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社会正义”人人有责

原文发表于2007年4月

本月2日，当《中国青年报》报道体育彩票“掌门人”案时，我已经离开纽约前往北京。我在离开纽约前，已经获悉检察院对张案的侦查于1月22日结束，但是还没有向法院提出公诉。检察院“侦查”部门的办案时限是6个月，因此张案在1月22日结案符合规定。

据了解，此案目前还在检察院内“侦查”和“公诉”这两个部门之间转圈，“侦查”部门可能认为案子已经查明，证据已经充分，“公诉”部门可能认为某些证据还需要复查或补充。这种反复是正常的，说明检察院办事情是慎重的。

这样反复下去，会不会没完没了？据说不会。“公诉”部门有权要求复查，但是最多两次，每次的时限为一个半月。照此计算，张案最迟应在4月22日提出公诉。但是，如果张案的侦查项目增加了，例如开始时是“滥用职权”，后来又增加了“贪污受贿”，那么侦查时限又要重新计算，但是也不会无限期地推延下去。据说有规定，检察院立案接办一个案子，时限最多一年半，必须了结。对于“嫌疑人”，检察院总不能无限期扣押下去，最后要么提出公诉，要么“无罪释放”。

在中国，检察院的操作能否“相对独立”，不受外界干扰？我不敢肯定，但是希望如此。17年前，我曾经举报福利彩票的索贿贪污，也由北京市检察院负责查案，后来该院办案人员被买通，几乎完全翻案，最后由当时刚成立不久的“最高检反贪局”出面，局长赵登举亲自出马，将北京市检察院两个办案人员逮捕起来，才使该案顺利侦结，提起公诉。赵登举后来升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详见我去年7月6日博文《反贪局长赵登举》）

中国的事情，往往在最后一分钟起变化。既然张案还没有走出检察院，一切都还可能出现反复。我回到北京后是否会被检察院请去“协助调查”？这可说不定。很多关心我的人劝我不要冒险，但是我终于决定回国。我家“政委”已经准备了我被检察院请走后“下落不明”时的“营救措施”。

回到北京后，本来以为很多朋友不敢来见，没想到从第一天起就访客不断，想见的老朋友全都见了，来不及见的也通了电话，还会见了很多新朋友。最令我们高兴的是桑兰还专门赶来，陪住了五天，这是以前没有过的。

这次回国，还接待了两家报刊的采访，一是《南方周末报》的小马，另一是《新京报》的小杨。小马今年才26岁，已经担当了不少重大案件的采访任务，在采访张伟华案之前，他采访了郑筱萸案。他在杭州足足对我参访了12小时，我到了北京后，他不断来电话，核对一些事实，并要求补充。到达北京前我已经接受《新京报》记者小杨的采访要求，但是没料到我到京后小杨要求立即采访，一天都不能等，最后是在我接待其他朋友时将小杨的采访插入，让我的四五位朋友作现场旁听。小杨过去写过有关彩票的报道，因此对彩票并不陌生。他在采访过程中忍不住发笑，他说我的模样就和我博客网站上的卡通画一模一样。

《新京报》在4月16日发表了有关张案的文章，内容比4月2日《中国青年报》对此案的报道增加了深度，但仍然以案子为主。《南方周末报》于4月19日发表的文章，更进一步对此案从体制的层面上进行分析，是至今我所见到的有关彩票的最全面和最有深度的调查分析文章。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到彩票的业内人士写出过这样有分量的分析文章来。

彩票的业外人士已经纷纷公开发表意见了，我希望彩票的业内人士也应该公开（匿名或实名）发表意见。彩票是公益事业，公益事业的一切内容都应该公开透明。如果你知道内情而不敢说，不论你出于何种考虑，最低限度你不如我这个老头子。

如果你知道内情而不愿意公开发表，也不勉强，但是你可以直接向检察院举报，或提供线索。如果你这样做，也是一种对社会公益事业负责的态度，申张了“社会正义”。检察院“张伟华专案组”组长是马军，电话是：北京8154-4301。（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