内干了些什么，等等。有一点我必须承认：我本人不是电脑工程师，还希望这方面的专家多多发表意见。如果我说得不对，请指正，但是“绝对不可能作弊”这个结论，不宜下得太早。
我所提出来的问题，不在于电脑技术能否防范作弊，而在于各种防范措施是否得以执行，如何进行监督，特别是像我这种不懂电脑的人应该如何监督电脑人员，如何防范高科技犯罪。
对此，我曾经提出建议：电脑数据在开奖前不仅必须备份，还应该建立制度，把这个数据备份送到公证单位封存。只有在公证单位收到数据备份后，彩票中心的数据封存才是可信的。开奖后，大奖彩票除了要送到彩票中心验证外，还要送到公证单位用备份数据进行验证。只有这两个验证都通过了，中奖彩票才算有效。我还曾经提出建议，为了使公证单位的工作人员参与验证，我们应该为他们设计专用软件，使得他们的验证既简单方便又准确快速，没有电脑知识的人一样可以干。多少年前，“乐透”型彩票开始在欧洲流行时，人们已经知道彩票数据必须至少分两处存放，中奖彩票必须至少通过这两道并立的互相独立的验证手续。我们中国的彩票发行单位有这样的验证手续吗？公证单位除了出席电视摄像机前的开奖公证外，有做过这种开奖后的中奖彩票的数据公证吗？如果没有，那么这就是问题了。
公证人员和彩票发行人员串通作弊怎么办？多一道“防火墙”总好过没有“防火墙”，但是“防火墙”也总有可以跨越的弱点，需要我们继续加高加厚。我不知道公证人员是否有他们自己的行规，公证人员应禁止和当事人有任何私人接触，不得接受馈赠或宴请，违反规定要依法惩处。有亲属关系的应该主动避嫌。这和彩票电脑人员不应该经营彩票零售点的道理是一样的。
为了加高加厚这道“防火墙”，我还参照国外经验，在电脑彩票的背面加印控制编号（没有因此而多收一分钱），使得彩票中心向销售点分发空白彩票的工作人员，也能参与中奖彩票的验证工作。每张彩票上都打印着出售这张彩票的时间和地点，根据这张彩票背面的控制号，可以从空白彩票的发货记录内进行核对。
“绝对不可能作弊”这话是绝对说不得的，如果出于电脑人员之口，就很不科学了。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电脑专家在研究如何防范高科技犯罪，他们是吃白饭白吃饭的吗？我们这些不懂电脑的人，有时就是太相信电脑人员所说的技术措施，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往往使得“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变成“绝对可能”了。希望各位电脑高人多多发表意见，也好让我老刘多长见识。（完）
彩票作弊“奥妙”多（3）
原文发表于2006年8月
自从发行电脑彩票以来，一等奖增加到500万元。俗语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人为中大奖，不惜挪用公款；也有人为了中大奖，不惜杀人。正所谓“鸟为食亡，人为财死”。电脑彩票在防范彩民作弊方面，的确已经设了很多关卡，使得“外部作弊”几乎不可能。但是电脑彩票“内部作弊”的大门却仍然是敞开的。
几年前，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有人买电脑彩票，连中几次大奖（我记得是三次一等奖，一次二等奖），被媒体采访，在那里大谈自己的“彩票经”和选号经验，令我拍案惊奇。在我看来，这不是明目张胆的作弊行为是什么？买电脑彩票，要中一个大奖，其概率是百万或几百万分之一，比雷电击中还难。如果连中两个，我不敢说古今中外没有，但是已经近乎天方夜谭。此人在短期内竟连中几个，领走一千几百万奖金，媒体不仅不怀疑其中有诈，还对他的中奖经验啧啧称道。
电脑彩票是一种自选号码的主动型彩票，如果是足球彩票，则是自选比赛结果。每一张彩票包含很多数据，例如购买者的自选号码，购买日期，开奖日期，购买地点，彩票的密码号和顺序号等等。这一大堆数据，都要在彩票开奖前通过电话线从彩票零售点传送到彩票发行单位的数据中心，保存起来。开奖过程通常在电视台进行，使用一种高度透明的摇奖机来产生中奖号码，还有公证单位在傍作证，证明开奖过程公正有效。开奖后，彩票中心根据中奖号码到数据库进行检索，产生一个各级中奖者名单。中小奖的中奖名单发放到各销售点，中奖彩民可以就地领奖。如果你中的是大奖，就需要到彩票中心去领，尽管中奖名单上有你，还需要通过一个验证的过程。你彩票上的数据必须和数据中心所存数据全部相符，你的中奖彩票就是有效的。由于是采用数据验证，彩票本身的用纸和印刷就比较次要，不像即开型彩票的保安要求那么高。每一张电脑彩票，都使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打印机，在空白的彩票纸卷上打印出来，这种打印机和空白纸卷在彩票中心和零售点都有。
