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2007-04-16

2007-04-16 《新京报》：
《体彩中心原副主任案暴露体彩管理漏洞》

国家体彩中心原掌门涉嫌联手私企造假采购，截留数亿发行费，彩票亟待立法、规范监管

　　■核心提示

　　4月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家体彩中心原副主任张伟华涉嫌滥用职权一案侦查终结，将向法院提起公诉。

　　北京市检察院专案组一位检察官向记者证实，张除滥用职权外，还有经济问题。

　　在张伟华案件的背后，是多年存在于体与彩票系统的“自肥”黑洞和监管缺位，而体彩中心正式利用发行管理漏洞，垄断电脑彩票热敏纸采购和彩票印刷，并通过两公司自行截取数亿发行费用。

　　□本报记者 杨继斌 北京报道

　　进入4月份，张伟华落马的消息再次浮出水面。

　　4月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这位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原法定代表人、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涉嫌滥用职权一案侦查终结，向法院提起公诉。

　　来自国家体育总局的消息称，北京市检察院历经约半年侦查，已于元月22日移交法院。4月11日，检方负责此案的专案组一位检察官向记者证实，张除滥用职权外，还有经济问题。记者联系国家体彩中心，国家体彩中心拒绝接受采访。

　　刘国生，第一位将彩票引入中国的外商，旗下的“乐达利”和“电彩”两家公司一直为中国体育彩票提供技术支持，他本人也和体彩管理中心多任负责人及体育总局高层均甚熟，4月11日，这位有着“中国体育彩票之父”美称的69岁老人介绍，他了解到，“张除了涉嫌滥用职权罪外，也发现了贪污索贿罪。”

　　在刘国生看来，1998年，张伟华被调任体育彩票中心，体育总局的用意就是利用张的专业背景预防体彩中心的经济问题，但没想张自己却栽在了这上面，而随着张案的暴露，隐藏其后的体彩“自肥”黑洞和监管漏洞也日渐明晰。

　　“小心谨慎，好求政绩”

　　张伟华同事说，一年之出台五六种新玩法，过于急功近利，这些失败玩法造成很大损失，也打击了彩民信心。

　　“刚开始我真不相信张伟华会出事。”4月11日，刘国生说张伟华给他的印象是，一直谨慎小心，开始看上去是个很清廉的好干部。

　　张伟华，江西上饶人，1983年从江西财经大学毕业后即在国家体育总局监察处工作，刘国生和张相识已有9年。

　　刘国生对国家体育总局系统比较了解。他除了曾为中国体育彩票提供技术、印刷支持外，他本人曾任中国游泳协会副主席，其妻谢晓虹曾任中国体操协会副主席，二人也是桑兰在美国治疗时的监护人。

　　刘国生介绍，1994年，体育彩票在中国兴起，经过四年的发展，慢慢形成了规模。1998年的时候，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当时对体育彩票中心的财务不是很放心，怕钱多了在经济上出问题，就调张伟华担任副主任，监督体育彩票的财务。

　　张伟华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当时体彩中心下属的一些公司进行了清理，关闭、注销了一些和体育彩票不沾边的公司，这些举动获得了同事和国家体育总局高层的认可。

　　一位在彩票业内工作多年的人士透露，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一直在发行上存在竞争。但是因为福利彩票的发行比体育彩票早了整整8年，所以体育彩票一直处于劣势。

　　但是，在张伟华担任副主任期间，体彩中心开发的“足球彩票”发行成功，使得体育彩票的销量大幅增长，终于在2002年赶超了福利彩票。

　　“足球彩票”的成功，使张伟华发现了用新的玩法吸引彩民的重要性。在2004年间，体育彩票中心在一年之内出台了五六种新玩法，但频遭失败。

　　《北京晚报》在“2004体彩大盘点”的报道中，用《金银彩创造短命纪录》、《进球彩赔了夫人又折兵》等6篇文章总结了体彩疯狂新增玩法的弊病。

　　2005年9月16日，亚太彩票会议上，张伟华所作的《中国体育彩票的成长与创新》的发言中，呼吁开发更多的游戏品种，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

