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劳”，“苦劳”和“摘桃子”

原文发表于2006年8月


我在昨天的博客中已经希望结束对彩票问题的讨论，现在看来停不住，有人在我的博客文章后面上发表了带官方语气的长篇评论（详见昨天我博客文章后的评论），涉及很多人，谈到“苦劳”和“功劳”等问题，使我不得不多说几句。

2001年下半年，孙晋芳接手体彩管理中心主任职务后，带同两位副主任（张伟华和周绍兰）找我谈话，代表体育总局领导，表达了体彩中心接管电脑彩票软件的决定，要求我配合。后来总局副局长于再清（分管彩票）又亲自带同张伟华找我谈话，重申总局党组的这一决定，不但要求我配合，还要求我对体彩中心的接管要“扶上马，送一程”，虽然当时我想不通，但是知道大势已去，只能同意。

为了保证体育彩票的发行不受影响，双方同意这一过渡必须平稳，需要时间，双方就这个过渡时间的长短进行了谈判。孙晋芳要求必须在两年内完成交接，我们希望长一些，一方面考虑电脑软件的开发很复杂，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如果出问题，我也有责任。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多赚些钱。

当时我们在体彩中心有一个“内线”，你猜是谁？就是张伟华。我们和孙晋芳虽然已经认识很久，但是她在这个过渡期问题上态度强硬，几乎是寸步不让，我们对她很有意见，觉得她不顾多年的交情，不给面子，已经对我们“翻脸不认人”了。体彩中心当时唯一能够和我们“交心”谈问题的，只有张伟华。我们和张伟华不断通电话，讨论这个过渡期的长短问题。张伟华多次建议我们要尽量争取长一些时间，我们很感激张伟华如此支持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向孙晋芳提出：要求将这个过渡期延长为五年。双方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相持不下。

由于开发足球彩票电脑软件的需要，这个谈判断断续续，但是我们和张伟华的暗中联系一直不断。后来我们觉得不宜过于坚持，可以让步，尽快达成协议，决定把这个面子留给于再清，等他从美国回来后拍板。我们也把这个意见在电话里通报了张伟华。

就在于再清回国前夕，总局党组突然开会决定，卸除了于再清分管彩票的权力，将之转给何慧娴。何慧娴接管彩票后不久，又将孙晋芳调离彩票。虽然说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但是明显不正常，我相信就是因为这个过渡期问题没有谈下来，造成她的调离。至此我才恍然大悟，我们采用了张伟华的馊主意，结果害了孙晋芳，而这正是张伟华所求之不得的结果：挤走孙晋芳。我老刘自以为阅人很多，经验丰富，却在不知不觉之间，被这个“政客”所利用，满足了他的个人野心。其实在赵明宇离开体育彩票时，总局领导伍绍祖曾经表示要调孙晋芳来主管彩票，当时张伟华和我们关系不错，就要求通过我向伍绍祖表达他的意见：如果孙晋芳来管体育彩票，他就不干了，他说这话时，还有总局其他人在场。

张伟华掌握实权后，很快露出真面目，他与何慧娴两个一唱一和，把“窝里斗”升级为“敌我矛盾”。这些情况都在我过去的博客文章中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张被捕后，还有人为他鸣冤，说他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张伟华为了挤走孙晋芳如此煞费苦心，这就是他的“苦劳”了。

我误解了孙晋芳，感到负疚。对于她在受到委屈之后，仍然能够为国争光，表示钦佩。如果说孙晋芳在彩票中心“摘了桃子”，到了网球中心又“摘了桃子”，那么二十年前的中国女排三连冠时，也是“摘桃子”吗？怪不得姓孙，原来她是孙悟空的后代。

从后来了解的事实看来，张伟华的一切作为都是以表现自己为目的，完全不把彩票利益放在眼里。他的亲属多次宣布：我们伟华早晚要当体彩主任。

张伟华从一开始就在彩票纸张的购买问题上多次作弊，已经到了屡教不改的地步。这个问题早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体育总局花费过亿，投资兴建彩票制作厂，三年不开工，这种事已经够荒唐的了，据说还有更荒唐的事：总局投入巨资，购买了十分先进的电脑软件，遗憾的是它和彩票制作厂的命运相同，长期无法投入使用，省市体彩对这套软件的意见很大。据说在最近的省市体育彩票工作会议上，某负责人多次强调对此事要大讲特讲它的好处，要大家统一口径，其目的是“捂盖子”。这套软件既然如此先进，为什么还要“统一口径”？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捂不住了。如果认真追查下去，还可能牵出财政部内的问题人物。

北京传来消息：张伟华在“拘审”之后，已经正式“逮捕”，如果罪名成立，不仅要坐牢，他的上级领导也难逃责任，如果是“滥用职权罪”，更与上级有关。这种事如果发生在日本，我相信他的上级不是“引咎辞职”，就是“剖腹自杀”。幸亏发生在中国，可以“推卸责任，死不认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