由于彩票中奖号码是自选的，中奖人数就不能有所限制，如果奖金固定，那么彩票发行单位就可能因某一期彩票的中奖人数太多而赔钱。电脑彩票如果大奖金额高，一般采用“彩池”发奖的办法，简单说来，就是由全部中奖者瓜分某一奖级的全部奖金。一人中奖，就独得全部彩池奖金，两人中奖，就一人一半，中奖人数多，每个中奖者的奖金就相对减少。某一期如果无人中奖，那么奖金就滚存到下一期的“彩池”中去。
明白了以上道理，就可以看出：数据中心所存数据十分重要，它不仅可以决定你的彩票是否中奖，还可以决定有多少人中奖，以及每个中奖者所应分得的奖金金额。
如果这个数据中心设在天堂里，由上帝掌管，大家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遗憾的是这个数据中心设在人间，由彩票发行单位掌管，具体说来，就是在发行单位任职的“数据库管理员”，和其他所有有权进入数据库的人员。我不是说这些人都有作弊的嫌疑，但是他们都具备作弊的必要条件。作弊的手段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修改彩票数据，把数据库中一张不中奖的彩票数据修改为中奖彩票，再按照修改后的数据打印一张新的中奖彩票，交给“托儿”来领奖；又例如无中生有，插入新的中奖彩票数据，打印中奖彩票交“托儿”领奖，等等。
作弊的后果如下：某期彩票的一等奖彩池为300万元，本来无人中奖，奖金应滚入下期，由于内部作弊，变成有人中奖，大奖奖金被“自己友”的“托儿”领走了；又例如某期彩票本来只有你一人中奖，应独得一等奖彩池的全部奖金300万元，但是由于内部作弊，中奖名单内多出两人，变成三人中奖，平分奖金，你实得奖金100万元，另200万元被“自己友”的“托儿”领走了。你这辈子可能没有见过什么钱，平白得到100万元，你在感激涕零之余，哪里还会去追究那本来也该归你的200万元？
我公司为体彩中心开发了整套的电脑彩票应用软件，这套软件使用了市场上能买到的最高档的数据库软件（“甲骨文”Oracle数据库软件），并且规定，彩票发行单位在开奖前必须把全部数据做一个或几个备份，交专人保管。电脑人员如果进入数据库作弊造假，由于他无法接触这套备份数据，就可以通过两套数据互相核对的办法有效防止内部作弊。这套验证办法，彩票发行单位都知道。但是，如果这两套数据由同一个人掌管，那么这种双重验证互相复核的手续就等于零。因此，防止内部作弊，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管理问题。彩票发行中心往往由于缺乏电脑工程师，一人多职，数据备份可能有，但只是用来保护数据安全，不是真正用来防止内部作弊。“甲骨文”数据库本身，就有很多保安措施，但是这些措施是否付诸使用，同样是一个内部管理问题。
电脑彩票的内部作弊和即开型彩票的内部作弊不同，即开型彩票的内部作弊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低级作弊，容易被察觉。电脑彩票的作弊是在数据中心内部静悄悄进行的高科技作弊，不仅不容易发觉，而且数据中心一般是禁区，无授权者不得进入。这是一种在保护下的黑暗角落里的犯罪，难以察觉，难以取证，也难以避免。电脑人员特别是数据库管理员掌握中奖彩票的全部数据，打印机和彩票纸卷也是现成的，要打印一张数据正确的中奖彩票不是难事。
为了解决一般人缺乏电脑知识和难以进入数据库等实际困难，我参照国外的经验，为体育彩票设计了第二套验证手段，那就是在彩票的打印纸卷背后加印一个控制顺序号码，每票不同。彩票发行中心在向零售点分发打印纸卷时，必须登记纸卷上的这个特殊的控制编号，登记资料要由发行单位的另一套人马掌握，而且必须对电脑人员保密。这套办法是用非电脑人员来监控电脑人员。电脑人员尽管掌握彩票的全部数据，但只是打印在彩票正面的数据，不掌握彩票背面的控制编号。他在造假时，可以正确打印中奖彩票的正面，但是不知道背面应该按什么编号来造假。