　　“他过于追求政绩。”张伟华的同事说，一年之内竟出台五六种新的玩法，过于急功近利，这些失败玩法的随意进入与退出，不仅给体育彩票中心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也打击了彩民的信心。

　　“听说他还经常喊穷，家庭负担重。”在刘国生看来，张伟华在生活方面还是很小心谨慎的，从来不参加陌生人的吃请，即使一些熟人参加的、躲不过的饭局，张往往也会在吃到一半的时候便走。

　　刘国生介绍，去年，随着审计报告对体育彩票管理的披露，张并未被双规，而是直接由检察院“铐走”。

　　坊间流传的张伟华被捕的细节是，去年八月上旬的一天，体育总局一副局长以谈工作为名，将张伟华和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另一高层刘锋，诱至办公室，二人随即被检察机关“铐起来带走。”

　　与此同时，两辆警车驶进北京天坛附近的一家单位宿舍大院，警方在二人的家里搜查了3个小时之久。

　　8月25日，张被检察机关正式批捕。

　　与私企合作垄断采购

　　自称张伟华同学的邵富阳要求彩票制作公司购买纸张必须通过他的公司，否则就做不下去了。

　　参与调查此案的一位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关于张“滥用职权”的调查是从“采购热敏感纸”开始的。

　　在刘国生的记忆里，张伟华染指热敏感纸的采购始于1999年。是年，原体彩中心主任赵明宇被调离，两年后，由江苏调来的原女排明星孙晋芳就任。

　　“当时出现了权力真空，副主任张伟华一直掌握实际管理权。”刘国生说，在张伟华主持工作期间，有一个名为邵富阳的人，忽然“垄断”了体育彩票制作的采购环节。

　　“此人气焰十分嚣张，自称是张伟华的同学。”业内人士介绍，邵富阳要求彩票制作公司今后购买纸张必须通过他的公司，否则彩票制作业务就会做不下去了。

　　“如果不从我这里买，我就扶植别的印刷公司跟你竞争。”刘国生回忆当时邵富阳的言语一直觉得奇怪，在中国体育彩票诞生时，刘国生创办的北京乐达利实业公司一直是中国体育彩票的定点制作单位，“印彩票又不是印传单，我已经跟体育彩票中心签订了合同，你怎么扶植别的公司跟我竞争？”

　　刘国生找到了张伟华。

　　“他是我同学，”张伟华回复刘国生，“但是，纸你要不要从他那里买，你自己看着办，这和我没有关系。”

　　“他的回答让我摸不着头脑，”刘国生说，但是心里已开始忐忑。

　　一个事实是，多年来，刘国生印制彩票所用的都是日本产的两个牌子的热敏纸，可以由企业直接联系日本厂商，但自从邵富阳横插一杠之后，纸张进口渠道变得复杂起来。

　　据当年北京乐达利实业公司会计邵杰测算，通过邵富阳后纸张的价格比原来平均高出15％，一年的总用纸成本比以往高出数百万元。

　　因刘旗下的公司每年的税后净收入可达1亿元人民币，他不想失去此收益。2000年，刘再次找到张伟华，“他却对我讲，邵富阳是一个骗子，不是他的同学，让我不要理他了。”

　　但之后，张伟华口中的“骗子”邵富阳并没有从中国体育彩票热敏纸购买的渠道中退出。

　　2005年9月，审计署发布的审计公告披露，彩票管理中心负责人在担任原体育总局体育彩票协调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负责人及北京彩印公司董事长期间，与私企联手造假，指定无资质私营企业转手代理采购，高价购进电脑彩票热敏纸，2003年2月至2005年1月造成国家彩票专项资金流失2341.26万元。

　“自肥”秘密

　　审计公告显示，由体彩中心向所办的两家公司超额支付发行费，使其获利高达5.58亿元。

　　事实上，张伟华治下的体彩中心利益乱局，并非单单表现在垄断纸张购买。

　　2003年，刘国生开办的负责印制彩票的“乐利达公司”和负责彩票软件开发的“电彩公司”全部退出了中国的体育彩票市场，这两家公司的业务，被体育总局新成立的中体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科技公司）和北京中体彩印务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印务公司”）替代。

