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对人严，对己宽”

原文发表于2006年9月


我在国外行商四十年，公司账目被税务局审计无数次。在泰国行商的20年中，我的身份就已经是外商。税务局到我公司突击查账至少三次，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一大批查案人员来势汹汹，到办公室将公司账册和一切可以拿走的文件和记录全部装箱拿走，突击查账的起因通常是本公司职工或竞争同业的举报。税务局把账本取走后，并不真去查看这些帐目，太麻烦了，就根据有人举报的问题，并看准我账目中还能挑出更多毛病这一点，就可以和我讨价还价，最后议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罚款数字，就算完事了。除了税务局，有时还需要应付海关的调查。

我在中国大陆以外商身份行商约20年，被北京和天津两地的税务局查账审计很多次，但其方式要文明得多。在规定的时间内，税务局工作人员到我公司工作若干天，彻底查阅全部帐册，合同和有关资料。如果发现逃税避税行为，除了必须补交税款外，还要交纳若干倍的罚款，和金额巨大的滞纳金。有时所欠税款不多，但是加上罚款和滞纳金，其金额就很可观。情节严重的，公司主管人要承担刑事责任，可以判罚坐监。我公司在创办初期，办理海关进口手续时，使用不正当手段逃税，该员工被解聘后，立马到海关举报，海关找上门来查账，被罚款的是我，因为报关文件是我签署的。

我在美国定居，作为美国纳税人，必须申报在世界各地的全部收入，包括在中国的收入，如果填报失实，后果会很严重。我在美国也曾经多次被税务局审计过。美国人最害怕的就是被IRS（税务局）审计。我经过多年的惨痛经验教训，早已得出结论：违规犯法所得恶果远大于守法，付出代价太高；依法办事成本最低，最具效益。依法办事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晚上睡眠比较充分，有益身体健康。但是我老刘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这些严惩手段，我老刘未必肯安分守法。

纳税是强制性的，因此政府对纳税人的逃税避税行为，采取了各种严格的制裁手段。国家审计署对各政府部门进行审计，又将审计结果公诸于世，这是对全国纳税公民负责的表现。但是审出的违规腐败行为应如何处置？9月13日《上海证券报》对此有以下分析评论：

（节录）“李金华审计长在审计报告中曾指出：“落实管理责任，对因管理不善造成的严重违法违规和重大损失浪费问题，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热议审计报告时也指出：“只有纠正得越快，国家的损失才能越小。”但是，由于法律上的漏洞和执行的不力，相关责任人难以受到严厉问责。

首先，我国《预算法》所规定的三种违法责任，所受到的惩处居然都是“追究行政责任”、“行政处分”，没有一项惩戒机制具有威慑力。而且，三种违法责任都是针对预算执行的，而对预算编制、资金拨付、情况报告等方面的不当行为，没有规定惩戒措施，连“行政处分”都没有。

其次，对于预算法律责任的追究，我国《刑法》也没有相关规定。这就意味着，违反预算法的行为，最高责任就是行政责任，处罚畸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刑法》中有规定的挪用公款都行为，依然受不到惩处，就属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了。

与违法面临的轻微成本相比，违法的收益却非常大，一些部委违反预算法的行为，违法金额动辄上亿元，相当一部分转化为职工福利被挥霍一空。而敢于这样干的部委似乎有增多之势，根本原因就在于问责不力。我们一方面要完善法律，一方面要对法律已有规定的惩戒措施严格执行，尽快以问责遏止住违反预算法的势头，防止这种恶劣的做法泛滥成灾。”（节录完）

《上海证券报》的这篇文章的分析可以说是到点到位了。如果你将审计署对政府部门的审计，对比税务局对纳税人的审计，特别是对违规行为的处理上，不难看出这里面存在一个“对人严，对己宽”的问题。难怪出现“屡审屡犯”这样的怪事，“惩戒措施和问责制”如果跟不上，几年前的“审计风暴”就快会变成“审计疲劳”症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