这样，一张中奖彩票要通过三道验证关卡：（1）彩票正面数据和数据库所存数据相符；（2）使用备份数据重复验证彩票正面数据；（3）验证彩票背面的控制编号是否符合彩票正面的销售点信息。但是有一条：这三道关卡必须由三个不同的部门或人员来把守。
我认为经过这三道验证关卡，至少在技术上已经可以防止内部作弊。但是再好的技术措施，仍然需要落实到人，落实到彩票中心的内部管理，还要落实到外部的监督措施。
今天我国彩票的实际情况是，（1）彩票无法可循，政策代替法律，对策压倒政策，人治高于一切；（2）内部管理混乱，省市不服从中央，领导只关心自己的彩票销量和收益，浑水摸鱼的机会大好；（3）缺乏外部监督，自己监督自己，等于没有监督。
2003年初，我撤离中国彩票市场，电脑彩票由其他厂印制。今年四月我回北京时，发现电脑彩票背面的控制编号已经失踪。查问之下，原来我离开体育彩票后，这个控制顺序号也同时离开体育彩票了，这令我十分气愤。你把我挤掉，我也就认了，你把好好的彩票防伪手段也给挤走了，为什么？这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彩票发行单位根本不重视这些验证手段，或者从来就没有做过这些应做的验证手续，认为它是多余的。
我在离开体育彩票前，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由于电脑彩票销量好，很多人都争取当彩票零售点，要搞一个零售牌照很困难。彩票业内人士近水楼台先得月，往往优先照顾“自己友”。我公司的一个电脑工程师不知通过什么关系也搞到了一个零售牌照，我路过某处看见他在卖电脑彩票，这才发现的。每一个电脑彩票零售点都装有一台终端机，其总数在全国可能多达10万台，都和彩票中心的数据库联网。如果内外串通，数据中心和销售终端都是“自己友”，这就更加容易搞内部作弊了。我发现之后，立即回公司查询这位电脑工程师的职权范围，发现他无权进入数据库，这才放心。但是，这毕竟是一种违规行为。
全国26个省市的福利和体育都发行电脑彩票，彩票数据中心多达五六十个，每种不同彩票玩法的数据库就更加多不胜数。你去给我查查，有多少在彩票中心工作的管理人员私下也经营电脑彩票的零售业务？你可能吓一跳。
全国有这么多省市发行电脑彩票，有这么多种彩票玩法，每种玩法如果一星期开奖两次，每星期全国的电脑彩票开奖次数可能超过一百次。有几个彩票发行单位能够在这样频繁的开奖中严格防止内部作弊？我很怀疑。从“西安宝马丑闻”来看，彩票的内部管理简直是乱作一团，全无章法。要比较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彻底整顿内部，还必须要有来自外部的监督手段。在国外是聘请独立的专业审计公司进行审计，不仅审计财务，也要审计各项防止作弊的手续是否严密，是否严格执行。彩票发行单位是否采取严格措施防止内部作弊，不能自己说了算。我认为中国彩民也要有监督权。
人之初，性本善。彩票发行单位的管理人员和电脑人员在开始时都是好人，或者说绝大部分是好人，但是时间久了，看到这些漏洞的长期存在，看到彩票中心管理混乱无人监督，看到别人一次又一次来领取大奖，能不起贼心邪念吗？有多少人能顶得住？在今天这个“拜金”社会中，很多人已经变成红了眼的“饿狼”，如果肉包子放在眼前，周围无人看管，能不吃吗？我老刘就顶不住，先吃几个解解馋。（完）
自从发行电脑彩票以来，一等奖增加到500万元。俗语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人为中大奖，不惜挪用公款；也有人为了中大奖，不惜杀人。正所谓“鸟为食亡，人为财死”。电脑彩票在防范彩民作弊方面，的确已经设了很多关卡，使得“外部作弊”几乎不可能。但是电脑彩票“内部作弊”的大门却仍然是敞开的。