　　京城东南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栋白色四层小楼里，科技公司和印务公司坐落于此。

　　工商资料显示，科技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注册资本2000万元，发起股东有三：体彩中心占股66％，北京华体实业总公司占股33％，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基础基金管理中心占股1％。

　　印务公司成立于2003年1月，注册资本1000万元。第一大股东正是科技公司，持股40％；北京华体实业总公司、中国体育报业总社为并列第二大股东，两者均为国家体育总局全资所有。

　　科技和印务公司与体彩中心的紧密关联不仅表现在股权投资上，还包括人事。科技公司首任董事长便是时任体彩中心主任的孙晋芳。

　　来自体育总局内部的消息称，这两家公司创立之初，经总局有关领导指定，当时的彩票中心主任孙晋芳任两公司法人，但是她不同意违规把彩票的节余资金调到两公司，为此，孙晋芳被从体育彩票中心调走。但这一说法未经证实。

　　“孙晋芳离开后，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一职，由计财司司长张昊兼任，实际的管理大权落在张伟华之手。”刘国生说。

　　而就是在张伟华实际操控体彩票中心的阶段，通过公司运作，体育彩票发行产生的巨额收益，以公司利润的形式名正言顺地留在两家公司手中，再以股东分红的形式在体育总局系统内分配。

　　按照财政部《彩票发行与销售机构财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彩票公益金和发行经费缴入财政专户，按照‘收支两条线’原则进行管理，专款专用”，彩票发行单位对于节余资金的使用，采用“收支两条线”的办法：收入要上缴；而日常的开支如彩票印刷、发行等费用，则要经过申请获得批准。

　　但在熟悉此行业和有关内部人士介绍，正是有了彩票科技公司和彩票印务公司，体育总局得以把彩票发行节余资金转移到本单位。

　　“两公司说自己花了多少印刷费，就是花了多少。”刘国生说，以印刷费为例，按照规定，印制公司用了多少钱，彩票管理中心就应该向上级申请多少钱，但国家体育总局自己开公司，就由两公司来支付印刷费用，达到自肥的目的。

　　2005年6月28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关于200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和之后9月发布的审计公告显示，2003年至2004年，国家体育总局决定，由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向所办的两家公司支付体育彩票发行费9.69亿元，用于彩票印制、发行，但支付的发行费超过实际需要，在扣除全部成本费用后，两公司获利高达5.58亿元。

　　照此计算，两年股本收益率为2149％，这个收益率相当于一个彩民花了2元钱，却买中了4298元的大奖。区别在于，彩民只有很低的中奖率；而这两家公司，却是买一次，中一次。

　　不开工也赚大钱

　　这家“豪华”印刷厂一直没有生产体育彩票，但连续三年赢得巨额利润，其将订单发包后加价卖给体彩中心。

　　但一个事实是，具有高投资回报的中体彩印务公司，其下属的印刷厂却一直没有开工。

　　2003年，在刘国生的乐利达公司退出之后，体育总局投资上亿元从瑞士引入了最先进的彩票印刷设备，在北京亦庄开发区建造了一个现代化的彩票印刷厂，由乐利达的垄断进入体彩中心自身的垄断。

　　印刷厂的负责人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刘锋。刘曾在去年8月初和张伟华同时被检察机关批捕，后被保释。

　　刘国生和刘锋关系不错，2006年4月份见到刘锋时，看到他腰围见长，就开他玩笑说：“你的肚子尺寸已经超过资本家标准了。”刘锋当时笑笑，向刘国生抱怨起自己彩票印刷厂的经营问题：“张伟华不给我任何订单，所以工厂一直没有开工。”

　　《中国青年报》报道披露，这家“豪华”印刷厂于2005年9月竣工，的确一直没有生产体育彩票。

　　而本报记者调查发现，更大的疑问在于，印刷厂一直没有开工，但是所属的印务公司却连续三年赢得了巨额利润。

　　北京市工商局的年检报告显示：2003年、2004年，刘锋的印刷厂所在的印务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8551.84万元、1.2亿元。

