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冷箭不可不防

原文发表于2006年7月12日

1990年初，我们投资在北京的彩票制作厂，收到了北京市政府给我们的订单，制作“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集资奖券”，数量为两亿张。国内发行彩票，当时只有福利彩票一种，“六四动乱”之后，社会上谣传彩票的利益被邓朴方侵占，使福利彩票的销售一时受到影响。我厂在投资之初，处境十分困难，北京市政府的“亚运会”彩票，对我公司来说，无异是雪中送炭。

国务院批准发行的亚运会奖券，一共四亿张，每张零售价格为人民币2元。为了生产这批奖券，工厂增加了不少投资。第一批两亿张生产完毕后，我们正等待下达第二批订单，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订单迟迟不来，我们觉得纳闷，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消息，才知道北京市政府当时主管“亚运会”集资奖券发行工作的一位姓刘的（忘记其大名了）秘书长，为了照顾他自己在深圳的一个关系厂，要求把第二批彩票的订单转到深圳印制，他所用的理由是：刘国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有问题。我们听到这种鬼话后，虽然很气愤，但是无可奈何，一是这种冷箭在暗中施放，不公开，无从反驳；二是涉及政治和国家安全，不是你去反驳几句能解决得了的。幸亏当时更高层次的北京市领导，如副市长张百发和市长助理万嗣铨等，都没有被这种毫无根据的攻击所干扰，这第二批的两万张奖券订单，最后还是给了我公司。这位姓刘的秘书长，表明上和我们关系甚好，背后却来这么一手，很令我们惊讶。

事隔十年之后，在我们和体育彩票的交往中，又发生了同类的事。我们在制作体育彩票的过程中赚了点钱，引起一些人的眼红。伍绍祖任担任领导时，总局党组已经通过决议，和我公司合资，但是袁伟民上台后，全部推翻。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后，一再建议用公开和公平的投标办法来解决，但是不被接受，他们要自己干。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司长何慧娴采用了一套政治解决的办法，即提出一套冠冕堂皇的理论，把彩票利益和安全问题，提高到政治层面上来，写成报告送到分管体育的李岚清副总理去批，李岚清画圈后，他们就有了“上方宝剑”。每当有人对他们的做法提出疑问，他们就说我们有“红头文件”。要排挤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外商，居然要动用中央的力量，说明他们自己的脆弱和无能。

在我以前的“博客”文章中，也写过类似的情况，例如福利彩票要排挤体育彩票，也有一套“彩票的属性是社会福利”的政治理论，写成文章送到朱镕基总理那里报批（见“朱镕基现场纠错”一文），总理画圈后，这个“红头文件”就可以成为福利彩票的“上方宝剑”，幸亏发现得早，被收回了。我们在美国照顾桑兰，也有人说把国家体育总局体操管理中心任由我们把桑兰交给西医主治，不请中医主治，是“丧权辱国”等（见“中医，西医，能治病的就是良医”一文）。

我们在中国经营彩票，特别是支持体育彩票，达十五年之久。在此期间，体育彩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甚至超过福利彩票。但是，在何慧娴的这种类同“丧权辱国”政治论调的高压之下，没有人敢提出反对意见。

但这还只是表面的，还有更阴险的。八十年代初我们承担福利彩票的印制任务时，举报了他们的索贿贪污行为，从而受到福利彩票的排挤。到了体育彩票，伍绍祖认为我们做得对，奉公守法，可以信赖。但是2000年袁伟民上台后，他多次把我描绘成“毒蛇猛兽”型的危险人物，要大家小心，否则可能被我送进监狱。彩票管理中心副主任张伟华更进一步，他私下找我公司电脑人员做工作，在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下，动员他们违反保密合同，交出体育彩票电脑系统的软件源码。又说刘国生是国家安全部所注意的人物，以此来恐吓大家。如果张伟华的这种说法没有依据，那么就是无中生有的政治诽谤；如果来源于国家安全部，那么他已经犯了泄露国家机密的罪了。平心而论，像我这样的人，安全部注意是正常的，不注意就是失职了。

在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的今天，这种暗中施放的“政治冷箭”十分恶毒，但不可不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