几年前，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有人买电脑彩票，连中几次大奖（我记得是三次一等奖，一次二等奖），被媒体采访，在那里大谈自己的“彩票经”和选号经验，令我拍案惊奇。在我看来，这不是明目张胆的作弊行为是什么？买电脑彩票，要中一个大奖，其概率是百万或几百万分之一，比雷电击中还难。如果连中两个，我不敢说古今中外没有，但是已经近乎天方夜谭。此人在短期内竟连中几个，领走一千几百万奖金，媒体不仅不怀疑其中有诈，还对他的中奖经验啧啧称道。
电脑彩票是一种自选号码的主动型彩票，如果是足球彩票，则是自选比赛结果。每一张彩票包含很多数据，例如购买者的自选号码，购买日期，开奖日期，购买地点，彩票的密码号和顺序号等等。这一大堆数据，都要在彩票开奖前通过电话线从彩票零售点传送到彩票发行单位的数据中心，保存起来。开奖过程通常在电视台进行，使用一种高度透明的摇奖机来产生中奖号码，还有公证单位在傍作证，证明开奖过程公正有效。开奖后，彩票中心根据中奖号码到数据库进行检索，产生一个各级中奖者名单。中小奖的中奖名单发放到各销售点，中奖彩民可以就地领奖。如果你中的是大奖，就需要到彩票中心去领，尽管中奖名单上有你，还需要通过一个验证的过程。你彩票上的数据必须和数据中心所存数据全部相符，你的中奖彩票就是有效的。由于是采用数据验证，彩票本身的用纸和印刷就比较次要，不像即开型彩票的保安要求那么高。每一张电脑彩票，都使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打印机，在空白的彩票纸卷上打印出来，这种打印机和空白纸卷在彩票中心和零售点都有。
由于彩票中奖号码是自选的，中奖人数就不能有所限制，如果奖金固定，那么彩票发行单位就可能因某一期彩票的中奖人数太多而赔钱。电脑彩票如果大奖金额高，一般采用“彩池”发奖的办法，简单说来，就是由全部中奖者瓜分某一奖级的全部奖金。一人中奖，就独得全部彩池奖金，两人中奖，就一人一半，中奖人数多，每个中奖者的奖金就相对减少。某一期如果无人中奖，那么奖金就滚存到下一期的“彩池”中去。
明白了以上道理，就可以看出：数据中心所存数据十分重要，它不仅可以决定你的彩票是否中奖，还可以决定有多少人中奖，以及每个中奖者所应分得的奖金金额。
如果这个数据中心设在天堂里，由上帝掌管，大家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遗憾的是这个数据中心设在人间，由彩票发行单位掌管，具体说来，就是在发行单位任职的“数据库管理员”，和其他所有有权进入数据库的人员。我不是说这些人都有作弊的嫌疑，但是他们都具备作弊的必要条件。作弊的手段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修改彩票数据，把数据库中一张不中奖的彩票数据修改为中奖彩票，再按照修改后的数据打印一张新的中奖彩票，交给“托儿”来领奖；又例如无中生有，插入新的中奖彩票数据，打印中奖彩票交“托儿”领奖，等等。
作弊的后果如下：某期彩票的一等奖彩池为300万元，本来无人中奖，奖金应滚入下期，由于内部作弊，变成有人中奖，大奖奖金被“自己友”的“托儿”领走了；又例如某期彩票本来只有你一人中奖，应独得一等奖彩池的全部奖金300万元，但是由于内部作弊，中奖名单内多出两人，变成三人中奖，平分奖金，你实得奖金100万元，另200万元被“自己友”的“托儿”领走了。你这辈子可能没有见过什么钱，平白得到100万元，你在感激涕零之余，哪里还会去追究那本来也该归你的200万元？
我公司为体彩中心开发了整套的电脑彩票应用软件，这套软件使用了市场上能买到的最高档的数据库软件（“甲骨文”Oracle数据库软件），并且规定，彩票发行单位在开奖前必须把全部数据做一个或几个备份，交专人保管。电脑人员如果进入数据库作弊造假，由于他无法接触这套备份数据，就可以通过两套数据互相核对的办法有效防止内部作弊。这套验证办法，彩票发行单位都知道。但是，如果这两套数据由同一个人掌管，那么这种双重验证互相复核的手续就等于零。因此，防止内部作弊，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管理问题。彩票发行中心往往由于缺乏电脑工程师，一人多职，数据备份可能有，但只是用来保护数据安全，不是真正用来防止内部作弊。“甲骨文”数据库本身，就有很多保安措施，但是这些措施是否付诸使用，同样是一个内部管理问题。