　　“根据我的了解，体彩中心给外厂的订单是通过北京彩印公司，用来料加工形式发出去的，再把外厂印成的彩票，作为印务公司的产品，加价卖给体育彩票中心。”刘国生说。

　　刘锋也曾多次向刘国生抱怨，“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有自己的印刷厂，仍有订单不断流到北京金华印刷厂等外厂。”

　　在有关专家看来，投资过亿的印刷厂，建成不印彩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管理上的混乱，并造成国有资产的浪费。

　　另外一方面，体彩中心负责的这两个暴利公司，成为调整中央和各省市彩票中心利益关系的工具。

　　2003年12月，在科技公司成立周年之际，体彩中心减持股份至36％，将另外30％的股份以每股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全国30个省区市的体育局的指定机构，每省受让1％的股份。由此，科技公司股东增至33个，从国家体育总局到各省体育局，利益均沾的格局开始形成。

　　一则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彩票的年销售额自2000年起进入狂飙突进的增长期。当年彩票销售收入181亿元，2001年为288.87亿元，2002年为385.72亿元，2003年是401.4亿元，2004年则为380.57亿元。

　　亟待彩票管理立法

　　“办法”规定体彩“管发分离”，但如何委托发行，是否必须引进公开招投标机制，仍是法律空白。

　　在去年张伟华落马之前，刘国生就从网上开博客直陈中国体育彩票管理漏洞，并取栏目“闲话彩票”，里面多涉及体彩系统内部问题，而在张伟华被捕之后，还多有办案人员多次依据其博客中提到的线索向他核实证据。

　　刘国生不否认体彩曾给他带来的巨额利润，但他表示“这辈子假话说得多了，想说几句真话，总是前怕狼，后怕虎，下不了决心”，这次要“赶在死之前把想说的话说完”，旨在呼吁改变中国彩票业积弊。

　　按照刘国生等业内专家的介绍，目前中国彩票业至少存在三大问题，第一，彩票无法可循，政策代替法律，对策压倒政策，人治高于一切；第二，内部管理混乱，省市不服从中央，领导只关心自己的彩票销量和收益，多浑水摸鱼；第三，缺乏外部监督，自己监督自己，等于没有监督。

　　“彩票有政策做保证，就是交给‘白痴’去发行，也能赚钱。”刘国生说，这是原民政部部长崔乃夫亲口对他讲过的一句“名言”，和国外相比，中国彩票业滞后之处在于没有法制化。正是因为法律的空白，为体育彩票的监管者和张伟华本人，提供了“自肥”的机会。

　　《中国青年报》报道称，2001年年底2002年年初，财政部相继制定了《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彩票发行与销售机构财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明确规定，彩票公益金、发行费用必须实施“收支两条线”管理，纳入财政专户管理。

　　具体到体育彩票，《办法》中规定必须实行“管发分离”体制，即管理工作由体彩中心负责，发行销售委托给公司操作。

　　但如何委托，委托给谁，是否必须引进公开招投标机制，《办法》中缺乏操作细则，法律至今仍是空白，成为彩票管理体制最大的硬伤之一。

　　而正是这一巨大的空白，使得体彩中心在《办法》出台后组建了两家公司———“中体彩”和“北京彩印”。表面上看是“管发分离”了，但实际上为审计报告中所曝光的体彩中心虚增成本、向两家公司转移巨额发行成本费用于发个人奖金、购买高档办公场所等，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在2002年以前，彩票发行费占彩票销售收入比例一度高达20％，2002年后调整为15％。以此测算，中国两大彩票发行机构的发行经费，2000年至2004年分别为36.2亿元、57.77亿元、57.85亿元、60.21亿元和57.1亿元。

　　但在国外，此发行费仅为10%左右，《财经》杂志报道指出，彩票发行费用已经成为发行单位的重要收入，滋生“自肥”等现象。

　　国家行政学院张占斌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要规范彩票发行机制，最重要的是依法治理，建立有效的监管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