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2006年9月
1990年,由于北京市政府发行的“亚运会集资奖券”发行成功,使得各省市体委都想乘机发行体育彩票。当时我已经在国内投资设厂制作彩票,彩票市场的唯一客户“福利”彩票又因为我举报“索贿”案和我翻脸,我决定靠拢体育,和他们一起争取政府批准发行体育彩票。对我来说,当时也确实没有其他路可走。
广东,福建,江苏,吉林等,是体育彩票的先行省市。广东历来有“独立”倾向,喜欢自搞一套,不愿意和别省市掺乎。因此我和福建,江苏和吉林建立了比较亲密的友谊。省市的体育彩票在开始阶段都面临一个启动资金问题,由于没有这笔预算,都希望我能给他们一些支持。幸亏我在制作“亚运奖券”的过程中赚了一些钱,就用这笔钱一方面来维持工厂,另一方面赞助省市体育彩票。
在福建,接待我的是荆福生,倪志钦,李联友等人。我在福建投资建立了当时全国第一个电脑彩票系统。全套设备从瑞典进口,共50台终端机。遗憾的是这个彩票系统在“襁褓期”内就夭折,我的几十万美元的投资全部泡汤。夭折的原因至今不明。
在江苏,接待我的是孙晋芳,华明,陈柏,张耀辉等人。他们提出,要我免费提供一批既开型彩票,我记得数量是2000万张,他们好利用彩票销售所得来启动江苏省的体育彩票。对此我欣然同意。江苏省后来利用这批彩票果然把体育彩票的运作给启动起来了。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江苏的朋友们还经常称道我当时免费提供的这批彩票。这也许是后来老袁要赶我出局而孙晋芳又不忍对我“下手太狠”的原因吧。
在吉林,接待我的是李鹏志和刘丽娟等人。由于当时还没有全国统一发行的体育彩票,李鹏志提出,要组织一个“全国彩票研讨会”,要我作为这个研讨会的赞助单位。对此我又欣然同意。“第一届全国彩票研讨会”于1991年在福州市召开,“第二届全国彩票研讨会”于1992年在吉林市召开。来参加这个研讨会的全国各省市体委代表十分踊跃,为后来发行全国体育彩票奠定基础。这两次会议,我不仅提供了经费,还多次被邀请在会议期间讲课,介绍国外彩票发行情况。由于这两次会议,在全国发行体育彩票逐步形成气候。
1993年,在我的创议下,组织了一次到美国迈阿密参加国际彩票会议的活动,直接考察国外的彩票发行。参加这次考察的,不仅有全国各省市体委和体彩负责人,如李鹏志,孙晋芳,倪志钦等,还有国家体委的张昊司长,和人民银行总行当时主管彩票政策的一位女处长。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在国家体委伍绍祖和袁伟民两位主任的推动下,国务院终于于1994年批准发行“体育彩票”。这个发行权虽然落入当时的“国家体委”之手,各省市体委都表示支持,“全国彩票研讨会”也就自动结束了。初创期的体育彩票
Tuesday, September 26th, 2006
1990年,由于北京市政府发行的“亚运会集资奖券”发行成功,使得各省市体委都想乘机发行体育彩票。当时我已经在国内投资设厂制作彩票,彩票市场的唯一客户“福利”彩票又因为我举报“索贿”案和我翻脸,我决定靠拢体育,和他们一起争取政府批准发行体育彩票。对我来说,当时也确实没有其他路可走。
广东,福建,江苏,吉林等,是体育彩票的先行省市。广东历来有“独立”倾向,喜欢自搞一套,不愿意和别省市掺乎。因此我和福建,江苏和吉林建立了比较亲密的友谊。省市的体育彩票在开始阶段都面临一个启动资金问题,由于没有这笔预算,都希望我能给他们一些支持。幸亏我在制作“亚运奖券”的过程中赚了一些钱,就用这笔钱一方面来维持工厂,另一方面赞助省市体育彩票。
在福建,接待我的是荆福生,倪志钦,李联友等人。我在福建投资建立了当时全国第一个电脑彩票系统。全套设备从瑞典进口,共50台终端机。遗憾的是这个彩票系统在“襁褓期”内就夭折,我的几十万美元的投资全部泡汤。夭折的原因至今不明。
在江苏,接待我的是孙晋芳,华明,陈柏,张耀辉等人。他们提出,要我免费提供一批既开型彩票,我记得数量是2000万张,他们好利用彩票销售所得来启动江苏省的体育彩票。对此我欣然同意。江苏省后来利用这批彩票果然把体育彩票的运作给启动起来了。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江苏的朋友们还经常称道我当时免费提供的这批彩票。这也许是后来老袁要赶我出局而孙晋芳又不忍对我“下手太狠”的原因吧。
在吉林,接待我的是李鹏志和刘丽娟等人。由于当时还没有全国统一发行的体育彩票,李鹏志提出,要组织一个“全国彩票研讨会”,要我作为这个研讨会的赞助单位。对此我又欣然同意。“第一届全国彩票研讨会”于1991年在福州市召开,“第二届全国彩票研讨会”于1992年在吉林市召开。来参加这个研讨会的全国各省市体委代表十分踊跃,为后来发行全国体育彩票奠定基础。这两次会议,我不仅提供了经费,还多次被邀请在会议期间讲课,介绍国外彩票发行情况。由于这两次会议,在全国发行体育彩票逐步形成气候。
1993年,在我的创议下,组织了一次到美国迈阿密参加国际彩票会议的活动,直接考察国外的彩票发行。参加这次考察的,不仅有全国各省市体委和体彩负责人,如李鹏志,孙晋芳,倪志钦等,还有国家体委的张昊司长,和人民银行总行当时主管彩票政策的一位女处长。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在国家体委伍绍祖和袁伟民两位主任的推动下,国务院终于于1994年批准发行“体育彩票”。这个发行权虽然落入当时的“国家体委”之手,各省市体委都表示支持,“全国彩票研讨会”也就自动结束了。
在91-92-93这三年的过程中,在“福利彩票”的种种阻力下,谁也没有绝对把握能从国务院把体育彩票的发行权给拿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和体育结成了一种“同舟共济”的友好关系,这是任何其他公司都无法和我竞争的主要原因。有人总想知道我是如何“买通”老伍从而进入体育彩票的,这些人不了解上面的这段历史,不知道我参与了体育彩票的整个创始过程,这不是“花钱买通”所能办得到的。再说,老袁对我同样是支持的,只是到了99年“三讲”期间,他和老伍的矛盾表面化,才开始对我变脸。
每次想到这个三年的奋斗过程,我总是想起“共患难易,同富贵难”这句话。(完)
在91-92-93这三年的过程中,在“福利彩票”的种种阻力下,谁也没有绝对把握能从国务院把体育彩票的发行权给拿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和体育结成了一种“同舟共济”的友好关系,这是任何其他公司都无法和我竞争的主要原因。有人总想知道我是如何“买通”老伍从而进入体育彩票的,这些人不了解上面的这段历史,不知道我参与了体育彩票的整个创始过程,这不是“花钱买通”所能办得到的。再说,老袁对我同样是支持的,只是到了99年“三讲”期间,他和老伍的矛盾表面化,才开始对我变脸。
每次想到这个三年的奋斗过程,我总是想起“共患难易,同富贵难”这句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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