电脑彩票的内部作弊和即开型彩票的内部作弊不同，即开型彩票的内部作弊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低级作弊，容易被察觉。电脑彩票的作弊是在数据中心内部静悄悄进行的高科技作弊，不仅不容易发觉，而且数据中心一般是禁区，无授权者不得进入。这是一种在保护下的黑暗角落里的犯罪，难以察觉，难以取证，也难以避免。电脑人员特别是数据库管理员掌握中奖彩票的全部数据，打印机和彩票纸卷也是现成的，要打印一张数据正确的中奖彩票不是难事。
为了解决一般人缺乏电脑知识和难以进入数据库等实际困难，我参照国外的经验，为体育彩票设计了第二套验证手段，那就是在彩票的打印纸卷背后加印一个控制顺序号码，每票不同。彩票发行中心在向零售点分发打印纸卷时，必须登记纸卷上的这个特殊的控制编号，登记资料要由发行单位的另一套人马掌握，而且必须对电脑人员保密。这套办法是用非电脑人员来监控电脑人员。电脑人员尽管掌握彩票的全部数据，但只是打印在彩票正面的数据，不掌握彩票背面的控制编号。他在造假时，可以正确打印中奖彩票的正面，但是不知道背面应该按什么编号来造假。
这样，一张中奖彩票要通过三道验证关卡：（1）彩票正面数据和数据库所存数据相符；（2）使用备份数据重复验证彩票正面数据；（3）验证彩票背面的控制编号是否符合彩票正面的销售点信息。但是有一条：这三道关卡必须由三个不同的部门或人员来把守。
我认为经过这三道验证关卡，至少在技术上已经可以防止内部作弊。但是再好的技术措施，仍然需要落实到人，落实到彩票中心的内部管理，还要落实到外部的监督措施。
今天我国彩票的实际情况是，（1）彩票无法可循，政策代替法律，对策压倒政策，人治高于一切；（2）内部管理混乱，省市不服从中央，领导只关心自己的彩票销量和收益，浑水摸鱼的机会大好；（3）缺乏外部监督，自己监督自己，等于没有监督。
2003年初，我撤离中国彩票市场，电脑彩票由其他厂印制。今年四月我回北京时，发现电脑彩票背面的控制编号已经失踪。查问之下，原来我离开体育彩票后，这个控制顺序号也同时离开体育彩票了，这令我十分气愤。你把我挤掉，我也就认了，你把好好的彩票防伪手段也给挤走了，为什么？这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彩票发行单位根本不重视这些验证手段，或者从来就没有做过这些应做的验证手续，认为它是多余的。
我在离开体育彩票前，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由于电脑彩票销量好，很多人都争取当彩票零售点，要搞一个零售牌照很困难。彩票业内人士近水楼台先得月，往往优先照顾“自己友”。我公司的一个电脑工程师不知通过什么关系也搞到了一个零售牌照，我路过某处看见他在卖电脑彩票，这才发现的。每一个电脑彩票零售点都装有一台终端机，其总数在全国可能多达10万台，都和彩票中心的数据库联网。如果内外串通，数据中心和销售终端都是“自己友”，这就更加容易搞内部作弊了。我发现之后，立即回公司查询这位电脑工程师的职权范围，发现他无权进入数据库，这才放心。但是，这毕竟是一种违规行为。
全国26个省市的福利和体育都发行电脑彩票，彩票数据中心多达五六十个，每种不同彩票玩法的数据库就更加多不胜数。你去给我查查，有多少在彩票中心工作的管理人员私下也经营电脑彩票的零售业务？你可能吓一跳。
全国有这么多省市发行电脑彩票，有这么多种彩票玩法，每种玩法如果一星期开奖两次，每星期全国的电脑彩票开奖次数可能超过一百次。有几个彩票发行单位能够在这样频繁的开奖中严格防止内部作弊？我很怀疑。从“西安宝马丑闻”来看，彩票的内部管理简直是乱作一团，全无章法。要比较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彻底整顿内部，还必须要有来自外部的监督手段。在国外是聘请独立的专业审计公司进行审计，不仅审计财务，也要审计各项防止作弊的手续是否严密，是否严格执行。彩票发行单位是否采取严格措施防止内部作弊，不能自己说了算。我认为中国彩民也要有监督权。
人之初，性本善。彩票发行单位的管理人员和电脑人员在开始时都是好人，或者说绝大部分是好人，但是时间久了，看到这些漏洞的长期存在，看到彩票中心管理混乱无人监督，看到别人一次又一次来领取大奖，能不起贼心邪念吗？有多少人能顶得住？在今天这个“拜金”社会中，很多人已经变成红了眼的“饿狼”，如果肉包子放在眼前，周围无人看管，能不吃吗？我老刘就顶不住，先吃几个解解馋。（完）
