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长赵登举

原文发布于2006年7月6日

1990年，新上任的“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原名：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发行中心）主任张景发向我查询他的属下是否有违规行为，我如实向他报告了他的彩票印制处长韩战平的索贿事实。韩战平是发行中心新上任的印制处长，他上任后不久，就直截了当地向我提出“利益分配”问题，要求我从印制合同中抽取百分之五给他。张景发知道这个问题后，认为无法从主管福利彩票的民政部内部解决，因为部长崔乃夫和韩战平的父亲韩先楚渊源很深，不可能秉公办理。张景发建议我直接报告检察部门。（详情见我6月19日所写的“一个共产党员的悲哀遭遇”）

我找了北京市检察院。该院很重视这个案件，他们经反复研究之后，告诉我这种事情必须当场人赃两获，才比较好办，否则很难处理。我也知道韩战平的父亲是军区司令，非同一般，如果不是“抓现场”，不足以说明问题，因此同意配合。1990年上半年某日，我们准备了一万美元，准备交给韩战平，事先通报了北京市检察院。按照检察院的安排，我们约韩战平到当时我们所住的北京丽都假日饭店取钱，韩战平按时到达，不知道已经走入北京市检察院所设的包围圈。当他取了钱走出旅馆大门时，在大门外被检察院逮捕了，从他身上搜出了这一万美元。

韩战平被捕后，北京市检察院开始进行例行的侦讯工作，我们也被反复问话，核对事实。有一天，我们被请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反贪污贿赂局，局长赵登举亲自接待我们，这才知道此案已经由高检反贪局直接办理。据赵登举告诉我们，那天晚上在丽都饭店大门外逮捕韩战平时，他亲临现场，就坐在汽车里观察整个过程。原来他就是幕后的总指挥。

那时的民政部大院，就在北京饭店西面的“南池子”胡同里，而高检的大院，紧贴民政部，就在它的隔壁。赵登举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类似“铁面关公”型的人物，眉毛很浓，穿着军装，有一种无形的威严。他亲自审理此案，和我多次见面，直接向我查询了很多问题。

既然是抓了“现场”，又是人赃两获，应该是铁证如山，没有什么可疑了，想不到竟然也会有变。崔部长忽然宣布此案出现复杂问题，不是想象中这么简单。究竟有什么复杂问题？他不说。原来是有人买通了北京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让韩战平的妻子王群装扮成女护士，进入拘留所，和韩战平进行串供，编造出一个内外一致的说辞，把索贿所得的一万美元说成是另有合法用途。这一阴谋之所以得以揭发，是因为高检反贪局的赵登举局长把北京市检察院的两个办案人员也逮捕之后，这才真相大白。赵登举铁面无私，还有这么一手，把自己人抓起来了，是我所想象不到的。

韩战平案，发生在“六四动乱”之后，政府对于贪污腐败问题，开始下决心整治，这在当时是有利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韩战平的父亲韩先楚是军区司令，刚去世不久，据说韩战平被拘留后，韩的母亲多次去中南海吵闹，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把我的儿子放出来，我就把你们儿子所干的丑事也抖出来。这说明从反贪局到中央领导，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压力。我们所受到的压力就更不用提了。我们在国内所投资的项目就是印制彩票，而国内发行彩票的独此一家，我们揭发韩战平的索贿行为后，连我公司内的高层主管也认为我做了天大的蠢事，说吃回扣是很普遍的问题，你把人家举报了，将来谁还敢和我们做生意？自从韩战平被铺后，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人就开始找我们麻烦，借口质量问题不断退货，我们在当时确实是走投无路了。

反贪局长赵登举最后一次和我见面谈话，是想知道我们作为此案的原告，是否有可能在压力下翻案，是否能坚持到底。开始时我不知道他用意何在，以为他另有想法，后来才知道他是怕我改变主意。我向他明确表示：宁可公司垮台，也不会翻案。

不久后，韩战平案移交法院审理，韩战平除了在彩票印制问题上有索贿行为外，在他主管广州地区的彩票销售时，也有作弊行为。贪污的金额总共不过人民币十多万元，和今天的几个亿或几十个亿的大案，简直没法比，但是在当时就算大案，我记得当时宣布的量刑标准是几千元就可以枪毙。韩战平最后被判了一个“死缓”。

韩战平案总算终结了，赵登举局长的功劳是大大的。此案的唯一缺陷是那一万美元的“道具”没有还给我们，有点不清不楚。大概是有人认为我也有行贿罪，应该罚款吧？

韩战平案判得如此重，我也始料不及，觉得有些后悔。既然我后来有这个决心坚持到底，不怕砸了饭碗，何不从一开始就拒绝他的索贿？我毕竟是同意他的索贿要求之后又去举报他的，这样做是否害了他？总之，走出第一步时就已经错了，我是有责任的。

韩战平的妻子王群为了救他丈夫，和他串供，为此她也被关押了一段时间，付出了代价。我钦佩她的勇气，特别是韩战平平时对她不好，在广州有一个公开的情妇，甚至明目张胆把她带到北京家里去住。王群本是韩家的一个女护士，嫁给韩战平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她明知丈夫对她不忠，仍然忍耐。韩战平判刑后，王群和他正式离婚，带着一个女儿过日子。我听说她们母女俩生活比较艰苦，通过朋友接济了她们几万元。韩战平的违法行为应该由他自己承担，不应该影响亲属和下一代。

韩战平在狱中服刑时，福利彩票已经和我完全中断关系，崔乃夫部长控制下的民政部党组通过决议，禁止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和我继续往来，发行中心主任张景发知情不报，也被贬。我离开福利彩票后，公司的业务在困难中度过了几年，终于开发了体育彩票这个客户，而且搞得有声有色，福利彩票对此咬牙切齿，不断传话过来，说韩战平要对我进行报复，以此来恐吓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喊打喊杀之声不绝于耳。

赵登举已经退休，他退休前官拜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两三年前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国庆晚会上，他坐在主席台下面最前排的宴席上，我坐在第二排的宴席上，而且都在中间部位，离得很近，我特地走过去和他打招呼，向他表示敬意。（完）