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14日星期六

三位主任逐个说

原文发表于2006年8月

彩票这个行业,也许因为好处多,油水大,竟令无数英雄好汉“竞折腰”,其中还栽倒了好几个。福利的不算,只说和体育彩票有关的,有福建的倪志钦和李联友,广东的陈柳叶,陕西和西安的一大片,现在轮到体育总局,根据已经证实的消息,“进去了”两个。

但是坏人终究是少数,体育彩票发展至今,仅十二年历史,走过来的路很不容易,如果没有一大批好人在那里默默工作,哪有今天?1994年国家体育总局成立“中国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第一任主任是赵明宇。这位主任从零开始,把体育彩票搞起来,功不可没,他的最大贡献是建立了全国体育彩票的统一发行机制。

福利彩票比体育彩票早发行了六七年,已经在市场上抢占了先机。但是福利彩票的特点是省市各行其是。省市福利彩票的自主权很大,可以自己印制彩票,自己决定彩票规则等。设在北京的“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对各省市实际处于无权状态,缺乏管理力度。赵明宇在任期内,意识到要和福利争夺市场,必须全国各省市统一行动,集中力量,这条路他走对了。他上台后不久,就决定要搞电脑彩票,而且要搞全国联网。但是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电脑系统,谈何容易?需要很大的投资,很复杂的联网技术,赵明宇经总局批准同意,把开发这个系统的光荣任务交给我了。我们和体育总局的电脑人员共同努力,开发了一个成本很低又能满足需要的“非热线”系统,在很短时间内实现全国联网。福利彩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销售“即开型”彩票为主,我们协助体育开发了电脑彩票,走在福利彩票的前面了,为后来体育彩票销量的大幅上升奠定了基础。

小插曲:电脑彩票是一种以“自选”为主的“主动型”彩票。国家文件有明确规定,此类彩票是被禁止的。福利和体育的电脑彩票在初期都自称为“传统型”彩票,就是为了绕开政策上的红线。我们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主管部门明知道这是自己骗自己,也一样骗得过去。想当初不敢把彩票称为“彩票”,而称之为“有奖募捐券”,还不就是因为赌博的嫌疑太大?文件上规定不许搞“六合彩”,就改头换面,出台“五合彩”之类的玩法。政策是自己制定的,也是自己首先去违反的,但是政策不能修改,“死不认错”嘛。这种事情多不胜数。

体育彩票开始形成规模以后,伍绍祖对赵明宇不很放心,怕他钱多了在经济上出问题,就从计财司调来一个张伟华,监督体育彩票的财务。赵明宇脾气有时不太好,给人的印象是比较“霸道”。但是反过来想一想,一些大省市都想搞“独立”,不肯听指挥,统一大业不好搞,不霸道行吗?赵明宇是伍绍祖委任的,也是在伍绍祖离开体育总局前夕,决定将他调离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

赵明宇的继任者是从江苏调来的孙晋芳。孙的个性比较开朗,喜欢哈哈大笑。她上任后和赵明宇一样,也对体育彩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足球彩票”就是在她任内搞成功的。我们在很短时间内为体育彩票开发了“足球彩票”软件,但是足球彩票的整套玩法规则是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在孙晋芳领导下制订出来的。根据这套玩法,中国的足球彩票并没有和中国的足球比赛挂钩,而是借用欧洲足球的比赛结果来决定彩票是否中奖。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我当时很担心这个做法会引起“崇洋媚外”的指责。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我的顾虑是多余的。由于“足球彩票”的成功,使得体育彩票的销量大幅增长,终于在2002年赶上并超过了福利彩票。

体育彩票销量的上升,并没有使当时的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对孙晋芳感到满意,因为孙晋芳有一件事没有办好,那就是她上任后,没有完全按照袁伟民的心意立即把刘国生赶走。当时分管体育彩票的副局长是于再清,他为人正派,给我的印象很好。于再清和孙晋芳一样,为保护彩票利益和安全,不愿意对我采取激烈的排挤措施,争取通过谈判拉近双方的差距。于再清为了接任国际奥委会的职务,去美国学英语,我和孙晋芳之间的谈判实际已经很接近,我已经准备等于再清从美国回来后拍板作决定。就在于再清回国前夕,袁伟民召开党组会,把于再清分管体育彩票的权力卸掉,转给何慧娴。消息传来,我们打电话通知主管江苏体育彩票的陈柏,他马上说:完了,孙晋芳要倒霉了。果然,何慧娴主管体育彩票没多久,就把孙晋芳调离了体育彩票。江苏的陈柏到北京来接孙晋芳回江苏休假,我们目送孙晋芳离开北京,不知说什么好。

孙晋芳离开后,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一职,由计财司司长张昊兼任,实际的管理大权落在张伟华之手。张昊和于在清一样,比较正派,他一向对体育彩票没有什么个人野心,只指望体育彩票给他增加一些经济上的来源,解决他的财政需要。张伟华表面上谨小慎微,实则个人野心极大,早就想当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主任,现在他终于搞到了主管体育彩票的实权,可以说是小人得志。他与何慧娴两个一唱一和,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找我公司电脑工程师个别谈话,搞“策反”;用“空头支票”这种乱许愿的办法来收买我公司员工,为他搞“地下工作”。不久后,我们就退出了体育彩票,迅速撤离中国。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公司的电脑工程师没有一个“叛变”,不是因为对我“忠”,而是严守电脑工程师的职业道德,都是好样的。收了张伟华“空头支票”的员工,事后发现支票不兑现,也很后悔,但是已经上当了。

张伟华主管体育彩票以后,销量出现下滑,西安出现全国性体育彩票丑闻,但是张伟华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不仅如此,本来全国统一的体育彩票,开始出现一些省市分崩离析各行其是的局面,张伟华明显缺乏统管全局的能力。2004年国家审计署李金华提出了批评国家体育总局的第一次审计报告后,何慧娴公开为体育总局辩护,张昊倒是有自知之明,提出不再兼管体育彩票,何慧娴就在党组会议上推荐升张伟华为正。有人在党组会上对张伟华的业绩表示疑问,何慧娴说她用“人格担保”张伟华没有问题。这个上海女人的人格就是如此不值钱,在党组内其它成员的反对之下,张伟华的升正梦没有实现。2005年国家审计署第二次提出批评体育总局的审计报告,而且具体指名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有“作虚弄假”行为,张伟华开始日子不好过了,不断地写交待材料,仍然是百般推卸责任,不肯认错。这个“作虚弄假”案经过一年多的沸沸扬扬,随着张伟华调离体育彩票的消息,不了了之。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体育总局党组(不知是老党组还是新党组)在这个问题上是又保又盖,替他承担了。这两天忽然听到新消息:他“进去”了。看来除了“审计报告”事,还有其他更严重的问题。最令人不解的是还搭进去一个刘锋。上次见到刘锋时,看到他腰围见长,我就开他玩笑说:你的肚子尺寸已经超过资本家标准了。

赵明宇调离体育彩票之后,主管航空体育,脾气也改进很多;孙晋芳调离体育彩票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调整”后,接管网球运动。他们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都有很出色的表现。在我心目中,这两位至今仍然是我的好朋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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