彩票作弊“奥妙”多（2）
原文发表于2006年8月
“公平”是彩票的生命。10万张彩票中，只有一人得中大奖，岂不是很不公平？非也！公平这两个字体现在彩民的中奖机会是均等的：你花2元买一张彩票，你就买来了10万份之一的机会中这个大奖，中不中就看你自己的手气或运气了。这叫做“摇奖机前人人平等”（参阅我6月9日的同名博客短文，在“生活随笔”分类内）。但是在我为体育彩票生产的这种10万奖组的即开型彩票里面，前7万张中大奖的机会是0，是用来“垫底”的。这么做，是适应当时这种“集中式”销售的特殊需要，是为了确保彩票发行单位不赔钱，我相信福利彩票也是这么干的。尽管出发点不是为了作弊，但是这种彩票已经无“公平”可言，而且很快就被作弊者所利用。
在彩票销售现场，当彩票卖到最后一两箱还没有出现大奖时，就有人掏钱把剩余的彩票全部买下，其中必有大奖。这是些什么人？彩票发行单位称他们为“票贩子”，是在彩票市场上混饭吃的彩票“专家”。我不信，我认为他们是和彩票销售人员相勾结的“哥儿们”或“自己友”（广东话），他们知道前7箱没戏，只等这后3箱彩票；他们也知道彩票销卖到第几箱了，这组彩票的大奖出了没有。如果没有人通风，他们哪来的信息？本来是公平的彩票，到此已经变成一个骗局。
这还不够过瘾，“自己友”进一步发展为这种集中式销售的承包商。彩票发行单位为什么要把彩票的销售委托给这些个体户呢？他们解释说：彩票销售风险大，容易赔钱，因此承包出去，发行单位可以旱涝保收。这又是鬼话！应该说：我是彩票发行单位，作弊不方便，委托“自己友”出头，我在后台坐享分成，一旦出事我可以推得一干二净。自从“自己友”承包即开型彩票的“规模销售”以后，彩票作弊更上一层楼，搞出一个“二次开奖”。10万奖组的大奖得主，只是获得一个参加“二次开奖”的入围机会。奖组规模也扩大为100万，一等奖从“天津夏利”升级为“德国宝马”。这就是体育彩票名闻国际的“西安宝马丑闻”案的来由。
从“宝马”案可以看出。这“二次开奖”是一种非常不规范的完全以骗人为目的的欺诈手段。整个开奖方式和过程都控制在“自己友”手里，连大奖的中奖者也是事先预约的“托儿”。所有大奖都被自己人囊刮干净，一个不留。其中一次偶尔操作失误，大奖让一个叫刘亮的小朋友中去了，这些骗子竟然诬蔑人家作弊，猖狂黑暗到这种程度，令人发指。这位小朋友被逼到走投无路，爬到广告牌上要自杀，这才揭露了这个骗局。西安“宝马”案不是独一无二的，福利彩票在此之前就发生过同类丑闻，但是他们及时把媒体摁住，没有散播出去，只是行内人知道有此事。“宝马”案告急时，陕西和西安体彩负责人对国家体育总局的最大意见就是责怪他们反应太慢，没有及时把媒体摁住，造成“爆料”的后果。有人说如果孙晋芳在就好了，她可以利用她的名人效应把媒体摁住。福利和体育的作案手段虽然不同，但是原理是一样的，开奖机或开奖方式都是可控的，是“黑箱”厂制作的“黑箱”牌产品。不论采用什么样的开奖机或开奖方式，都必定使“托儿”中特大奖，中奖后的“托儿”再把奖品退回给后台老板，换取好处费。
孙晋芳在任时，即开型彩票由于问题太多，不在她的鼓励之内，彩票的销售已经几乎完全被电脑彩票所取代。但是她离任，张伟华接任后，即开型彩票的销售不知咋的又热火起来了。这本来不是坏事，但是张伟华没有制定任何严格的管理制度，没有任何监控手段，任其无法无天。东窗事发后，他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连一声道歉都没有，真是十足的“死不认错”。
“规模销售”本身就是一种欺骗，因为它是一种“煽情”的销售方式，用高音喇叭和鞭炮声来刺激彩民。销售现场排列大量奖品，表示彩票里面奖品很多，但是彩民并不理解要销售多少彩票才能获得这些奖品。中奖后的鞭炮声不绝于耳，表示很容易中奖，但是彩民并不知道这只不过是“集中效应”而已。由于彩票销售的宣传太过火，欺骗性太强，造成彩民对中奖的期望太高，不中奖后的失望也太深。不中奖的毕竟是多数，在“规模销售”现场，往往堆集者大批失望者，如果销售结束，现场的奖品还有剩余（可能由于各种原因造成），只要有人登高一呼，说彩票骗人，这些彩民就会一拥而上，开始打砸抢烧，要出动公安来维持秩序，平息彩民的愤怒。此类事件多次发生。
即开型彩票的发行和销售单位总是喜欢采用实物发奖。这里面的油水就更多了，怪不得发行单位不厌其烦，如此关爱实物发奖。用实物发奖有批零差价问题，有伪劣假冒问题，有回扣吃私问题，等等。福建的倪志钦就是因为实物发奖吃回扣，成为刑事罪犯。袁伟民的儿子袁粒，就是为了做实物奖品的买卖，向宁波市的体彩中心提供商品，不顾他老爸的脸面，不惜违反纪律和有关规定，到总局体彩中心为宁波申办批文。利字当头，这些人前仆后继，令人叹为观止。
即开型彩票无罪，彩民更无罪，有罪的是那些利用即开型彩票来欺骗彩民的彩票发行和销售单位。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和了解，我多次对即开型彩票的销售方式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1）禁止采用“规模销售”这种煽情方式，只能通过大量零售点进行分散的销售；（2）禁止采用实物发奖，只能采用现金发奖；（3）禁止即开型彩票的发行单位自己印制即开型彩票，不能像现在的福利和体育那样，自己印制彩票自己卖；（4）彩票印制单位要接受第三方的监控。
我提出这些意见和建议后，无人理睬。“西安宝马”丑闻案爆发后，我的这些建议总算被部分接受了。我们中国的事情，就是“不见棺材不流泪”，提意见提建议都不如棺材管用。树上的苹果没有烂透就不会往下掉，这大概是自然规律吧。像“西安宝马”这样的丑闻案，不仅体育总局有责任，主管彩票的财政部一样有责任。财政部主管彩票政策的是一个叫做邱江涛的小官，此人长期独来独往，财政部就他对彩票在行，因此他可以一手遮天，瞒上欺下。他是张伟华的同学，这两人是一对活宝。张进去后，应该好好交代他和邱（已经调离财政部）之间到底搞了些什么。特别是你们在上海搞的那套软件，邱在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
即开型彩票的内部作弊问题，就讲到此为止。明天再谈电脑彩票的内部作弊问题。你说什么？电脑彩票不可能作弊？小朋友，你太天真可爱了！明天见。（未完）
“公平”是彩票的生命。10万张彩票中，只有一人得中大奖，岂不是很不公平？非也！公平这两个字体现在彩民的中奖机会是均等的：你花2元买一张彩票，你就买来了10万份之一的机会中这个大奖，中不中就看你自己的手气或运气了。这叫做“摇奖机前人人平等”（参阅我6月9日的同名博客短文，在“生活随笔”分类内）。但是在我为体育彩票生产的这种10万奖组的即开型彩票里面，前7万张中大奖的机会是0，是用来“垫底”的。这么做，是适应当时这种“集中式”销售的特殊需要，是为了确保彩票发行单位不赔钱，我相信福利彩票也是这么干的。尽管出发点不是为了作弊，但是这种彩票已经无“公平”可言，而且很快就被作弊者所利用。
在彩票销售现场，当彩票卖到最后一两箱还没有出现大奖时，就有人掏钱把剩余的彩票全部买下，其中必有大奖。这是些什么人？彩票发行单位称他们为“票贩子”，是在彩票市场上混饭吃的彩票“专家”。我不信，我认为他们是和彩票销售人员相勾结的“哥儿们”或“自己友”（广东话），他们知道前7箱没戏，只等这后3箱彩票；他们也知道彩票销卖到第几箱了，这组彩票的大奖出了没有。如果没有人通风，他们哪来的信息？本来是公平的彩票，到此已经变成一个骗局。
这还不够过瘾，“自己友”进一步发展为这种集中式销售的承包商。彩票发行单位为什么要把彩票的销售委托给这些个体户呢？他们解释说：彩票销售风险大，容易赔钱，因此承包出去，发行单位可以旱涝保收。这又是鬼话！应该说：我是彩票发行单位，作弊不方便，委托“自己友”出头，我在后台坐享分成，一旦出事我可以推得一干二净。自从“自己友”承包即开型彩票的“规模销售”以后，彩票作弊更上一层楼，搞出一个“二次开奖”。10万奖组的大奖得主，只是获得一个参加“二次开奖”的入围机会。奖组规模也扩大为100万，一等奖从“天津夏利”升级为“德国宝马”。这就是体育彩票名闻国际的“西安宝马丑闻”案的来由。
从“宝马”案可以看出。这“二次开奖”是一种非常不规范的完全以骗人为目的的欺诈手段。整个开奖方式和过程都控制在“自己友”手里，连大奖的中奖者也是事先预约的“托儿”。所有大奖都被自己人囊刮干净，一个不留。其中一次偶尔操作失误，大奖让一个叫刘亮的小朋友中去了，这些骗子竟然诬蔑人家作弊，猖狂黑暗到这种程度，令人发指。这位小朋友被逼到走投无路，爬到广告牌上要自杀，这才揭露了这个骗局。西安“宝马”案不是独一无二的，福利彩票在此之前就发生过同类丑闻，但是他们及时把媒体摁住，没有散播出去，只是行内人知道有此事。“宝马”案告急时，陕西和西安体彩负责人对国家体育总局的最大意见就是责怪他们反应太慢，没有及时把媒体摁住，造成“爆料”的后果。有人说如果孙晋芳在就好了，她可以利用她的名人效应把媒体摁住。福利和体育的作案手段虽然不同，但是原理是一样的，开奖机或开奖方式都是可控的，是“黑箱”厂制作的“黑箱”牌产品。不论采用什么样的开奖机或开奖方式，都必定使“托儿”中特大奖，中奖后的“托儿”再把奖品退回给后台老板，换取好处费。
孙晋芳在任时，即开型彩票由于问题太多，不在她的鼓励之内，彩票的销售已经几乎完全被电脑彩票所取代。但是她离任，张伟华接任后，即开型彩票的销售不知咋的又热火起来了。这本来不是坏事，但是张伟华没有制定任何严格的管理制度，没有任何监控手段，任其无法无天。东窗事发后，他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连一声道歉都没有，真是十足的“死不认错”。
“规模销售”本身就是一种欺骗，因为它是一种“煽情”的销售方式，用高音喇叭和鞭炮声来刺激彩民。销售现场排列大量奖品，表示彩票里面奖品很多，但是彩民并不理解要销售多少彩票才能获得这些奖品。中奖后的鞭炮声不绝于耳，表示很容易中奖，但是彩民并不知道这只不过是“集中效应”而已。由于彩票销售的宣传太过火，欺骗性太强，造成彩民对中奖的期望太高，不中奖后的失望也太深。不中奖的毕竟是多数，在“规模销售”现场，往往堆集者大批失望者，如果销售结束，现场的奖品还有剩余（可能由于各种原因造成），只要有人登高一呼，说彩票骗人，这些彩民就会一拥而上，开始打砸抢烧，要出动公安来维持秩序，平息彩民的愤怒。此类事件多次发生。
即开型彩票的发行和销售单位总是喜欢采用实物发奖。这里面的油水就更多了，怪不得发行单位不厌其烦，如此关爱实物发奖。用实物发奖有批零差价问题，有伪劣假冒问题，有回扣吃私问题，等等。福建的倪志钦就是因为实物发奖吃回扣，成为刑事罪犯。袁伟民的儿子袁粒，就是为了做实物奖品的买卖，向宁波市的体彩中心提供商品，不顾他老爸的脸面，不惜违反纪律和有关规定，到总局体彩中心为宁波申办批文。利字当头，这些人前仆后继，令人叹为观止。
即开型彩票无罪，彩民更无罪，有罪的是那些利用即开型彩票来欺骗彩民的彩票发行和销售单位。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和了解，我多次对即开型彩票的销售方式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1）禁止采用“规模销售”这种煽情方式，只能通过大量零售点进行分散的销售；（2）禁止采用实物发奖，只能采用现金发奖；（3）禁止即开型彩票的发行单位自己印制即开型彩票，不能像现在的福利和体育那样，自己印制彩票自己卖；（4）彩票印制单位要接受第三方的监控。
我提出这些意见和建议后，无人理睬。“西安宝马”丑闻案爆发后，我的这些建议总算被部分接受了。我们中国的事情，就是“不见棺材不流泪”，提意见提建议都不如棺材管用。树上的苹果没有烂透就不会往下掉，这大概是自然规律吧。像“西安宝马”这样的丑闻案，不仅体育总局有责任，主管彩票的财政部一样有责任。财政部主管彩票政策的是一个叫做邱江涛的小官，此人长期独来独往，财政部就他对彩票在行，因此他可以一手遮天，瞒上欺下。他是张伟华的同学，这两人是一对活宝。张进去后，应该好好交代他和邱（已经调离财政部）之间到底搞了些什么。特别是你们在上海搞的那套软件，邱在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
即开型彩票的内部作弊问题，就讲到此为止。明天再谈电脑彩票的内部作弊问题。你说什么？电脑彩票不可能作弊？小朋友，你太天真可爱了！明天见。（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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